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吉勒图是因被认定为内蒙古“四九”女尸案的凶手而被执行死刑的。为了把这个19岁的孩子查办归案，费了当时呼市公安局、新城区分局上下很大的力气，最后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呼格吉勒图案件被列为内蒙古严打期间的成功案例，媒体广泛报道，相关办案人也得到了相应的表彰和奖励。
呼格吉勒图是如何成为“犯罪嫌疑人”的呢？
本来呼格吉勒图和工友闫峰是报案人，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位英明神武的分局副局长马志明，只花了几分钟就把案子给“破”了。马志明“破案”的一刻，就发生在现场勘查时：“马志明副局长和报案人简单交谈几句之后,他的心扉像打开了一扇窗户,心情豁然开朗了。”
“按常规，一个公厕内有具女尸，被进厕所的人发现，也许并不为奇。问题是谁发现的？而眼前这两个男的怎么会知道女厕内有女尸?”
“冯副局长等分局领导,会意地将目光一齐扫向还在自鸣得意的两个男报案人,心里说,你俩演的戏该收场了。”
马志明的这一疑心，本来只是一种怀疑，说穿了其实也只是个偶然的念头。但是，一旦领导这个念头被“贯彻到底”，就成了血染的冤案。
“作为优秀的刑侦人员，现场的任何异物都是珍贵的资料。而临场领导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即便是眉头的一起一伏，都是无声的命令。”
在领导无声的命令下，呼格吉勒图和闫峰被“归案”问话。
隔离审讯，呼格吉勒图和闫峰两个人的供词是一致的，大致经过是：两个人到工厂上“中班”，后半夜两点才下班。晚上八点多的时候，呼格吉勒图出厂买点东西，中途去了公共厕所小便，听见女厕内有人喊叫，但是又没有声音了。他小便完临走，进去看了一眼，发现有人横仰在那里，他就跑出来了。跑出来想，那女的是不是死了？于是又返回去，发现那女的是真的死了。呼格吉勒图回厂，跟闫峰说：“女厕所有个女人死了，你不去看看？”俩人就一起去看，见黑乎乎的一个人横在两个蹲坑之间的矮隔墙上，于是闫峰说报案吧，两个人就报了案。厕所太臭，呼格吉勒图在报案路上还买了五块泡泡糖。
两边的供词是一致、流畅，没有矛盾的，马志明副局长最初敏锐的怀疑已经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释。而且，距事发不过一两个小时，19岁的工人呼格吉勒图完全没有时间去扯谎，而且完全没有理由去拉上一个旁证，更没有理由突发奇想在作案后报案。
所以，马志明副局长关于“报案人即犯罪人”的这个念头，本来应该根据现有的新事实被消除。但是，他没有消除这个念头，反过来要消除“事实”，继续进行审讯要定呼格吉勒图的罪。结果，侦查工作便由于呼格吉勒图的“狡猾抵赖”而极不顺利。
这时，另一位领导的到访，案件侦破过程再次发生了扭转。
10日，市公安局长王智到分局听汇报，听完了以后作出特别指示：要“一追到底”。
“局长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分局的同志们，在他们认真贯彻领导意图的情况下，审讯很快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
地方媒体报道说：“熬了48小时”以后，公安局获得了呼格吉勒图的“供词”。
这暗含机锋的语言背后是什么？根本的扭转是怎么发生的？干警是如何认真贯彻领导意图的？细思恐极，恐怕呼格吉勒图的妈妈一旦思量起48小时内发生过什么，就会哭昏过去很多次。
究竟是干警熬了48小时，还是呼格吉勒图没熬过48小时？
冤案的背后，都是上下齐心、唯领导马首是瞻，盯住目标不放松，艰苦奋战，取得突破。换句话说，冤案的形成，只有一个秘诀：未审先判、先断案再“调查”。
领导事先认定一个目标，大胆假设，放手求证，铸成冤案。可以说，在这种破案的“次序”下，侦破工作进行的越艰苦，冤案形成的机率越大。
干警花费这么多的精力，都只为了对付一个19岁的孩子的荣誉心、倔强、忍耐力，但没有分出一丝精力去大街上寻找其他的线索、到工厂里调查犯罪嫌疑人的品行。而一个公安局领导，就能在受案半小时之内、踏勘现场的几分钟之间，给人定罪。这样的刑事追究机制，根本谈不上是“保护人民”的，只是残害“运气不好”的人的。
公安局给人“定罪”的企图，来自于其自身的利益追求，就是立功、受奖、升官。放过一个无罪的人，对这条升迁线路是没有任何助益；只有将更多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才算是在本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反过来，错案追究的措施则是空白的，抓错了人、杀错了人，不负责任。
是制度给了公安局长们“无视事实、坚持念头”的机会。
从公检法机关的内部决策流程上看，以集体决策、领导决策的定案制度，责任无法落实到人、首先办案干警无权发表意见，只能执行领导的指示。在法院的“审委会制度”中，这种制度的现实是法官管审不管判，判案的是没接触案件基本事实的审判委员会。相比公安局长，审判委员会就更容易“想当然”了。所以，整个诉讼法规定的程序都是纸面上的、都是虚的走过场，背后实际执行的是另外一套荒唐的程序，有法不依。
而且，致命的是：没人为过错负责。领导只要一朝升迁，之前种种错误，就此掩盖，不会因为草菅人命，毁灭一个家庭的幸福付出任何代价。
这样的制度是培育土匪的制度，而且毁灭了“恶有恶报”最基本的社会道德。
所以，平反冤案是治标，错案追究是治本。
但是，错案追究制度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只是杀鸡儆猴式的，不会产生实质的效果。错案追究，也要给人“定罪”，不能变成另一场“严打”，搞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反过来往往是“放过一千、只杀一个”，距离正义还有很大的空间，这一空间要靠对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的制约与制衡来弥补。
这些年来我国搞“命案必破”，错案率即便按照常识来说，也是非常高的。能够被“翻”的冤案，都是被害人死而复生，或者真凶招供，加上家属长期不懈努力的各种条件累加的结果，这样的翻案只能是极少数。绝大部分的案子，都无法定性为冤案，更不要提去追究责任人的“过错”责任。理论上，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也不能保证刑事追究系统是完全准确的。
防止冤案的发生，要在案件过程重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我国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国家机关追诉犯罪，准确定罪，既要收集有罪的证据，也要收集无罪的证据；既要收集罪重的证据，也要搜集罪轻的证据。这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都是反人性的。公检法系统针对的是犯罪嫌疑人，谁来监督公检法系统依法办事？只有自始至终有律师在场，才能保证国家这个法系统是依法运行的。公安局有自己的立场、根本利益在于找到、抓到更多的“坏人”；而律师在经济利益、社会声誉也有坚定的立场，要确保“好人”不能让公安机关给认定成“坏人”、确保公安机关抓错“好人”比抓对“坏人”要难得多的多，这样公安机关才会有动力去抓真正的“坏人”。
此外，公检法分权制衡，不能搞流水线。呼格吉勒图一路遇到的警察、检察官、法官，都没有能够保护他，因为这三个机关是“协调”行动的。
《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一规定从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确立，被称作“仅凭口供不能定案”原则。所以，公安局“为了证实呼格吉勒图交待的真实性”，作了一个物证鉴定，证明呼格吉勒图的指缝遗留血样和被害女子咽喉被掐破处吻合，该鉴定是呼市公安局技术室和省公安厅做的。可是，这一“铁证”现在却有嫌疑是公安局“制造”出来的。
这一“铁证”有效地防止了呼格吉勒图的翻供，因为呼格吉勒图后来对检察人员翻供，结果检察机关询问人员说：“你胡说！”
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已经十八年了，但是类似的冤案并没有成为历史。
就在2011年，广西北海一起刑事案件震动了全国。律师为一起故意伤害、杀人案的被告辩护，当庭推翻了公安局的证据链，法院不得不休庭进行补充侦查。结果北海市公安局向政法委汇报后，政法委书记数次召集公检法司部门开会，确定调子：“裴金德等涉嫌故意伤害罪案”犯罪嫌疑人肯定有罪，4名律师辩护过程中肯定有罪，必须抓捕。 于是以“律师伪证罪”名义，公安把律师也抓了。
在粗糙的证据前，公、检、法总是格外地协同一致，受冤者及其家庭都遭受了无法想象和难以愈合的身心创伤，而办案人员都获得了奖励和升迁，恶制度每天都在铸成大错。
呼格吉勒图不是历史，我们要正视现实：呼格吉勒图可能每天都会“诞生”。
只有法律赢过了权力、光明才能替代黑暗。领导的意志，不能毫无阻碍地贯彻于系统工作、不能为了证明领导的英明神武，就要贯彻其每一个错误。公检法系统的职权不是为了证明领导的正确性而设置的。
只有对法律有信仰，社会才有法治。长期以来从公检法到政府各部门，信仰权力和权威，信仰领导不信仰法律。
我在各级法院的法官岗位呆了二十年，做律师十五年，一直在问自己：法律是什么？法律和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法律能够给社会带来什么？
答案是法律能够带来公平和安全，而公平是我们的良知所系，安全是生命所需。因此我们才需要法律。
包括呼格吉勒图在内的无辜被告人被迅速冤杀，背后都是缺乏法律监管、贪功逐利的权力和个人欲望在脱缰驰骋。
立功受奖，是冤案肆虐、无法纠正的根本原因。某些办案人员的“贪念”得到了无限放大，无视事实、法律、他人的生命与幸福，而“良知”尚存的同事，在公检法协调一致的体制安排下，时常发不出声音，而且升迁中节节落后。随着时间推移，有“贪念”的人成了领导，领导贯彻执行个人贪欲、争取更大的“功劳”、纵容违法、刻意掩盖系统内的责任追究，发展出了一整套架空法律的恶制度，践踏生命权利、践踏法律。
就是恶制度与个人贪念的共同生长、完美结合，产生了一个个呼格吉勒图，而制度、观念、势力只是刚刚开始拔除而已。
办理呼格吉勒图案的三个单位，从干警、公安局长、检察官到法官，对案子的“问题”即便称不上心知肚明，也会深知此事存疑、不合法。但是大家最后都屈服于“领导”贪功的压力、屈服于在体制中安稳度日、遵守“规则”的诱惑，屈服于自身利益和立场，违背良知，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坚持法律的原则。
我们每一个法律工作者，不管是干警、检察官、法官和律师，要停下来问问自己：内心不能坚守法律信仰，主动放弃了阵地，造成了冤假错案，内心能够得到安宁吗？
如果法律工作者高不能坚持，国家怎么会有法治的未来？
制造一个呼格吉勒图，起因是公安局长的一个“念头”；让呼格吉勒图永远的成为历史，靠大家时刻用法律和事实考验自己的“念头”，对抗个别人的贪欲，坚持法律的公正。
依法治国成为国策，密集的改革政策在出台，但是执行下去，需要每一个人坚守良知，依法行动。这是法律的要求，社会的期待，更是内心的呼唤。静下心来，排除杂念，我相信，你、我、他都能听见这个呼唤：坚守良知，不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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