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世界与中国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人们难免百感交集：有对未来新的展望，也有对历史的回顾。百年前的上一个世纪之交，世界和中国的情形究竟如何？中华民族又是怎样进入二十世纪的呢？站在新世纪的门槛边，回首当年的情景，感悟历史的启示，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世纪里振兴中华，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百年前的世界

　　百年前的世界，是一个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世界。欧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俄国，先后进入了资本帝国主义阶段。列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达到高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成为列强的俎上肉、盘中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处境极其悲惨。

　　这一切，都是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长期演变的结果。



　　西欧的中世纪虽是一个黑暗落后的封建时代，但由于这个地区分散为许多各具特色、富有多样性、彼此既竞争又互相促进的小国，有的国家内部又分裂为众多的小国或不相统属的贵族领地，不存在一个像中国那样传统悠久牢固、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大国，加以得舟楫海洋之利，便于交流，故商品经济关系得以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较早地孕育成长，改革的阻力也不如中国这么大。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要求、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对封建贵族、教会神学和经院哲学的世界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次思想大解放和一系列地理大发现，极大地刺激了西欧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壮大。接着，1640年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1776—1781年美国进行了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独立战争，1789年爆发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不断发展，其中包括1848年的欧洲革命，意大利的统一，美国的南北战争，德国的统一等。在沙皇专制的俄国，由于国内农民革命和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于1861年签署废除农奴制的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法令。在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总之，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英、法、美、德、俄、日等国通过革命、战争或自上而下的改革，已先后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或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统治世界的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确立对生产力的大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发明和技术革新。蒸汽机、纺织机、铁路、轮船等的应用，机器制造业的推广，使生产力似有神力相助而飞速发展。英国完成了从手工劳动到机器大工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和城市化的大转变。与此同时，社会结构根本改观，近代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内阁制和政党政治逐渐完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英国的对外扩张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

　　继英国之后，法、德、美、俄、日等国也先后发生工业革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即资本帝国主义的过渡。因此可以说，资本帝国主义是和二十世纪几乎同时来到人间的。资本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垄断，表现为资本的高度集中，垄断组织的形成及其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结合形成金融资本；在商品输出的同时，资本输出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垄断组织结成同盟在经济上瓜分世界；如此等等。

　　与此相适应，在上个世纪之交，列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这一斗争又因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而空前加剧。189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1910年德国工业总产值又超过英国，英国丧失了长期垄断世界工业和市场的地位。当后起的德、日、美等帝国主义登上瓜分世界的舞台时，它们惊异地发现已是筵尽席散、杯盘狼藉了。在此情况下，德国大嚷大叫地要求获得“阳光下的地盘”；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几乎没有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跑步进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开始推行以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称霸亚洲为宗旨的“大陆政策”；俄国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推行“积极的东方政策”，兴修西伯利亚大铁路，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美国在十九世纪末西部土地开拓完毕后，将注意力转向殖民地的争夺，大力推行门罗主义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方针，视拉丁美洲为自家的后院。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受到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咄咄逼人的威胁，为了保持并扩大既得的殖民利益，也纷纷采取行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国放弃了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积极参与在中国夺取租借地和瓜分势力范围的大角逐。这样，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争夺的焦点。

百年前的中国

　　正当世界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并过渡为帝国主义之际，中国却处于全面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文化衰落，军备不修，民生疾苦，社会动荡不安。王朝末日和封建社会行将就木的景象随处可见。面对列强的疯狂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极点。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古国，对人类曾经作出过巨大贡献。直到明末清初，中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胜过西方。但中国又是一个举世罕见的旧传统十分牢固、高度集中统一、保守封闭的封建大国。封建专制政体的长期延续使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到十七世纪后期和十八世纪中国正沉醉于康乾“太平盛世”时，西方已在科学技术、经济、财富、文化等方面占据优势。当欧美主要国家早已完成工业革命时，中国近代工业还刚刚起步。1900年美国钢和生铁的产量分别是1035万吨和1401万吨；德国分别是665万吨和852万吨；英国分别是498万吨和910万吨。而偌大一个中国，直到1928年仅生产钢3万吨，生铁47．7万吨。



　　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滞后反过来又导致社会结构的惰性和踏步不前。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沿海地区虽已出现少许近代工业和初期的资产阶级及工业无产阶级，但还十分幼弱。传统社会结构虽已开始瓦解，但根基依然牢固。高踞于广大人民之上的，是承袭了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清政府。它麻木不仁，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自以为是天朝上国，视他国为蛮夷，坚持要“明华夷之辨”。它拒不承认中国各方面落后于西方的事实，拒绝向他国学习，更拒绝作根本性的改革。“天不变，道亦不变”、“君权神授”、“敬天法祖”、三纲五常等极端落后的封建信条，成为他们禁锢人民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的利器，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1840年的鸦片战争撞开了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当时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林则徐、魏源等人率先睁眼看世界，承认中国落后又不甘落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级中的改良派的华夷观念发生动摇，提出“自强”主张，大力兴办洋务，进一步向西方学习，有所前进。但洋务运动的着重点在于师其船坚炮利和兴办实业，局限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内，即“变器不变道”，没有触及带根本性质的政治制度改革。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惨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认识到“变政”即政治制度改革是救亡图存、赶超西方的根本。对此，清政府是绝不会容忍的。正如当年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一样，1898年的戊戌变 法终于被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淹没于血泊中。这说明，直到上个世纪之交，中国封建势力还很强大，新兴的资产阶级还很幼弱，封建思想文化仍然根深蒂固。

　　历史事实表明，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从上层建筑看，百年前的中国较之世界先进国家整整落后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的全面落后给列强的侵略扩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古老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和腐朽的封建专制远不是高度工业化的、推行经济扩张和武力侵略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对手。继两次鸦片战争之后，1871年沙皇俄国悍然出兵侵占了伊犁，1883—1885年爆发了中法战争，1894—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于日本。接着，1898年出现列强在中国攫取让与权、强夺租借地和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从旅大、威海卫、胶州湾、九龙新界直到广州湾，被俄、英、法、德等国强租而去。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列强分割为一片片排他性的禁脔。恰在距今百年前的1900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又因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血腥镇压和清政府的叛卖而惨遭失败。同年，沙皇俄国派兵17万，对中国东三省实行野蛮占领。翌年，清政府又被迫签订《辛丑条约》。

　　总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00年，列强通过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支付了达到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列强的租借地、租界和势力范围遍及全国。此外，列强还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海关控制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驻军权和开矿筑路等让与权，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操纵中国政治。由此不难看出，到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的停滞落后和民族危机已经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中华民族在极度的屈辱之中进入二十世纪。

历史的启示

　　百年前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何以如此落后？何以总是挨打？要说明这个问题，远非三言两语所能济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清政府顽固拒绝进行彻底的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牢固性，传统封建文化的积垢太深，成为人们精神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难以冲破的桎梏，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化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是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官僚、地主、士绅等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根本不想进行任何改革。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更尖锐地提出了近代化的问题。清政府迫于形势，开始允许兴办洋务，但是只允许在封建传统范围内进行改良，不许越过雷池一步。甲午中日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光绪帝支持下开始实行的变法即政治制度变革，又被封建顽固派扼杀于摇篮中。这说明直到国家面临亡国惨祸时，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仍不愿进行重大的改革。

　　对比之下，欧美先进国家和日本的情况与中国迥异。以日本为例。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这个国家的封建落后状况并不亚于中国。中国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即已开始推行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要早几年。但日本明治维新不仅仅限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科学技术和发展近代经济，而是包括政治、文化教育在内的带根本性的学习。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实现了近代化，国力大增。二十多年后，甲午一战，将清政府打得惨败，从而将中国推入那个黑暗的世纪之交。

　　历史启示我们，一个国家要臻于富强并保持富强，必须听取时代的呼声，根据发展的需要，不断地自我更新，力争先进并保持先进。在这里，改革开放是问题的关键。所谓改革，不只是物质经济层面的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的根本改革。单纯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改良，并不能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所谓开放，不只是经济上的开放，而是包括学习他 国各方面的长处，不能限于皮毛。思想文化改革是深层次的改革。我们主张保持并发扬中华民族极其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反对不加区别、不顾国情的全盘西化，但百余年来，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禁锢人们的思想，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批判和摧毁业已过时的旧文化，在思想文化上不断自我更新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之一，切不可等闲视之。

　　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来，世界和中国发生了惊人变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改革开放将中国的现代化引上康庄大道，综合国力迅速增长。今昔对比，欣感人类社会前进步伐之不可逆转。未来的一百年，中国和世界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但必然会变得更加光明美好。只要我们不忘记历史的教训，中国的前途将是不可限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