[课外阅读]论《左传》中的顺叙和倒叙

【课外阅读】论《左传》中的顺叙和倒叙

西方叙事理论有叙事时间这一概念，还原为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的概念，就是顺叙、倒叙以及预叙等，这些被传统叙事理论称为的叙事形式法则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对历史时间（或称故事时间）的操作。中国的叙事作品应该说发源于甲骨卜辞，但甲骨卜辞的叙事极其简略；《春秋》经的叙事日渐丰富，但就叙事规模而言还非常琐碎；《国语》虽然有了一定的规模，但记言多于记事。只有《左传》可以称作中国早期叙事作品的成熟之作，它的规模庞大，且叙事手法多变，正如《左绣·读左卮言》所讲：“种种手法开天地未有之奇作，古今莫越之。”《左传》中的叙事时间类型是丰富多彩的，可以说涵盖了顺叙、倒叙、预叙的多个方面。本文将详尽分析《左传》中的顺叙和倒叙两种叙事时间类型，关于预叙等叙事时间待另文论之。

顺叙

《左传》文本本身的顺叙情况可以作三方面的认识：首先，从宏观上说，《左传》整个大文本本身的时间顺叙，也就是春秋鲁十二公的事件的编年体性。这个时间顺序是固定的，不可能打破的。其次，鲁十二公中每一年的顺叙性。如庄公，《左传》从庄公元年一直叙至三十三年，这个时间顺序是严格按历史时间而叙述的。最后，每一年的历史事件的总体走向亦是严格的顺叙的。《左传》十二公每年事件的叙述是一种积木式的，也就是说，每一年中，有许多事件发生，被《左传》记录下来，这种记录顺序是按时间顺序的。同样，单一事件的叙写，其总的趋向也是顺叙的。如《左传·成公十八年》：“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华元如晋告急。韩献子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晋侯师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师于靡角之谷。楚师还。”此事件中从“冬，十一月”叙起，依次楚伐宋、宋告急、晋救宋、楚师还。这里叙事时间是严格遵循历史时间的。小的事件如此，大的事件如五大战役的叙写等整个叙事过程也是如此。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冯李桦的评点作品《左绣》中提到了顺叙的变体 “正叙”。实际上，《左传》中的正叙是与原叙相对的一种叙事时间。所谓“正叙”，是指事件的叙述严格的以该传中叙事时间为起点，依次顺叙下去的叙述方式。这里的叙事时间是单一的，不间断的线性叙写。《左传》中大多数事件的叙写，都是采用正叙的方式。如《左传·成公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莒。戊申，楚子入渠丘。……”此事件之顺叙为典型的正叙。

论《左传》中的顺叙和倒叙而原叙则是指一种交代背景的叙述时间。它与正叙的区别是叙事时间起点的不同。如果以此传中叙事时间起点算起，原叙是一种倒叙。它是从过去叙起，然后到该传之事件。如《左传·文公十六年》中宋公子鲍礼于国人事，此传从开始一直原叙到“冬，十一月甲寅”，才是该传中的起始叙事时间点。单纯的原叙在《左传》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其一般的构成模式是原叙加正叙。关于原叙的具体分析，我们将在倒叙中进行，此处从略。

纵观整个《左传》，顺叙性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这表明，中国叙事作品的叙事时间，从源头开始就是以顺叙为主的。这种特征与西方叙事作品有极大的不同。西方叙事作品以《荷马史诗》为源头形成的叙事是从中间开始，而追叙过去，然后再向下运行。同是对故事时间反映的叙事时间在中西之间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也就是说，《左传》中为什么说顺叙性是居主导地位的呢？思考的出发点是传统与思维的影响。

从表层上讲，《春秋》编年体的特征对《左传》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杜预《春秋序》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此处言及了《春秋》编年体的体例，实际上也是如何记录事件的模式。年分四时，四时分十二月，月又分日。这样形成了一个“年—时—月—日”的时间顺序。通过这样的时间顺序，就会将天下万事纳入一个可记录、可叙写的时间范围内。一方面说，这种模式可以化成史书的样式、体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时间叙事观，很清晰地形成了一个按顺序记事、叙事的理念，这种理念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总之，这两方面可以见出《春秋》叙事体例对《左传》的顺叙影响是很大的。

从深层上讲，《左传》以顺叙为主的特征同汉语语言的特征，以及所反映的叙事思维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

在语言学家那里，一个人的思维形式是受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语言形式的那些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的。人类思维中概念的形成、推理的展开以及描写、叙述等反映客观世界的活动都无不受制于语言，并且通过语言而表现自己。所以，作为以语言为工具叙述人类活动的叙事受制于潜隐的语言形式是极其自然的。

由于语言的形成存在着地域的差异性，不同的民族的思维习惯必然影响着语言形式，这种不同被语言形式的核心——语法所反映出来。众所周知，叙事是一种对事件的描述，在这种活动中，动词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语法中，反映动词特性的是施事句，正是从施事句上表现出了汉语独有的叙事的顺叙性。

汉语施事句的特点在近几年文化语言学的烛照之下日益明晰。古汉语句子一般由句读本位、时序铺排、意尽为界组成，“汉语的句子格局着眼于句读在一定的表达功能作用下的逻辑铺排。”这种逻辑铺排在施事句里是顺时间事理而移动的。申小龙先生对《左传》的语言形态作了详尽的统计分析，从而探求汉语施事句的特征。他把《左传》施事句按句中动词的多少分成12类，从单段直至十三段。句中动词的出现有两类：并列、连贯，而连贯的动作流式施事句占了大多数。这种连贯性施事句的动作的出现是以时间为序的。如：《左传·文公三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宫，及郢。”；《左传·成公二年》：“（楚）乃大户，己责，逮鳏、救令，赦罪，悉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石恶将会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敛以之，惧不克，且曰。”

申小龙通过对以《左传》为样本的汉语句型的研究得出结论：“如果说西方语言的句子脉络是一种以动词为中心的空间结构体，那么汉语句子的脉络是一种具有逻辑天籁的心理时间流。它不象西方语言的句子那样以动词为中心搭起固定框架，以‘形’役‘意’，而是以意义的完整为目的，用一个个语言板块（句读段）按逻辑事理的流动、铺排的局势来完成内容表达的要求。”这种逻辑事理在动词那里便是时间的先后或者是因果的次序。这种句法上的特征实在是汉民族心理时间的反映。

通过以上的文化语言学上的寻找，我们发现，汉民族在叙事的内在的思维习性上是具有顺序性特征的，这种特征最终决定着中国叙事作品的“顺叙”性。这就是《左传》叙事事件“顺叙”如此之广、之多的内在的、决定性的因由。

倒叙

《左传》中的倒叙一般说来有三类：其一，是所谓《左绣》中常言的原叙；其二，是以“初”字引起的事件叙写，在《左绣》里面也称追叙；其三，是以时间为标志的倒叙；其四，以“于”字引起的倒叙

首先论“原叙”。笔者曾在前文顺叙的论述中，言及“原叙”。从《左传》文本角度出发，原叙是倒叙。如《左传·宣公元年》：“宋人之弑昭公也，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宋，宋及晋平，宋文公受盟于晋。又会诸侯于扈，将为鲁讨齐，皆取赂而还。郑穆公曰：‘晋不足与也。’遂受盟于楚。陈共公之卒，楚人不礼焉。陈灵公受盟于晋。秋，楚子侵陈，遂侵宋。晋赵盾帅师救陈、宋。会于林，以伐郑也。楚贾救郑，遇于北林，囚晋解扬。晋人乃还。”《左绣》评曰：“此文后半是正叙，前半是原叙。”实际上，所谓前半的原叙，如果相对于“秋，楚子侵陈，遂侵宋。”这个叙事起点而言是一种倒叙，其故事时间是早于“秋”的。这类情形在《左传》中还有许多。

其次，论“初”字引起的倒叙。《左传》中“初”字共使用了八十六次，使用频率极高。以“初”字引起的叙事时间种类也很多。从广泛意义上讲，都属于“倒叙”。但是，由于“初”字引出的叙事片断在整个事件叙写中所处位置不一，因而又可以有追叙、补叙、插叙等之分。

有“初”字位于事件之首的，如《隐公元年》：“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郑庄公生于郑武公十四年（公元前757年），到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此时已经36岁了。这段文字，时间整整倒叙了36年。因而，从叙事时间上说属于倒叙。此类“初”字引起的叙事时间实际上是类同于原叙。

有“初”字位于事件结束的，可称之为补叙或者追叙。《昭公五年》：“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接下来是卜丘的一段析卦之辞。此段位于昭公四、五年传中叙鲁室竖牛之乱的末尾，追叙穆子初生之景况。《左绣》评之曰：“末一段追叙初生占易以总结通篇，段落最明整有法。”此处追叙亦即倒叙，或曰补叙。再如前引《宣公三年》郑文公与兰之事件。此事件叙写中，除“冬，郑穆公卒。”外，均是在“初”字引起的倒叙中展开的。

有“初”字位于事件中间的，可谓之“插叙”。插叙也属于时间的倒转，追溯往事，但是其篇幅过短，从而不足称为大的“倒叙”，而实际上就叙事时间而言，是倒叙。如《宣公二年》传“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全文分作七个层次，按照叙事时间顺序有：一、二层为肇始，三四五为过程，六七为结局。在事件叙写到赵盾性命攸关之时，有“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 即而与公为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造而退，遂自亡也。”此“初”字实为插叙，描述了灵辄之事。

再次，以叙事时间的排列顺序作标识的倒叙。如《成公十六年》之“鄢陵之战”：“癸己，潘之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彻七札焉。以示王曰：‘吾有二臣如此，何忧于战？’王怒曰：‘大辱国。诘朝，尔射，死艺。’”此一节《左绣》有评：“癸巳（5月29日）乃甲子前一月也，又一倒叙法。”此叙及的显然是战前事，此处插入是倒叙法。再如《隐公六年》：“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往岁，郑伯请战于陈，陈候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候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左绣》断之为倒叙法，其时间标识为“往岁”。

最后，《左传》中还有一类是以“于”字引起的倒叙。如《襄公六年》：“于郑子国来聘也，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为莱。甲寅，堙之环战，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己未，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齐师大败之。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正舆子、王湫奔莒，莒人杀之。四月，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迁莱于。高厚、崔杼定其田。”《左绣》认为此属“追叙变格，换出许多笔法。”起笔“于”字是追 叙。因为“郑子国来骋”是在去年即襄公五年。

综上言之，《左传》中的倒叙出现的次数很多，情形也多不一样。尽管，倒叙初萌于《尚书》，然而大规模的使用却是在《左传》。同预叙一样，倒叙也有其独有的叙事时间特征，以下分论之。

首先，《左传》倒叙的存在从文本的史性因子而言是出于编年体形式下完整叙写事件的必然。

《左传》编年体的特征，决定了事件叙写的完整性不是那么统一。有鉴于此，才有清人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的问世。《左传》叙事件必详其原因、发生、发展和结局，为了叙事的尽可能完整，单纯的顺叙已经是苍白无力了，所以作者不得不在叙写过程中扭曲时间，打破时间的编年体性，从而选用倒叙

其次，倒叙反映出了《左传》在剪裁、组织素材、文章布局上的独具匠心，从而使倒叙风彩卓然。

林琴南有言：“又或一事之中，斗出一人，此人为全篇关键，而偏不得其处，乃于间中补入数行，即为某人之小传。却穿插在恰好地步，如天衣无缝。”林氏看到了《左传》穿插的好处。早于林氏之前的明人王源也认识到了倒叙之妙，他认为：“追叙之法，乃文家要诀也。”（就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关系来说，追叙的本质与倒叙毫无二样。）他也言及追叙之法的妙处：“……先总叙大纲，即追叙前事一两段，然后复接正传详叙事，而总叙中却埋伏追叙之线，详叙中又顶针追叙之脉，便其前后似断实连，似连实断，然后方有峰峦，有章法。追叙之用在王源心目中有“线脉”之说，这种线脉的连接使文本章法严整。

如《昭公十三年·晋成祁》之追叙于文章布局上颇有特色。文中事件正常的历史时间顺序为8.4－8.5－8.6－8.7，而叙写时变成了8.4－8.5－8.7－8.6显然8.6日为倒叙。文中有：“甲戌（8.7）同盟于平丘，齐服也。合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8.6），退朝，子产命外仆速张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产闻其未张也，使速往，乃无所张矣……”关于此段，《左绣》评之曰：“两段起处，插叙子产帏幕速张于前，收处又附叙哭子皮事件于后，亦以前偶后奇为章法，兜里争承，正叙于中也。文律总以相配均为妙。”此言追叙在文章布局中对于“相配”是必不可少的。

又《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侯败狄于箕》王源曰：“此文本传缺，乃夹入先轸，遂有无限波澜情趣，然使脉络不贯又无文矣。唯以‘逞志于君’四字伏于前，而追叙缺一段句句与之相映，于是气势始相联络，深奇超忽，孰窥其微？”王氏言及在贯通文脉上，追叙是不可或缺的，从文章布局而言，造成一种叙事相映，气势联络，深奇超忽的特性。难怪王源讲：“夹叙先轸妙矣，尤妙在追叙缺。”

又《左传·昭公三年·齐侯使晏婴请继室于晋》有王源之评：“章法之妙，全在追叙婴子更宅一段，以局外一事之点缀联络，多少情趣，生动在此也，变化在此也，融会在此也。”可见《左传》倒叙的独特性。

最后，《左传》中倒叙通过对历史时间的扭曲，也必然以其文本布局的美带来接受上的独特心理体验。笔者前文所述及《左传·宣公二年》之“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中“初”字引起的插叙，从事件发展的过程看，增加了叙事的文学性，使戏剧性更加强烈。

其实，倒叙本身就有着独特的心理作用。原苏联心理学家列·谢·维戈茨基指出：“如同两个音结合在一起，或两个词安排在一起形成完全取决于各个要素的前后次序的某种比例一样，两个事件或动作结合在一起，便产生某种新的、完全取决于这些事件的次序和安排的动态的对比关系。例如，a、b、c三个音，或a、b、c三个词，或a、b、c三个事件，如果把它们的次序改变成b、c、a和b、a、c，它们就会有改变意义和情绪作用。想像一下，这里讲的是一件对人进行威胁而加以谋杀的事，我们事先让读者知道，危险是否一定发生，只是在经历一般紧张后，才讲到杀害和威胁的事，那么我们将得到的是一种印象。因此，小说中的事件安排，句子、表象、形象、动作、行为和插话的贯穿，如同音的贯穿为旋律，词的贯穿为诗句一样，依从著同样的规律。”不仅仅是小说作品如此，其他的叙事作品亦是如此。从接受心理的角度而言，倒叙自然有独特的地方，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美学风格，作家才在作品中采用倒叙，从而显示主观创造性。尽管有时作家可能意识不到这种心理作用，但是，他们却会不自觉地采用它。《左传》中的倒叙当然不能脱离这种特性。

如《左传·昭公十三年》“楚子之为令尹也”叙乾溪之乱，全文分四段，写公子比弑君和弃疾及公子比事。全文在结束时采用了倒叙，《左绣》引俞宁世言曰：“后段遂作追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行严子滩头，逆溯而上，峰峦林木刻刻改观。”文中有两追叙，其主要目的在叙生杀成败之由，多因天意人事。单纯从追叙上，其心理接受如俞宁世所言，如若顺叙而下，则此种效果定无出现。

总之，《左传》中倒叙的运用从史性因子讲，是出于事件叙写的完整性。但是，在具体的选择倒叙手法时，却又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剪接、组织、安排材料的匠心，从而带来了倒叙本身及整个文本事件叙写上的照应、气脉贯通以及生动活泼的美学特征。同时，《左传》中的倒叙在心理接受上体现出了倒叙的普遍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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