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权力“铁三角”下变法悲剧与作家的诗性叙事

发布时间：2011-01-15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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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权力“铁三角”下变法悲剧与作家的诗性叙事
【内容提要】
对历史精神的把握和对人性本真的书写，是决定历史小说境界的关键所在。思古源于抚今，优秀的历史文学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当下文化重建。熊召政的小说《张居正》以具有典型文化意蕴的“铁三角”权力关系（权力的源泉及其公权代表与私权代表）为叙事框架，演绎了一场转型期变法的艰难历程及其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展现了中国文化烂熟期的复杂人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中国人的焦虑。和谐而颇具张力的叙事风格、宏大而复杂的历史观照、严谨而不失灵动的文化立场以及典雅而充满诗性的叙事语言，使得该书在当下历史小说创作中显得成熟稳健而又别具一格。

【关键词】《张居正》/文化转型/变法悲剧/权力“铁三角”/诗性叙事一、文化转型与末世变法的悲剧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小说创作的全部活动，就是用作者的主体认知同历史进行对话，并且以审美方式将其转换成既真且美的特殊的艺术形态，因此，从文本的构成来看，它往往同时涵盖了历史和艺术的双重因素。这是历史小说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独特之处，也是它容易招致批评的原因所在。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也不例外。本文不想就此展开探讨，而是指出：简单的虚实之辨并不能破译历史小说的奥秘，一部历史小说的真实与否以及真实程度如何，主要还是看它对历史真实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和文化走势的把握。这也是我们评价历史小说真实层次、境界和规格的根本要旨。以此来考量《张居正》的创作，我们便对近几年学界围绕该书是否“厚诬”或“粉饰”历史人物展开的争鸣获得了一种新的认识。在这里，也许存在如有的评论家听批评的在主要人物张居正、高拱和次要人物隆庆皇帝、魏学曾、王希烈等人物塑造上的有违史实之处（当然也有人不赞同这种批评），但由于作者不满足于形而下的史实真实（包括典章制度的真实和风俗民情的真实），而是以高度的理性自觉努力揭示形而上的文化的真实，写出张居正领导下的“万历新政”及其所处的晚明末世背后的本质规定和历史走向，因而笔下的历史形神兼备，在总体上达到了列宁所说的“更深刻的本质”的层次[1](P143～144。
晚明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型期。“阳明心学”的兴起和新旧文化的相互纠缠、碰撞和融合在此时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及由此派生的市场规则和价值规律，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国家的政治生活。随着商业经济的日趋繁荣，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书中的那个亦商亦侠的邵大侠居然可以插足朝廷首辅的任免，另一个布商郝一标拿出一点钱来竟能给所有京官发几个月的俸禄，他走私的布匹还卖到皇宫给太后做衣裳，不禁使我们想到《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的势力。同商品经济的发展相联系的是社会思想的解放，以“心学”大师何心隐为代表的“异端”学说的流行和书院讲学风潮的高涨，在向传统儒学的伦理纲常和道德准则提出挑战的同时，也进一步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的裂痕和朝廷中“循吏”与“清流”的分化。在新的经济文化因子的影响下，中国固有的实用主义思想空前膨胀，好色好货好利思想广为流行并进而引起了晚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所有这些，都在小说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揭示。
但是作者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新的经济文化因子在未经突破性发展之前，仍被强硬地纳入传统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内运行，其整体力量是有限的。明代毕竟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社
会，这些新的经济文化因子不仅无法与皇权体制分庭抗礼，而且只有依附于皇权才能有所作为。小说中邵大侠的发家致富依靠的就是以布衣身份介入宫廷的政治斗争，郝一标的布匹生意也是靠走私和勾结官方来操作的。商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这种结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文化内涵。与此相似，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新思潮也与传统的纲常礼教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心学”所提倡的个性自由不仅没能冲决程朱理学的纲常礼教，反而与这些道德教条形成一种奇妙的结合，从而导致了士子们既拘泥僵化又空疏狂热的做派。正如小说中何心隐所说：“这些人讲求操守，敢与官场恶人抵抗，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好名而无实，缺乏慷慨任事的英雄侠气。”在“讲学”热和“救援”何心隐等一系列运动中，士人们的这种矛盾秉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何心隐的“心学”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最高成就，但它在儒家教条与个性自由之间左冲右突，反复无常，仍未走出传统文化的藩篱。作者告诉我们，在张居正就任首辅前，何心隐可以跳出宗法礼教的羁绊建议张居正“清巨室”、“用循吏”，以天下为己任进行变革；然而，当变法影响到他的话语权力，就转而站在礼教的立场上批评张居正不回家守制为亡父尽孝，并煽动士子们起来反对张居正“夺情”留任，这说明他看似有些“异端”，但骨子里并没有真正摆脱传统文化的框范。
任何变法，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综观中国历次变法，大体有以下两种历史背景：一种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式的宗法政治和土地私有制是其根本原因，中国古代的变法大多数属于这一类。另一种是新生或外来的经济文化因素的催生，商鞅变法和戊戌变法便可归属此列。就万历新政而言，是两种因素兼而有之。明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书中像李太后的父亲李伟和驸马都尉许从成等豪门贵族都占有大量的土地，与此同时，新的商品经济又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和官场的贪污腐化，使得贫富两极分化在晚明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此外，“阳明心学”的传播和私学书院的兴起，也对官方教育体系和传统意识形态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面对严峻形势，小说主人公张居正借助皇权的支持和庇护，用传统法家的霹雳手段，强力推行了著名的“万历新政”，实行了一系列的变法自救。随着新政的实行，原来穷得连官员俸银都发不出的国库盈实了，皇帝扫扫箱角就可以每月办一次大型灯会；边防在张居正重用的李成粱和戚继光等将领的整顿下巩固了，不断有外族前来通好；阶级关系有所缓和，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一时四海升平，百业兴旺。
然而，万历年间的晚明毕竟是末世而不是盛世，张居正的变法也毕竟是在扩大内阁权力、与冯保等宦官结盟并对皇权实行羁縻的新专制政策的基础上展开的。他的整饬吏治、整顿税收盐政以及取缔书院等措施，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明王朝松弛慵懒的政治体制、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僵化保守的道德礼教，相反因损及贪官庸吏、皇亲贵戚和清流士子们的利益而招致他们的敌视及最终清算。小说第4卷对此有相当怵目惊心的描写。当然，如果站在现代的文化立场上进行考察，传统的法家学说也不能充当末世变法的思想资源。张居正压制言路、取缔书院的文化专制政策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作者在叙述万历新政时，态度是十分清醒、理智和冷峻的，他并不因笔下人物是改革家而对其功绩做出不恰当的夸大，而是努力写出这场变法的深刻的文化悲剧和个体在历史巨人面前的无奈和渺小。鲁迅说过，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小说就是这样，通过对张居正在艰难曲折中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顶峰，又一步步走向失败的深渊的一波三折的叙述中，让我们不仅具体而微地感受到历代改革家共同的悲剧命运，而且由此及彼地激发了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中国式改革的痛切拷问。
《张居正》为我们书写了中国在近代化门槛前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的一次自救运动，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明王朝的覆灭，却并没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这次变法的成功与失败，以及作为改革家张居正的人生悲剧和人性悲剧，都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在这
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2](P238黄仁宇先生的这段话，不妨可看做是对熊召政上述有关晚明历史本质和末世走向的描写的一个绝妙总结。二、“铁三角”权力关系与复杂的人性本质
任何变法都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并往往由此导致激烈的政治权力碰撞。正如上文所说，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集权传统的国家，皇权历来被视为是天授的，是其他国家权力的源泉。所以，变法必须取得皇权的支持（虽然有时候皇权并不一定掌握在皇帝的手里）。在某种意义上，变法就是围绕皇权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角逐和权力再分配。
就小说《张居正》而言，在万历皇帝长大以前，皇权的实际代表者是其母亲李太后。而在明朝：又没有太后直接干政的先例，她必须寻找自己信任的大臣来执政从而实现对政权的间接控制。经过仔细考察和反复考验，李太后认为，具有这种资历和能力的只有张居正。同时，作为深居后宫的太后，她与张居正的接触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需要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皇宫的人来传递信息，这个人就是司礼太监冯保。因此，李太后——冯保——张居正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铁三角”权力关系。其中李太后是冯保和张居正的权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