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看待发展》读书笔记 第1章 自由的视角 1．1不自由的形式 全世界无数的人在经受各种各样的不自由，如基本的生存自由，基本社会机会（医疗、教育、就业、社保、经济能力）获得权的缺乏，男女的不平等。此外，在很多国家的人民被系统的剥夺了政治自由和基本公民权利，并有人鼓吹这种剥夺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李光耀命题），将没有出现经济灾难时的政治自由压迫合理化，更有甚者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名义要否定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但是，大量的实证表明，经济增长更多的与友善的经济环境而不是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相容，缺乏经济保障与缺乏民主权利和法权自由相联系，例如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其实，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本身就具有直接的重要性，而不需通过反映在经济上的作用来间接证明。 1．2过程与机会 这里的自由观涉及到确保行动和决策自由的过程，以及人们在给定的个人与社会情况下享有的机会，对自由的实践上要同时关注到这两个层面。 1．3自由的两种作用 本书的分析中，人们“可行能力”通过公共政策而扩大且公众有效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向这种双向互动关系居中心地位。个人自由的至关重要性有两个原因，分别与评价性和实效性有关。评价性分析来看，一个社会成功与否，主要应根据该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实质性自由来评价；实效性分析来看，自由是个人首创性和社会有效性的主要决定因素。更多的自由可以增强人们自助的能力，以及他们影响这个世界的能力，尤其关切到个人作为公众活动参与者的“主体（agency）地位”——即采取行动并带来变化的人。 1．4评价体系：收入与可行能力 在评价性层面上，这里采用的方法所集中注意的事实基础使其有别于更传统的实用伦理分析（“功利主义”聚焦于心理满足、“自由至上主义”贯注于自由权的程序）和经济政策分析（经济角度注意收入与财富的首要地位），采用聚焦于人们有理由享受的实质自由的事实起初。并不否定个人可行能力的剥夺通常与收入低下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恰恰由于它们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相关性。所以，避免被误导以至于认为考察后者就能够足够说明前者就显得颇为重要。从政策角度看，二者背离的情况常常比两者有限地结合的情况重要得多。因而，收入、财富和其他影响因素在一起时是重要的，但其作用必须被整合到更广阔、更全面的成功与剥夺的图景之中。 1．5贫困与不平等 有很好的理由把贫困看作是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不应仅仅是收入低下，很多隐藏在收入统计后的剥夺往往被轻视，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适用。 1．6收入与死亡率 通过分地区（中国、印度克拉拉邦、美国白人、美国黑人）男（女）性生存率差异来反映，造成这种差别（人均收入与在生存下来进入高龄的能力上的差别）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安排和社群关系，诸如医疗服务覆盖面、公共保健、学校教育、法律和社会秩序、暴力的泛滥程度等等。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不能总用收入这一维来考虑可行能力。 1．7自由、可行能力与生活质量 聚焦于生活质量和实质性自由，这种思想与经济学专业创立之初就已包含的许多分析思路是一致的。确实，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起源于对人们拥有的享受良好生活的机会进行判断、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需要。很多经济学大师也认识到把收入作为工具看待，以及收入的作用随环境而变的重要性。在我们集中注意商品所产生的功能而不是商品本身时，我们继承了经济学专业某些古老的遗产。 1．8市场与自由 市场与自由的关系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区分。首先，通过任意制定限制而否定人们从事交易的机会，本身就是不自由的一个源泉，表明无阻碍地进行交换和交易的自由的重要性。第二，市场通常增加收入和财富以及人们拥有的经济机会。当不允许人们通过所提供并支持的经济机会和有利的后果是，其结果就是一种剥夺。但市场体系的优点绝非仅仅在它以更高效率产生最终成果的能力，还要关注综合成果。联系到有关发展的文献，发现在许多经济类型中，发展过程的最大成果之一便是用自由的劳动契约赫不受限制的人身迁移制度，来取代人身依附性劳工和强制性劳工体制，这是仅聚焦于最终成果的评价系统所不可能观察到的。 1．9价值标准和评值过程 自由多种多样，在判断个人成就和社会进步时就需要确定不同种类自由的相对权数，以进行公开明晰的评值。个人自由就实质而言是一种社会产品，个人对正义和正当概念的掌握，影响他们对所拥有的多种自由的应用，而这些概念也取决于社会联系。因此，评值时要对这种多重双向的联系必须敏感。 1．10传统、文化和民主 真正传统与自由的冲突是在以下两方面之间：（1）必须允许人民自由地决定那些传统是他们愿意服从的或不愿意服从的这样一个基本评价；（2）坚持人民必须服从已建立的传统。这种冲突需要通过参与来解决，保障由此受到影响的人民来参与决定什么是他们想要的和什么是他们有理由接受的需要。 1．11结语 以自由看待发展思想的目的，是需要有一个足够宽广的发展观，从而使评价性检视聚焦于真正有实质意义的事物，特别是避免忽略极其重要的议题。 第2章 发展的目标和手段 2．1自由的建构性和工具性自由 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建构性作用）和主要手段（工具性作用）。本章主要考察自由作为手段的实效性，实证事实即各种类型的自由相互关联，而且一种自由可以大大促进另一种自由。 2．2工具性自由 本书特别的考察五种类型的工具性自由，这些工具性自由能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在这方面的整体能力，同时它们也相互补充。 五种工具性自由的略评： 1） 政治自由：指通常所称的公民权利。 2） 经济条件：指个人分别享有的为了消费、生产、交换的目的而运用其经济资源的机会。 3） 社会机会：指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安排，它们影响个人赖以享受更好地生活的实质自由。 4） 透明性保障：指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要。 5） 防护性保障：指提供社会安全网。 2．3相互联系及互补性 许多工具性自由的关联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它们在经济政策分析中应该被充分地加以把握。“人的发展”（经常用来指教育、医疗保健和人类生活其他条件的扩展过程）通常被认为仅仅是只有富国才付得起的“奢侈品”，但东亚经济体在摆脱普遍贫困的束缚之前就实行了大规模的教育普及，随后是医疗保健的大规模扩展，社会确实得到极大繁荣，彻底否定了上述那种隐含的偏见。 2．4不同层面的中国和印度对比 中国和印度在基础教育和普及医疗保健投入上的差距，造成两国在转向市场化之后的社会准备水平（可以投入动态运用的社会机会）上的巨大差距，尽管这种投入的初衷并不是协助市场导向型经济增长。另外也必须注意，当发生社会危机和未曾预见的灾难时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和公共活动的敏感程度，缺乏民主的损害显而易见。印度民主的保障力量使印度在独立之后从未有过饥荒，而中国曾有过“大跃进”失败后的严重饥荒。 2．5增长引发的社会安排 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如何使用的，引发怎样的社会安排。以人们普遍重视的寿命期望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关性为例，将穷人的收入和公共卫生支出两个变量包括到统计分析中，再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另一因果性影响要素加进去，就几乎增加不了额外的解释能力。再对比两种迅速降低死亡率的成功类型，分别称为“增长引发”和“扶持导致”的过程。前一过程通过高速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其成功取决于基础宽广的并且经济上广泛的增长过程，也取决于利用增长带来的经济繁荣去扩展有关的社会服务（如韩国、中国台湾）。后一过程通过精心策划的社会扶助计划项目及其他有关的社会安排起作用（如斯里兰卡、改革前的中国、印度的克拉拉邦）。 2．6公共服务、低收入和相对成本 扶持导致这一过程的可行性依赖于相对成本（决定一个国家能负担什么的重要参数），即有关的社会服务是劳动密集型的，因此在贫穷——低工资——经济中是相对便宜的。这一过程增强了在贫穷经济中也应该大力发展这些社会安排，而不必等到先“富裕起来”的观点的说服力，具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但是，扶持导致的成功还是比不上增长引发的成功，在后一种情况下经济繁荣和改善生活质量趋于同步前进，因此应进一步争取更广泛的成就。 2．7 20世纪英国死亡率的降低 单独考察英国本世纪中寿命期望值提高的时序模式很有意思，如20世纪英国人口寿命期望值的高速增长的期间恰好是人均GDP增长缓慢的期间，即为一战、二战期间。尽管在战争期间，英国的人均食品供给量显著下降，营养不足的情况却同时大为下降，严重营养不足的情况几乎完全消失，死亡率也迅速下降（战争伤亡除外）。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在与战争期间社会分享程度的变化，以及对社会服务（包括营养补助和医疗保健）的公共支持的急剧提高，甚至“全国医疗健康服务”也在此战争年代诞生。这当然与英国在围困中的分享心理有关，它使激进的分配食品和医疗保健的公共安排成为可接受和行之有效的。 2．8民主与政治激励因素 在拥有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体制内，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因素防止经济灾难的发生，这也是一种社会保障。 2．9结语 在制定适当的制度性安排时，必须超越个人全面自由的基础性意义，发展的过程受这些工具性自由间相互关联的强烈影响，与其相适应，就需要建立并维护制度的多元化，包括民主体制、法律体制、市场结构、教育和医疗保健设施、传播媒体及其他信息交流机构等。 第3章 自由与正义的基础 3．1内括的与剔除的信息 每一种评价性方法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以其信息基础为特征来说明：即采用这一方法来做出判断所需要的信息，以及被该方法“剔除”在直接的评价性作用之外的信息，对这些被剔除的信息的不敏感性会强烈影响一种方法的特征。 3．2作为信息基础的效用 标准功利主义的信息基础是各种状态的效用（本质上是心理特征，即实际达到的快乐和幸福）总量。其评价的必要条件可分为三个部分——1）后果主义：一切选择都必须根据其后果来评值；2）福利主义：把事物状态的评值限制在每种状态各自的效用上；3）总量排序：要使效用总量最大化而不计效用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三者加总起来构成功利主义的评值公式：每一个选择按它所产生的效用的总量来评判。因此，其所认为的非正义表现为，遇有可能达到的水平相比，效用总量的损失。但由于效用都难以测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效用通常定义为对一个人可被观察到的选择的某种数量表现。 3．3功利主义视角的长处 对于社会安排的评价的后果敏感性以及对社会安排涉及到的人们福利的关切.3．4功利主义视角的局限性 1）漠视分配：功利主义的效用计算方法只关注总量而忽略分配的不平等。 2）忽略权利、自由以及其他非效用因素： 3）适应性行为和心理调节：快乐或愿望的心理测度很容易被心理调节和适应性态度所改变而具有太大的弹性，因此不能成为被剥夺和受损害状态的可靠反映。 3．5罗尔斯与自由权优先 从评价自由权来看，关于自由权的崇高地位的主张，不同意简单地按一个人自己从其自由权中得到的好处来评价自由权的社会意义。因此，自由权的信息基础与其他个人利益的来源具有一种非对称性。由于这种非对称的重要性，对自由权的保障应具有程序上的优先权，而不是自由权的绝对优先性。 3．6诺齐克和自由至上主义 例如，即使大规模的饥荒也可以在任何人的自由权利（包括财产权）不受侵犯的情况下发生。这证明许多种类的剥夺可以与所有自由至上主义的权利得到完全满足的状态并存。不顾后果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建议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们最终能够享有（或不享有）的实质自由而陷入困境，这就是自由至上主义就其信息基础而言的局限性。 3．7效用、实际收入与人际比较 因此将效用直接看作是个人选择的一种数量表述，用实际收入、商品组合基础等方式进行人际间的效用比较十分困难。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人类多样性，把它用较数学化的语言来表述。即每个人选择行为的任一数值表述不是唯一的，每一选择行为可以有很大的可能的效用函数集来表现，恰好相同的选择行为并不确保完全等同的效用。 3．8福利：多样性与异质性 以下是实际收入与运用收入而达到的处境即福利与自由之间的差异的五个易识别的来源。1）个人的异质性；2）环境的多样性；3）社会氛围的差异；4）人际关系的差别；5）家庭内部的分配。 3．9收入、资源和自由 为了适当地处理以收入和资源为一方，福利和自由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关系的差异性，把信息注重点从对收入作分析扩大到基本物品（帮助一个人实现其目标的通用性手段，包括“权利、自由权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再从这种聚焦于提供良好生活的手段转移到集中注意人们努力实现的实际的生活状态上，更进一步集中注意于人们实现他们有理由珍视的实际生活的自由。 3．10福利、自由与可行能力 “可行能力”指的是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一个人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反映了此人实际达到的成就，而可行能力集反映可供这个人选择的各种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动组合。从而，“可行能力方法”的评价性焦点在于上述两者。 3．11权数、评值与社会选择 使用可行能力视角的优点在于从手段到目的的转换中的差异性，已经反映在列入目的清单的所达到的成就的水平和各种自由中。需要对生活质量的各个组成部分明确地赋予评价性权数，然后把这些选定的权数提供给公众进行讨论和批评审视。 3．12关于可行能力的信息：几种不同用法 1）直接法：通过直接考察并比较功能性活动或可行能力的向量而检验我们对于各种状态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按不同形式来运用可以分为全面比较、局部排序、突出的可行能力比较。2）补充法：继续使用传统的程序在收入空间进行人际比较，但运用可行能力的因素作为补充。3）间接法：仍然聚焦于收入空间，但加以适当的调整。 要认识到间接法绝不比直接评价“更简单”。首先，判定等价性收入的数值时，我们必须考察收入是如何影响有关的可行能力，因为转换率的确定必定依赖于对可行能力进行评值的种种因素。其次，把收入作为测度不平等的单位，与把收入作为减少不平等的一种手段区分开来。再次，收入空间就其所涉及的数值而言，其实际的数量大小却可能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 3．13结语 本章揭示这些评价性判断所依赖的信息基础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不同的伦理和评价系统是如何运用不同的信息基础的。可行能力方法具有的广度和敏感度使它有宽阔的适用范围，以自由看待发展为基础的视角能够顾及功利主义对人类福利的兴趣，自由至上主义对选择过程和行动自由的关切，以及罗尔斯对个人自由权、对实质自由所需的资源的集中注意。这种视角的应用方式需要基础性分析和实用性应用的结合。 第4章 以可行能力剥夺看待的贫困 4．1收入贫困与可行能力贫困 可行能力的提高与收入增长存在正向关联，可行能力的改善既能以直接的、又能以间接的方式减少剥夺。 4．2何种意义上的不平等？ 关于平等的历史思考，已建立了斯密的“不偏不倚的旁观者”、罗尔斯的“初始状态”斯坎龙的“不能合理的拒绝”的解释工具。经济上的不平等主要涉及于总量性因素与分配性因素的冲突。而收入与可行能力这两种视角的对比，直接影响对于从哪个焦点变量的选择来考察平等和效率。 4．3失业和可行能力剥夺 在当前，由失业导致的收入损失通常由收入补助来补偿，但是失业对个人会导致其他类型的剥夺。用美国与欧洲关于收入平等性和失业率的双重比较的例子还可以说明，这是源于两方对社会责任和个人责任的不同取向。 4．4医疗保健和死亡率：欧洲与美国的社会取向 从注意力集中于实现就业的能力以及与就业相关的好处转而注意生活能力时，欧美两地的差异以及对社会和个人责任态度的重大差别便显现出来。一方面，在美国官方的优先选择中，完全没有为全民提供基本医疗保健的承诺；而在欧洲，医疗保险被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对人自助能力的不同看待导致失业率的巨大差别。 4．5印度与撒哈拉以南的欧洲的贫困和剥夺 从基本可行能力剥夺的三个焦点特征（即未成年死亡、营养不良和文盲）来比较印度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贫困的性质。 4．6性别不平等和失踪的妇女 人为的妇女高死亡率反映了对妇女的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 4．7结语 经济学中对经济不平等的研究往往成为单纯对收入分配的研究。但是存在各种方式使得收入与实质自由之间的关系，产生系统性的差异，包括个人的异质性、环境的多样性、社会氛围的不同、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视角和分配上的区别。而任何给予收入所作的评价，都因特定的假定掩盖了内部的多样性。这就需要以自由为导向的分析方法，让各种参与性自由成为公共政策分析的中心议题。第5章 市场、国家与社会机会 小引 :新的真理的通常命运是，以异端邪说开始， 以迷信告终。——赫胥黎《科学与文化》 5．1市场、自由权与劳动 赞同市场交易自由的更直接的理由在于这种自由本身的基本意义。比如自由选择就业的发展，以四个例子（奴隶性：雇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童工、妇女）来证明这种自由的现状和发展。此外，还不能忽略这些自由权与因为其他机构和制度的运作而导致的自由之间的互补性。 5．2市场与效率 不考虑市场缺陷，用经典的一般均衡模型来显示市场机制实现经济效率的优越性。经济效率的标准定义为：帕累托最优——在此状态下，任何一个人的效用不可能在不减少另外某个人的效用的情况下得到提高。同理，从选择商品组合的自由到从事各种功能性活动的可行能力，在类似假定下，保持所有其他人的自由不变时，没有一个人的自由可以有任何增加。因此上述自利行为的假定需要修正，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行为到关心人们享有的实质自由，审慎选择而不考虑行使自由的动机。 5．3处境劣势与自由不均等的配对效应 市场运行的结果中，人际之间的收入不均，会由于低收入与把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的障碍之间的“配对”效应而趋于扩大。在两者存在冲突的范围内，需要把这两个层面放在一起同时考虑，以达成总的社会优先排序，兼顾效率和公平。 5．4市场与利益集团 允许并促进公共讨论和参与性政治决策的自由，可以让更多的人对自身的利益得到认识，避免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因为他们“对其自身利益有更多的知识”而侵犯公共利益。因此，政治自由可以帮助经济开放自由的实现。 5．5需要批判地审视市场的作用 市场的恰当角色和范围是不可能根据某种笼统的通用的公式来预先确定，需要以批判性的公共讨论来审视，需要充分注意按特定的情况来判断促进市场或限制其运作的措施的所有后果。 5．6需要一种多层面的思路 必须把广泛使用市场与扩展机会结合起来，把它们看做是一个更加广阔的、同时强调其他类型的自由的、综合性思路的一部分。本书中，对不同的工具性自由的理解定位，是建立在它们各自的作用以及它们的互补性基础之上的。 5．7相互依赖性与公共物品 从“公共物品”角度提出的超越市场机制的观点，补充了从基本可行能力提出的有社会来提供有关支持的主张。 5．8公共支持与激励因素 从相反来看，公共支持会产生负激励因素，要考虑服务对象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程度和支付力与支付意愿。 5．9激励因素、可行能力与功能性活动 对一个人的可行能力的判断，必定主要以观察此人的功能性活动水平为基础，再以其他信息为补充。原则上，透过人们选定的功能性活动去判断其可行能力是正确的，但这到底能走多远要取决于实际情况。人们会对公共扶助出现的对反映可行能力剥夺状态的信息扭曲，由于聚焦于可行能力将趋于减少激励相容性的困难。 5．10扶助对象选定与手段核查 公共扶助的分配问题很重要，要求对扶助对象给予选定，选定的手段审查可能会导致的扭曲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信息扭曲（扶助对象对财务状况的作假）；激励性扭曲（经济行为的抑制）；负效用和身份烙印（考虑受益者的自尊以及其他人对受益人的尊重）；行政管理成本、侵犯性损失与腐败；政治上的维持力量和服务质量（与选定最贫困的人的计划相比，普遍性计划会得到更多支持）。 5．11主体地位与信息基础 由于能动的对象采取的行动会使对象选定的成果与对象选定的企图大相径庭，要给予选定对象以主体地位，此外，还要考虑对象选定的信息层面里扶助对象相关特征的可否识别性。 5．12财政审慎与综合考察的需要 把宏观经济稳定的工具性需要放在社会目标的广阔框架之内加以解决。 5．13结语 第6章 民主的重要性 6．1经济需要与政治自由 经济需要与政治自由，谁优先？ 6．2政治自由与民主的首要性 经济需要的紧迫性加强了政治自由的迫切性，这种迫切性与基本可行能力相关，起到对政治关注要求的工具性作用，以及形成“需要”的建设性作用。 6．3否定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观点 反对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民主以及基本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意见来自三个不同的方面，李光耀命题、政治自由与经济需要之间存在深刻的对立和将政治自由西方中心主义概念化。 6．4民主与经济增长 几乎没有什么普遍性的证据表明权威主义政府以及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压制确实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 6．5穷人关心民主和政治权利吗？ 就曾经有过的各种检验而言，对于穷人一般不关心公民和政治权利这一命题，证据从来都是完全否定的。 6．6政治自由的工具性作用 从政治自由的直接重要性转到其工具性作用时，必须考察对政府和在职官员及其群体发挥作用的政治激励因素。 6．7政治自由的建设性作用 政治自由不仅在导致对经济需要的社会反应上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形成经济需要这个概念本身也具有核心意义。 6．8民主的运作 民主必须被看作只是提供了一组机会，对这些机会的使用，则要求关于民主和政治权利时间另一种类型的分析。 6．9民主的实践与反对派的作用 主要以印度的民主实践为例。 6．10结语 建立和加强民主制度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的显著意义在于自身固有的重要性、工具性贡献、在价值标准和规范形成中的建设性作用三个方面。
第7章 饥荒和其他危机 7．1权益和互相依赖 饥饿和饥荒不仅与粮食生产有关，也与整个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影响有关，更重要的是要充分考虑在当代世界中制约着饥荒发生的经济和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粮食的获得是一种权益（一个人可以建立起所有权并加以支配的商品），它取决于资源禀赋（对于生产性资源和具有市场价格的财富的所有权）、生产可能性及其利用和交换条件（出售和购买产品的能力，以及不同产品的相对价格）。 7．2饥荒的成因 饥荒反映同样的困境，但其起因具有多样性。作者尤其批驳饥荒与全国的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即与总供给下降单维的有关，因为饥荒甚至会在食品生产或者可供量丝毫没有下降的情况下发生，一个劳动者会在失业而同时又没有社会保障系统提供安全网保护的情况下挨饿。此外，饥荒还会在粮食总供给不变，竞争性需求上升时发生。但其实普遍的饥荒也很少存在。 7．3饥荒的防止 饥荒关系到在一些特定的地区一个或多个行业群体的权益的丧失，由此导致的饥饿就可以通过为那些受经济变化冲击的人们系统地重新创造最低水平的收入和权益来防止。这一公共措施的成本相当有限，但非常依赖于保障权益的政治安排。例：印度的补偿性就业创造。 7．4饥荒与疏离 饥荒的起因和防治还依赖于伴随权力和权威运作的那些感知和理解，尤其取决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疏离程度。以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饥荒为例，需要考察的政策问题既包括疏忽失职的行为，同时还包括在履行职责中的行为。爱尔兰在整个王国中具有相对的普遍贫困，以致要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变化时那些权益特别脆弱的人们的极低的承受力上。甚至遭受到了更深的剥夺，即食品的这种“反向运动”是萧条饥荒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但这又是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必然结果。然而绝不能一下子跳到停止市场交易是终止饥荒的正确方法这一结论，要考虑联合王国的政府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听之任之，采取了一种与纯粹的政治不对称相对的文化疏离的态度（如对爱尔兰人马铃薯偏好的偏见）。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距离感是饥荒的至关重要的特征。 7．5生产、多样性经营和增长 经济扩展一般会减少对提供权益保障的需要，同时增加可用于权益保障的资源。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为了使其加入在世界多数地方已发生的经济扩展的进程，必须更加强有力地寻求和利用在粮食生产之外甚至在农业以外的收入和增长的来源。 7．6就业途径和主体问题 综合运用各种不同的社会机构和制度——通过国家扶持来创造收入和就业、通过私人市场运作以取得食品和劳动机会以及依靠正常的商业和企业活动，对防止饥荒非常重要。 7．7民主和饥荒的防止 通过饥荒防治经验的跨国比较和单个国家的跨时期比较，强有力地表明了民主的保护功能。以印度为例。 7．8激励因素、信息与饥荒的防止 从民主政治的激励因素与信息传递来看，民主会把饥荒的有效信息和惩罚作用及时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中国的“大跃进”可以视为反面典型，毛泽东在之后的总结中排他性的将重点放在信息渠道的匮乏，而忽略了民主自身固有的、建构性的重要性。 7．9民主的保护作用 由于缺乏民主的约束，饥荒甚至在某些国家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有强烈的意愿防止饥荒，但结果是完全不敏感的僵化的政策。这是很可怕的。 7．10透明性、安全与亚洲金融危机 民主的正面作用适用于一般性的自动防止经济和社会灾害，起到工具性自由里防护性保障的作用，由此造成的空白是不可能由经济激励机制的运行来填补的。如金融危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某些国家的形成，一方面与商业运作缺乏透明性有关，另一方面与当这场非共同分担的危机爆发时，民主的空白使受伤者的声音被压抑并毫无效果有关。 7．11结语 对发展的挑战，包括既要消除持续的地方性剥夺，也要防止突然发生的严重贫困，但是，这两个任务分别对机构制度和政策提出的要求，可以说是有区别的，甚至是不相同的。 重要的问题： 一个国家在几十年间每年经济增长5%或10%以后，为什么国民生产总值在一年中下降5%或10%对它会是如此灾难性的事情？ 像饥荒一样，为什么这样的经济总危机总是在“魔鬼袭击落在最后的人”的基础上展开？一张总的社会安全网应该如何张开，作为对可行能力的防护性保障如何建立？ 第8章 妇女的主体地位与社会变化 8．1主体地位与福利 对主体地位的理解，即把个人看做有着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福利状态的实体，突出关注主体的能动性。聚焦于妇女的主体地位的最直接的理由恰恰是这种主体地位在消除那些损害妇女福利的不公正现象上可以发挥的作用，与此同时，妇女的力量（经济独立与社会解体）能对本来决定家庭内部以及整个社会分工的那些因素和组织原则发挥深远的影响。 8．2合作性冲突 家庭的决策通常采取合作性冲突的形式：追求合作，而在冲突方面达成某种隐含的双方同意的解决方式。 8．3对权益的认识 关于妇女和男人的个人贡献及其相应权益的认识，对在妇女和男人之间如何划分家庭的联合利益发挥重大作用。在教育和就业的影响下，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权力增强使得家庭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发生变化，对社会也会有很大影响，比如儿童死亡率的降低、生育率降低等。 8．4儿童生存率与妇女的主体地位 大量证据表明，妇女教育和识字水平的提高趋于降低儿童死亡率。这种影响通过许多渠道发挥作用，其中最直接的渠道通过妇女对子女福利的重视，以及当她们的主体地位得到尊重和提升时妇女所拥有的影响家庭决策的机会来体现。类似地，妇女权利的增强对存活率上的女性劣势有重大影响。 8．5主体地位、解放与生育率降低 在妇女的福利与妇女在促成生于模式变化方面的主体作用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8．6妇女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作用 当前男性的政治性、社会性与经济性垄断对社会运行有极大损害，增加妇女的参与度，力图消解这种基于文化的垄断力，不仅能够改善妇女的生存环境，这本身就能够带来很大的社会报酬。 8．7结语 作者主要探讨了妇女的主体地位与福利的区别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说明了妇女主体地位广泛的作用范围及其力量，它使用于经济、政治、社会行动的许多其它领域，特别是在改善儿童生存率和降低生育率方面表现明显。 第9章 人口、粮食与自由 9．1是否存在世界粮食危机？ 当前世界粮食生产并不存在任何显著的危机，世界人均粮食产量实际在上升，而且人均粮食产量最大的增长是发生在第三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9．2经济激励与粮食生产 世界粮食生产受到需求不足和粮价下降的限制，反映了最需要粮食的人们的贫困，而且已经对粮食生产造成了负激励效应。 9．3人均粮食产量趋势之外的因素 单纯关注粮食产量而忽视人们享有食品的权益这一倾向，有时会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一个错误构建的理论可以致人死命，马尔萨斯粮食与人口比例的错误视角的手上沾满了鲜血） 9．4人口增长与提倡强制 有许多明确的迹象表明，世界人口增长已经开始放缓。是否需要通过强制来帮助这个速度放缓的过程？中国开始计划生育了三十年，这种强制产生了三个问题：强制的可接受，无强制时人口增长是否就会快到不可接受，强制的副作用。 9．5强制与生育权 对生育权（由家庭决策的事务）实行强制的是否可接受？要探讨生育权利的地位与意义。作者否定了效用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观点中非此即彼地选择其中一个观点的必要性，主张采用一种后果主义体系，即把权利的实现连同其他事物一起并列为目标，并给出理由。 9．6马尔萨斯的分析 马尔萨斯与孔多塞的辩论，争论在于是否存在自愿的计划生育，历史没有给马尔萨斯的观点带来多少支持。而发展与生育率降低之间的正面关联，带来这样一句口号“发展是最好的节育手段”。 9．7经济或社会发展 关于说明生育率下降原因的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是贝克尔的生育率决定模型，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富裕将提高生育率的结论。在分析中聚焦于经济发展对提高子女“质量”的投资的影响。还有一个因素即节育设施的普及以及这一领域的知识和技术的传播。 9．8年轻妇女权利的增强 社会发展——特别是妇女的教育和就业——可以是非常有效的节育手段。 9．9外部因素、价值观念和交流 9．10强制的有效程度有多大 强制的过程带来许多自由的丧失和代价，比如社会后果、生育行为变化的不稳定性以及不清楚通过强制实际上达到多少额外的生育率下降。 9．11生育率降低的副作用与速度 比较印度克拉拉邦的自愿节育和中国通过强制计划生育所降低生育率的水平，前者从1979年的3。0降到1991年的1。8，后者同期从2。8降到2。0，凸现出以妇女活跃的、经过教育后参与为基础的自愿和强制相比的优点。 9．12强制的诱惑力 强制对于贫困人口是否是可以接受的，只有通过民主论争才能检验，但这恰恰是权威主义政府拒绝给予人们的机会。这样的检验没能在中国发生，但在印度确实发生过。 9．13结语 解决人口增长问题的办法，是一个要求更过多自由的过程。不在于强制，而在于促进男女平等与妇女自由并结合单个家庭的责任，即那些利益的扩展最直接受到过度频繁的生育和养育子女影响的人们的自由。 第10章 文化与人权 10．1三种批评 对于支撑人权言论的整个概念结构一般有三个相当不同的考虑因素，包括“正当性批评”、“逻辑连贯性批评”和“文化性批评”。 10．2正当性批评 此类批评的共同点是坚持必须把权利看作是“后于”体制的工具，而不是一种“先定”的伦理利益。综合来看，最好将人权看作是一个伦理的理性思考体系和作为政治要求的基础的合理性，不一定把它们混同于由立法制定的法律权利。 10．3逻辑连贯性批评 这种批评在于各种权利必须有与其对应的责任才有意义。 10．4“文化性批评”与亚洲价值观 文化性批评把人权看作是属于社会伦理领域，人权的道德权威依赖于可接受的伦理的性质，而文化之间具有冲突性，因此人权的普适性值得怀疑。认为“亚洲价值观”是纯粹权威主义的观点，通常几乎全部来自掌权人的发言人。 10．5当代西方与独特性 价值观形成的起源是多角度的，体系是多样性的。比如，自由、宽容的价值和平等享有和应用。 10．6对孔子的解释 10．7阿育王和考底利耶 10．8伊斯兰的宽容 权威主义的“亚洲价值观”观点的当代倡导者立足于非常任意的解释，以及对论者和传统的极端狭隘的选取。对自由的珍视并非只局限于一种文化，而西方传统也不是使我们得以掌握以自由为基础来理解社会的方法的仅有的一种文化。 10．9全球化：经济、文化和权利 全球化的形式会对就业和传统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不存在强制性的理由，一定要保存正在消逝中的生活方式的每一个方面，但确实需要让人们能够参与这样的社会决策中来。 10．10文化交流与无处不在的相互依赖 需要精细地理解跨文化的影响，需要有欣赏其他文化和其他国家产物的基本能力。 10．11普适性前提 来自不同文化的不同人们能够分享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并赞同某些共同的承诺。自由的压倒一切的价值，作为贯穿本书的原则，即以强烈的普适主义为前提。 10．12结语 可疑的历史并不能为可疑的政治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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