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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诗言志”里的春秋时代

发布时间：2023-02-20 12:36:47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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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送别诗：离别诗有偏于写离别之共相和偏于写离别之个相两类。杜甫的送别诗多是写极具个性的离别，采取写实的手法，深刘地表现了具体的离别情境所蕴含和牵连的种种复杂的人生体验和人生感悟，具有超越传统离别主题更深广的思想与审美意蕴，这是杜甫在送别诗写法上的新变。“赋诗言志”里的春秋时代傅道彬春秋时代是可以称得上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许多重大的文化事件在这个时代发生，以西周为核心的城邦联盟开始解体，诸侯城邦纷纷自立，进入典范的城邦社会；一部伟大的艺术经典《诗经》在这一时期结集，而“诗亡然后《春秋》作”，《诗经》之后进入了以《春秋》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时期，各诸侯普遍建立了城邦“国史”，即所谓“百国春秋”；春秋哲学也于这一时期实现了“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albreak-though，以史官为核心的哲学家集团开始形成，完成了从神的哲学向人的哲学的转变；一种新的人格──君子人格在此时形成，士人们以特有的礼乐修养实现着君子人格的理想。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正是这一时期完成的。“赋诗言志”构成了春秋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春秋士人在外交、宗教、教育、政治等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普遍地赋诗称志，有一套娴熟的赋诗本领。据清人魏源统计，《国语》引诗31条，《左传》引诗217条，列国宴享赠答70余条。闻一多先生说：“诗似乎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神话与诗·文学的历史动向》这一点构成了与战国不同的文化风貌，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里讲“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绝不闻矣。”诗成为春秋贵族列国聘盟的一种特殊语言。《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称诗谕志，可以臧否人物，亦可以观家邦兴亡。意义如此重大，所以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都是自幼学诗，从摄职从政的男子，到闺阁中的妇女，从中原各国到被认为异族的荆蛮、姜戎都练就出触景赋诗脱口而出的本领。诗构成了春秋士大夫全面的社会生活。1
有几次赋诗盛会很能说明问题。一次是襄公二十七年垂陇之会，一次是昭公十六年的六卿赋诗，两者各具特色。垂陇之会是郑伯享赵孟，郑国的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印段、公孙段七人相从，赵武令七子赋诗，“武亦观七子之志。”在这次赋诗盛会上，七子分别歌唱了《草虫》《鹑之奔奔》《黍苗》《隰桑》《野有蔓草》《蟋蟀》《桑扈》等诗篇。这些诗篇分别出自于《召南》《鄘风》《小雅》《唐风》，地域是很广泛的，诸大夫赋诗道志，所赋诗已不局限于一国，说明而是篇篇皆熟，没有什么窒碍了。而昭公十六年的郑国六卿赋诗盛会，韩宣子要“以知郑志”。故六卿“赋不出郑志”，六卿们分别赋的是《野有蔓草》、《羔裘》、《褰裳》、《风雨》、《有女同车》和《萚兮》所歌咏的诗篇均出自《郑风》，大国使者到来，小国贵族曲意奉承，以求庇护。而他们能用郑国的诗篇把细微的感情如此准确地表达出来，充分证明他们的《诗》的修养，不仅在广度上极有功力，在深度上也分毫析厘。垂陇之会的赋诗犹如皇都陆海，错然杂陈；而郑六卿饯韩宣子赋诗，虽然也是五光十色，却也带有十足的地方风味，总之是纵横采撷，皆成文章。这是就赋诗者而言，赋诗者要“微言”，听诗者要“相感”，没有“相感”，“微言”也就无用武之地了。由此可见，听诗者对诗也是十分熟悉的。《文心雕龙·明诗》谓：“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春秋士人可以在战场上披坚执锐，驰骋疆场，也可以在宴饮间赋诗唱和，唇齿留香。春秋时期高度发达的城邦文明造就了一群富有礼乐教养的士人君子，他们力图在举手投足间体现出高雅不凡的修养，谈吐间极力表现出以诗书为基础的文化品格，因此以诗酬酢借讽诵旧章而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显示自己的文采，的确是贵族阶级的雅事。“言语之美，穆穆皇皇”，谁娴熟这一套，就被认为是温恭知礼的君子，由此造就了一批像赵衰那样的“讽诵旧章”的人才。春秋时代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贵族阶级温文尔雅的面纱还没有完全撕破，勾心斗角的矛盾常常被掩饰在赋诗中进行，而这种表面上的温情也常常被贵族阶级视为一种精神享受。昭公元年赵孟参加郑伯为他举行的宴会，席间杯觥交错，极尽欢娱。结束时，赵孟感叹到：“吾不复此矣”，意谓再也得不到这样的快乐了。这与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一样反映出春秋时代《诗经》独特的艺术魅力。“歌诗必类”是春秋赋诗的思想原则，《左传》襄公十六年记，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关于“类”，孔颖达说：“歌诗各取恩好之义类。”就是说歌吟古诗要从友善的愿望出发，达到友好的目的。证之于春秋历史，的确是一个基本准则。“赋诗断章，余取所求”是春秋人赋诗的结构方法，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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