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诚信道德意义的现代诠释

传统诚信道德意义的现代诠释

——萧鸿江

传统，我们忘掉的太多了。要知道，它之对人类社会，有许多是超越时代、超越民族的精华东西。要救治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种种弊端，还应当回过头来，追本溯源，求教于传统文化，以便汲取优良，诠释赋新。

当初，面对“礼崩乐坏”、兼并失范的东周末世，孔子曾经殚精竭虑推持仁礼道统中的诚信道德。今天，人们面对社会转型、市场竞争激化、人际行为无序、道德理念多元的发展时势，也同样唤发打造诚信社会秩序、塑造真诚人格的欲求。

一、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道哲学

1.“诚信”概说

首倡诚信为道德哲学的是近古时代的儒家。儒者把诚信视为宇宙的本体、人的存在的本体，也是社会价值成立、人性善美表现的本原，也是人世立本立根依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践履。

按照中国文化研究专家司马云杰先生的论说，中国文化不是一个私己偏颇的文化，是大中刚正的文化。仁、义、忠、信应属于中国的大哲学、大道哲学，涵盖古今思想哲理，总揽天地思想通则。秦汉间阐论古代礼制、礼意的经典《礼记》讲社会源起、历史进化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认为“忠贤”、“诚信”是天下为公的本源。孔子尚人生修持、治国有道，即讲“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以下凡《论语》只注篇名）。孟子从孔子的众多德目中筛选概括出仁、义、礼、智四德，把信包容在仁义之中。并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 离娄上》）。汉代董仲舒在此基础上明朗地加入“信”，于是“三纲”、“五常”结合起来，确立起横亘封建社会数千年的完整道德体系。孔子后继子思的《中庸》“诚意”篇概括“天下至诚”，认为只有天下地道的真诚，才是定天下、化天下的至精至神、至理至道。宋代名儒周敦颐则论“诚信”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通书·诚下》。

“诚”与“信”二义相近，实为一物二体、内涵互通之关系。许慎《说文解字》云“诚信也”“信诚也”。《广雅·释话》曰“信诚也。”“诚”从字源本义看，由“言”和“成”组成，义谓“实现所讲的话。”诚的主要内容是真实不欺。《礼记·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朱熹亦云“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诚意只是表里如一”（《朱子语类》卷一一九）。

“信”从字源本义讲，从“人”从“言”，谓“人言”，“人言有信”，言而实践，“内外不欺”。主要指与他人交往中讲究信用，遵守诺言。诚即是信，信即是诚，诚、信指的是一个内涵意义，以此成为儒家伦理五常之一。

2.《论语》主忠信，重言行

儒家自孔子之际推崇诚信，把它做为“仁”、“礼”的核心之义、道德本体之义，诚信以辅仁礼，是自然之理。孔子要达到人世间亲善无欺的人生境界，达到规范有序的礼制社会，那么，有信才能仁，人言诚信，方能企及人际之仁；同理，人际诚信有义，信守规范，才能和谐有序，才有礼制可言。

以诚信辅仁礼，孔子视之极为高尚珍贵，在儒家经典《论语》中多有强调阐发。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论语》二十章，涉及“信”内容的就有三十多处。在此，不吝笔墨，掇取若干。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与朋友交往应诚心相待。）“敬事而信，节用爱人。”（《学而》治理国家应认真谨慎讲求信用）。“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论爱众而亲仁。”（《学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主忠信。”（《学而》应当把忠信放在主要位置。）“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一个人如果不讲信义真不知他怎么处世。）“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古人不轻易开口说话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与语言不相符合为可耻。）“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甜言密语和颜悦色过分谦恭。心里怀着对别人的怨恨表面却装出友好这是可耻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孔子以四个方面教育学生:典籍文献、道德实践、对人忠诚、讲究信用。）“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子贡请教处理国政的道理。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百姓对当局诚信。”子贡又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在粮食、军备、民信这三者中先后去掉两次，怎样选择呢？”孔子说，“先去掉军备，第二去掉粮食这一项，自古以来都免不了一死，如果百姓对当局不信任，那么国家就立不住了。）“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当权者要是讲求信用，那么百姓就没有人敢不讲真话。）“言必信，行必果。”（《子路》讲话必须讲信用，行事必须果断立行。）“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卫灵公》说话忠诚老实，做事厚重严谨，即使到少数民族偏辟之地，也行得通。）“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子张》君子要得到百姓的信任，然而才可以役使他们，不然，百姓会认为是有意虐待他们。）“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尧曰》）“信”如此繁复出现，足见孔子把信视为治乱世之序、拯民心之危的大道至理。

3.诚信重在内心自觉

儒家的道德思维逻辑，是由内而外，由人道而天道。人生儒学的突出特征是内在于人的本身，把人性、社会行为至善的价值源头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通过人的修养和躬行实践体认人和社会的终极关怀。所以《大学》的第一章就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里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看做是齐家治国的先行。

孔孟先哲把诚信作为心性概念的重要德目，依然重在向内做工夫，达到内心自觉。“吾日三省吾身……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这是孔子时时对自己和弟子的教诲，当时士人看重人与人交往的自省意识、诚信意识。“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内心确实具有善德称为“信”。《中庸》将“诚”看做是人的自觉本性，“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实无欺乃人内之本性，只有诚方能明理。朱熹也说“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强调内心不要有自欺妄想之念。

4.诚信表现行为自持

人的社会行为构成人类需要相互合作、相互交换的活动关系，产生相互信任的要求，产生个体行为信义的要求。人们社会活动愈益普遍，对个体行为的自持要求愈加强烈。

《大学·至善》篇就讲国人交往坚守信义，与“国人交，止于信”。做诚实的人，则要择善实行，“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庸·治国》。孔子劝告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古人更重个人自处的行为诚实，要“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诚意》）《中庸》讲“诚者，自诚也”，是自己在行为中成全自己，自己引导自己。同时还须成全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诚者，物之终始，不成无物。”真诚贯穿万物行动的终止和发端，成全万物。又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至诚的道理是永不停止的。

5.诚信方能持国

“诚信”思想通行于社会之际，是人之道、社会之道。依人的本性、天的本性向人、向社会与自然扩展出去，靠上下君臣子民的善行实践而彰显其价值。中国传统“诚信”观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社会基础是宗法血缘关系，所以其价值更贴切地体现在君臣相辅、齐家治国。《左传》介绍襄公治国经验说“君之执信，臣之执恭，忠行笃敬，上下同之。”《左传·襄公三年》孔子认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信是驭下的权威，“信也者，民信之，仁也者，民怀之”（《管了 牧民》），管仲把信仁并举，视为美政。

“为官之道”、治国驭下，更离不开诚信之德。“政者，口言之，身心行之”（《墨子·公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是古人的为政通鉴（《资治通鉴》周纪二）。

早在孔子的年代就很有层级地论析了“足食”、“足兵”、“民信”的层次关系，把“诚信治国”视为社会根基。

“诚”又是天人和谐之道。“诚者，天之道也”（《中庸·治国》）；“诚者，物之始终”（《中庸·诚意》）；“天之所以长不已之道，及所谓诚”（宋张载《正蒙·诚明》）。儒道诸家把“诚”上升为宇宙的大道、生生不息的哲理，天道与人性在至诚上统一起来，达到天人合一，化育万物，做到保护自然，善待自然，实现道和、人和、天地和，这也是传统和谐论胜义之所在。

诚信，合天人之义，周流不息，它奠定中国传统道德之本，也开启现代价值之源、理想之源。

二、诚信是现实公民道德建设之本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说，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化，都会造成一些人心灵的三种东西的失去:共识、秩序和意义。1995年笔者在揭示转型时代社会心理嬗变的论述中，提出过几种倾向化问题——社会思维的混沌化、价值目标的物欲化、文化生活的粗俗化、人际关系的冷漠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又加重了经济活动的虚假化，包括人格之虚伪化、工作行为无责任化、产品伪劣化。社会实践说明，在经济活动中人人都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秩序的不良行为。为社会秩序计，必须招唤传统“诚信”美德，“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必须讲人生境界中的“大道之行”，讲“止于至善”，讲“止于信”，造成竞争与文明、个性与和谐相统一的社会环境，以诚信和谐调协转型时期失序、失范现象取得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市场经济的健康标识就是人际诚信，社会信用，就是公民的文明诚信的拥有。

建构“诚信社会”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行为，其本性是人格独立和平等，要用“契约关系”代替人身依附。这就意味诚信社会秩序必定是背靠法治社会屏障，法德兼治，为人际诚信提供法制支持，达到人们行为的合情、合理、又合法。

健康社会的打造，要建立在个信的基点上。诚如有学者所言，“社会是由无数现实的个人组成的”，“市场经济使每个人成为真正意义的‘社会人’，这既对建设‘诚信’社会提出迫切要求，又突出了这种建设需要更多地从每个人做起。”诚信是对每个人道德的人格要求，而人格又是个人的自我外在表现，体现出个人的所思所欲、所作所行。社会的诚信度是由我们每个公民的诚信言行所积累的。每个公民都可能有被失信欺诈所危害的经历，每个公民都期望他人对自己的诚信承诺，你需要诚信的维护，就应当向社会向他人奉献诚信。所以诚信社会环境的构建，需要从每个人的人格塑造做起，从个人的修养教化、言行规范做起。每个人都不要忘记祖训“吾日三省吾身”，“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明黄宗羲《原君》）。在现代开放发展的形态下，更要强化“个信”、“独善”的自觉意识，从平民到干部去私秉公，廉洁自律，以诚信安身立命，以诚信换取人际关怀，招致社会和谐文明。

健康的社会必定是秩序的社会，秩序的社会必定以诚信为依托。

三、诚信是现实公民的持家之道

家庭做为构成社会的原初基本单位，是整个社会诚信和谐的基础。中国古代的伦理孕育发展，总是从家庭开始的，通过对家庭的责任辐射对国家、民族的担当精神。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现代生活愈是繁富发达，那么，讲究持家之道，追求家庭和睦，愈是不容现代人忽视的大事。

传统的持家之道，仍不失现代生活遵循之义。早期儒家认为，“亲亲”、“仁者爱人”有一个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过程。“爱人”首先是要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这既符合人的天性，又是切合实际的。一个人在家能孝敬父母、忠诚配偶、慈爱子弟，才能与人友善，谐和集体。很难想象连父母、配偶都不能忠信的人，会施诚爱于社会。正如孟子所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孟子·梁惠王上》）。故儒者强调“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只有家齐族谐，六亲诚信，才能治理国家，经济天下，实现理想社会的维系。

新加坡王永福先生在《儒学与二十一世纪的新加坡家庭价值观》一文中称道，“在‘五伦’行为准则的指导下，早期华人家庭非常重视家庭的凝聚力。”1993年新加坡家庭委员会制定的家庭价值观包括五个方面，即亲爱关怀互敬互重、孝顺尊长、忠诚承诺、和谐沟通。

现代“齐家”“持家”，夫妇关系当居首位，而夫妇间和谐的首要道义是诚信无欺。古人总结夫妇和合有四个要点:一是互敬互爱，“夫妻好合，如鼓瑟琴”（《诗·小雅·常棣》）；二是相依互补，“男主女从”；三是夫诚妻义，“夫妇以诚义合”（汉陆贾《新语》）；四是专一持久，“夫妇之好，终身不离”（汉刘邵《烈女传》）。这四点贯穿一个诚爱主线在内。现代家庭不同于封建家族几代同堂，多半是以夫妻为核心的小家庭。由于家庭活动的社会性、繁复性因素增多，以诚信道义处理夫妻关系尤为紧要。包括夫妻间二情无猜的依托性、信任性、排他性和纯洁性关系。无数家庭离异、亲人反目概在于夫不诚、女不信，或隐有外情，悖信别恋，或追求一时的两性之欢、容貌之悦而结合，却无诚义做为感情基础。

可以说，现代生活眼花撩乱，人际交往错综复杂，人性的解放深度发展，无不在考验着家庭的诚信之持。

四、诚信是现实公民的经商之宝

诚信被看重的最高频率，应当是在经商活动中。没有人会否认，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市场经济行为的灵魂和生存准则。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特别论定，“自爱、自律、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清代名士石成全的《传家宝全集》亦云:“为商者，诚欲通有无，权子母，总不出‘公’‘诚’二字。公则无私，诚则不伪，不惟人怀其厚，天地鬼神亦且庇佑也。”

置业经商之人，从来都是士民中的精明阶层，应对传统道德教化感悟最深。古代四民中商贾受教育水平仅次于士，近代又有大批士人“弃儒就贾”，“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精明商人、企业家都深谙儒家之道，深知商业道德的好坏直接关系自己生意事业的兴衰，只有重德持诚、博爱好义才是生财之“大道”。所以历来经营世业者都把诚、信、德、义、廉、公平、不欺遵为金科玉条。当代日本、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许多企业成功的精神原则，就是奉行“诚、和、礼、勇”的中国道统，所谓“儒教资本主义”。

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一些经济学者论证，现代经济不同于古典自由经济，主要特征是信用风险的增长对经济活动影响很大。美国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R·科斯提出“交易费用”概念，其中重要的内容是市场调查、信息取得、防伪识伪、信用合同等，如果上当爱骗，交易费用会超常骤增，企业不堪负担。如果任其社会上造假贩假行为泛滥，那么，由于交易费用的增长必然导致社会资源和财富的空耗浪费，严重威胁市场经济生命。由是，人们的共同愿望是追求信息诚实、履行契约、信守合同、明码实价追求市场机制的完善，经商交易的善行，人人都“耻不信”《荀子·非十二子》。所以，19世纪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家精明地论说，当人人都为了保护自己追逐私利，人类便陷入自相残害的无序状态，这与利己的原则相悖，于是理性告诉人们，为了达到个人的利益和平，人与人彼此必须共同放弃某些任意妄为的权利，实行社会秩序的共同强制和伦理道义的共同规范。我们说，诚实信用原则就这种“共同利益”原理的实际应用。

然而，当今有悖于共同利益的不诚和背信充斥经济活动，以至人们普遍认为“无商不奸”、“无贾不欺”“不宰人不能致富”。无数人已经把民族的诚信美德丢得一干二净，带来社会诚信危机、人心信任危机。人们熟悉敬仰的传统多已失去，精神家园多已破坏，精神无所慰藉，行动无所标准。这一切危及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影响国际资信声誉。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说，入世后如不尽快解决商业诚信问题，是没有人敢与你做生意的，与国际接轨也是一句空话。

目前，诚信危机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要恢复社会对诚信的有效供给，使人们以诚信进德立业。打造诚信秩序必须标本兼治，依法治之，以德辅之，传承优良道德。必须不断与完善市场竞争制度，用“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净化功能，维护信用秩序，用市场的力量奖掖诚信，惩罚虚假伪劣，营造崇尚诚信的经济环境，让现实公民善于在法制规范、诚实信用、人性亲和中经营事业。

五、诚信是现实公民的交友之则

孔子提倡“吾日三省吾身”中的一条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教育弟子“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在“五伦”中明谕:“朋友有信。”近现代新加坡发展中极推崇“华族文化注重五伦”，以此化育国民，人我和谐，亲如子弟，诚如朋友。

朋友之交，是人际和谐的重要内容。朋友之谊必以公忠、诚信为准则。在中国古代，“朋”指同类侪辈，“友”意为与自己志道同合、爱好交善的人。建立同类侪辈朋友的基础是大到对国对民的公忠，小到对人对己的诚信，不论大小，“朋友有信”是立人交往的基本原则。宋代欧阳修有一篇著名的《朋党论》，虽说的是“兴亡治乱”的大道理，但就“朋党”的逻辑而言，有助于人们识别朋友之诚伪，明白交友之道理。文章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信，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人们要善于识别小人之伪、君子之信，去伪存信。以此原则结交朋友，推而广之，则会出现人际信念高尚、行为诚实、人人和谐的环境，人际群体这种朋友之信，会有利于社会健康向上的道德建设。

现代时世，资财滚滚，人头攒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利来利往，人们在经营事业之际，更认识到交人艰难，朋友可贵。更觉得朋友、同事相处中遵奉诚信原则的社会意义。

同事、同志间，亦应循着朋友之交的信义原则相处关系、处理事务，既要有人文关怀之情，又须讲原则、尚批评、公正是非。现今人际之中、同志之间缺少诚信情感、缺少原则批评、是非标准失当的气息是比较重的，人们普遍感到交人难、交心难，感到同事、同志间言谈评价往往是非难断，臧否失实。记得明代士人间有一句批评人事、对待朋友的信条，就是提倡人与人要“当面道其短，背后说人长”此种言行，真诚而朴实，却是我们今天难能企及的可贵品行，今之人往往与之相反，说短论长，不顾信义，不讲朋友之信、同志之则。

六、诚信是现实公民的为政之义

即然，对于治国来说，“信，国之宝也”（《左传 僖公二十五年》），那么，任官为政，必须懂得不论是从政治权威角度，从为人品格角度，还是从工作时间角度，诚信作为思想、言行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始终不能改变的道德之义，必须懂得“为政以德，这是古今之要义”。

公民要想从政为官，要想当个好官，就须先修身，修身必先以诚意。司马迁说，“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史记 五帝本纪》）。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教诲党员干部要不断修养自己，坦荡为官任事，对党忠诚，对人诚实，那么，“他可能诚恳、坦白和愉快。因为他无私心，在党内没有要隐瞒的事情，‘事无不可对人言’，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礼仪之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时，也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他的工作经得起检查，绝不害怕别人去检查。他不畏惧别人的批评，同事他也能够勇敢地诚恳地批评别人。”与上述修养之义相反，现实中很多干部从政为官的思想道德根柢太浅，出发点和立足点不对，眼睛先盯在既得利益上，根本无视自己的道德修养先行，不懂诚信禀赋的重要。

为政最严重的失信于民是官场腐败。可以说官场腐败是干部官员失信的现代病毒。探寻腐败的思想根源，按照儒学道德的揭示，盖在于人性之恶未得化解，不能修其身，不能正其心，不能诚其意，为一己之私而去天下之公。按照19世纪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家的卓见，则在于人性的趋利避苦本能使然，人本能地追索能够带来快乐、利益的那些看似“工具和手段”的权利和金钱一类东西，功利的驱动使人忘却了公信。按照我们共产党人的论说，是世界观改造问题，是不能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改造自己，其诚信的良知被私欲所蒙蔽，被“官本位”所侵蚀，忠于社会的服务职能异化为背信弃义，不能忠诚为党，不能信实为民。

古今从政驭下，诚信是一种成败的道义保障。昔周幽王为一宠后而烽火戏诸侯，失信于天下，最终兵临城下，再举烽火，而唐初太宗明信圣智，认为“诚信”是建国、立国之前提；是广德布义的重要方式；“诚信胜过十万雄兵”；可以调和民族矛盾。他以诚待天下，待群臣，一批重臣武将如魏徽等人也努力弘扬、践履“诚信”思想，明君诤臣终成一代“贞观之治”。这是参政理事、治驭天下的历史前鉴。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开放的社会、民主自由的社会，人民更追求国家政治的明朗信实、各级官员的诚信待下、上下政令的畅通无欺、社会法纪的公正明达。由此，我们想到《吕氏春秋》对当政者的告诫，“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士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

上下诚信、政治明清是现代民主和法制的要求。如今，人们对官场诚信看得十分珍贵，对政界的公证信誉要求十分迫切，群众不无忧虑地感动为政者讲传统、讲修养的人少了，诚信可信的官员少了，干群之间冷漠疏离的情绪加重，伪善虚情的气息加重，社会的信任度下降。所以，群众中呼唤社会诚信的欲望强烈起来，期望干部诚信的民意强烈起来。

为政持国、建设政治文明的现代社会，要求法德兼治，治管治本。必须标立诚信之道德本体，救治传统的断裂，绵延中华传统之大道运行，推进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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