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发布时间:2018-10-03   来源:文档文库   
字号: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蔚为大观。数千年来,它伴随着中国人的发展与进步逐渐成形,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人的立身处世、言行举止,似乎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文化;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每一件什物,几乎也都浸润着浓郁的中华文化。但是一旦旁人问起来,要你用三言两语准确地概括一下中华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恐怕多数人都会瞠目结舌,不知从何说起。毕竟,中华文化支脉太庞杂、流变太频繁,要想真的说出个所以然来,实在是不容易办到。不要说外国人不解,就连中国人自己,怕是也会觉得茫然。前面那几位中国人在老外面前所遇到的尴尬,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中华文化太丰富、太精深,所以我们觉得实在很难理出一个头绪。而相对浅易的美国文化,就容易理解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国人的一些日常行为中,提炼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比如说,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经权之道等等,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总体来看,中国文化有如下几点鲜明特征,值得我们注意:


中庸,是圣人孔子所极力推崇的“至德”,孔子心目中的
理想道德叫做中庸。中庸之道,实在是中华民族累积凝成的民族智慧。中庸的精义,似乎不出《论语》的一句话,那就是“过犹不及”。就是说,万事都不要过分;如果做得过头了,那还不如不做。然而时下许多人所理解的中庸,却成了做事无原则、无标准、和稀泥、不偏不倚、模棱两可、首鼠两端的代名词,似乎奉行中庸之道的人都是庸庸碌碌、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这实在是对中庸真义的误解。为人如果做到了“中庸”,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呢。

要身体力行“中庸之道”,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度”的把握。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越了限度就不好了,哪怕是好事也会因此而变成坏事。事情做得过了头还不如做不到,这就是“过犹不及”。我们不妨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容词来举例:“怯懦”是“不及”,“张狂”是“过”,而“勇敢”则是“中庸”;“吝啬”是“不及”,“奢侈”是“过”,而“慷慨”则是“中庸”;“自卑”是“不及”,“自负”是过,而“自信”则是“中庸”。试问,这样的中庸,又有什么不好呢?

中庸的现实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是“合理化”。朱熹解释中庸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管理的中庸之道,正是今日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要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重视团体不必轻忽个人,注重现实同时并不抛弃理想。
至于一项措施合理不合理,还要看时空能否配合,所以
中庸说:“君子而时中”。这里所谓的“时中”,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指“与时俱进”,它要求人们行事能适应时代需要,求得能适合此时此地的合理化措施。

中庸不是平庸,所以绝非因陋就简,当然更不能随俗浮沉。真正的中庸,必须力争上游,日新月异。首先要坚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站在“有所不为”的立场来“有所为”,找到“此时此地最合理的决策”,并且确实尽力去执行。这些看起来很平常,其实要实行的话相当困难。

中庸之道还有一层涵义,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合“时中”的精神。不管是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都希望能做得恰到好处,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只有这样,才算符合中庸。

诚然,中庸之道堪称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但却是很难为人所把握好的。千百年来,正因为人们对中庸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使得国人的行为出现了较大偏差。渐渐地类似于“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一类的谚语流行开来, 抑了人的个性,渐渐地造就了一批温和、谨慎、克制、保守的中国人。他们遇事不敢承担责任,却有着“推”、“托”、“拉”的本事,人人都不敢为天下先。如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排队还是走路,多数人更喜欢夹在中间,既不愿领头,当然也不愿意殿后。这或许也算得上是“中庸之道”给国人带
来的影响吧。 和谐

中国人很早就具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这是一种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发展的思想。中国人追求的是人与宇宙天地乃至世间万物的和谐与共生。这里的“天”,可以看做是原始的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而这些原则和观念同时也是人心中所固有的。在这个层面上看,“天心”与“人心”是一致的;以说,“顺天”必“应人”,“应人”即“顺天”,两者事实上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所强调的还是“以人为本”。这应该可以算是中国最原始的“人本主义”观念了。

对比欧美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西方人相信人是神创造的,凡事都应该服从神的意旨,成为人为神而生的神本主义。欧美的科学文明,又证明人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神是人想象中的产物,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以致物质享受高于一切,成为以物为本的物本主义。

中国人把宗教当做一种生活工具,神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把科学技术看成生活的另一种工具,科技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最看重的,不是神,也不是科技,而是人,从而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之路。 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大概就是以“和谐”代替“斗争”,用“互助”代替“竞争”。“拿和谐来解决问题”成为多数中国人不变的特色,使得中国文化中,“和合性一向大于分别性”。


管理的和谐性,最要紧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相互间的安和乐利。双方一旦产生严重的抵触或对立情绪,就意味着会失去中国管理的基本精神了。

然而和谐并不反对竞争,天下事非竞争不能进步。但是中国人懂得“用让来争”,和合当中有竞争,争到不伤和气而又圆满解决问题,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了。

因而,中国人特别重视和为贵。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尽管大家可以有着不同的看法,却不可不在和谐的气氛中找出孰是孰非。组织成员,不可以为反对而反对,但是基于共同的目标,提出一些积极性、建设性的异议,有助于集思广,这才是组织进步与发展的动力,非常必要。

但是,万一事物之间达不到协调的立场,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深知一切都可能有矛盾,但是矛盾可以促成变化,带来进步。然而矛盾未必就一定意味着对立、冲突,它往往可以调和、化解掉。西方人最佩服中国人的地方,便是这个“化”字,一切矛盾统统化掉,化得好像没有矛盾一样。

从表面上看,多数中国人凡事习惯于讲求“大事化小,事化了”。似乎是马马虎虎把事情处理完毕,有草率的味道。实际上我们是透过良好的协议,先把事情分解成若干症结,然后逐一化解,才可能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无事。这就是中国人的“求和”思想。“求和”包括着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待人和气等几方面,性格上也就表现出平和、宽容、顺从、团结、
依赖等特征。

另一方面,就中国人的个性心理特征而言,由于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性格气质上历来都表现出求和的一面,“以和为贵”成了大多数中国人进行社会交往所恪守的信条。所以世所公认,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国民讲究谦恭礼让,从不好勇斗狠,时时刻刻至少在表面上都不忘了一团和气。

追求和谐是中国人求和心理的又一大体现,一方面,中国人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种敌对力,而把它看成是和人类相辅相成的,即相互依靠、相互成就的密切关系。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人有统一的关系。而西方人则推崇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往往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自然看成是敌对力量。

此外,中国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讲究伦理道德,重视人际关系。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出了中国人际关系的共同心理。只要人心团结,事业自然会无往而不利。《易经》有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便是“和为贵”的生动诠释。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都以“和为贵”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和”不仅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大家对“将相和”的故事,应该都不陌生吧。 战国时候,赵国得和氏璧,秦国愿以十五城易璧,赵王为此
进退两难,宦者令缪贤荐其舍人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凭其机智,完璧归赵。后来在渑池之会上他又为赵取得外交胜利,其官职位居猛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宣称要面辱蔺相如。蔺相如为此常躲避廉颇,还向自己手下解释说应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负荆上门请罪,二人遂结为生死之交。秦国见蔺廉二人团结一心,数十年不敢侵略赵国。“将相和”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保持强盛,政府中主要成员必须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信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企业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企业的中层人员有分歧、闹对立,往往是最棘手的,危害也最大。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2 感应

中国人受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基于人的本能,行事前总要问个吉凶祸福。毕竟趋利避害、趋吉避凶,乃是人之常情。甚至中国一度有不少人专以替人预测凶吉、指点迷途为业,也就是所谓的“相面算命”,深为国人所笃信。而中华原典《周易》,某种程度上便是一本教人预测吉凶祸福的书。如果将这些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似乎也很难说得通。

如何预测未来以趋吉避凶,有赖于感应。中国人早就知道,利害跟吉凶并不是准确的对应关系,利可能吉、也可能凶;而害亦如此。与其为了求取邪利、暴利招来凶祸,不如
承受小害以期大吉,这就是“吃亏便是占便宜”的道理。吉凶必有征兆,要用诚心来感应,所以《中庸》说:“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防之;至诚如神。”
感应的具体表现,叫做“知细”,就是指要能体察到一些微小的事物,从很小的端倪或征兆推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古人云,“明察秋毫之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便是“知细”的体现。孔子说,能辨析事理于细微的,可算得神圣的人物。君子上不奉承权贵,下不慢渎贫贱,不为小人所利用而受其牵累,可算是知细了。“细”指微渺难见的动机,吉凶的先兆。君子于是非善恶之间能合理取舍,能辨析细微、当机立断,决不拖延。

“知细”才能够“见细”,于是才会有“先见之明”,于是对于一切问题,都能够轻松愉快地应付裕如。

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不能知细,难免会使决策居于盲目,这样势必导致轻举妄动,使管理行为失效,甚至招来灾祸。管理者能够知细,事先看出预伏的危险,便能够及时防微杜渐,使许多小问题化解掉,就不会形成大问题。老子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是希望我们知细、见细并及早思患预防,以趋吉避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居安思危”。这也就是说对管理者而言,对任何问题,当其微小时,即予以有效处置,便是最理想的管理态度。


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务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一部分中国人乃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中国古代技术领先而科学落后,就是“实用主义”的后果之一。中国从来都不乏能工巧匠,但有几个能在理论上有高深造诣的?中国人注重能够直接给生活带来好处的技术领域的探索和革新,却从来没有建成过一套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无遗憾。中国人诚然很聪明勤奋,而且也善于学习。但传统的中国人学习的目的,乃是为了求取功名,将来好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无论是“格物致知”也好,“修身养性”也罢,看似注重的是个人修为,而它们的落脚点,最终都在“治国平天下”上面。可见中国人的行为大都有其明确的动机,这纯是因国人的“务实”精神所致。 此外,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具有现实主义特性。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仅有的一个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其理论中也夹杂了许多世俗化的东西,它并不像佛教那样提倡清心寡欲、舍己度人,而是对人生采取了一种更为超然放达的态度。即使是超凡脱俗的佛教,一来到中国,也往往被世俗化、功利化了,例如产生于中国的所谓“净土宗”,就背离了“艰忍苦修”的佛教传统,使之具有了“中国特色”。

即使这样,许多中国人对宗教也都是漠不关心的。中国人完全沉溺于世俗的兴趣之中,沉浸在感性的生活之中,因
此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唯物质主义的,他们热切追求富裕和享受的快乐而无暇他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是不会轻易信奉鬼神的。因为《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既然孔夫子都敬鬼神而远之,那还有多少人会对虚无飘渺的神灵顶礼膜拜呢?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宗教不过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嗜好所追逐的时髦而已。不像当代信奉某种宗教的人,一生下来就必须信仰某种宗教,就要成为教徒,丝毫不能有个人选择。 通权变达

中国人做事,从来不固执一理、毫无变通,但中国人也向来看不惯那些圆滑机巧、见风使舵的人。中国人的行为讲求实用,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贯彻了“实用主义”。这种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心态和理念得以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至今。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向来不提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们的祖先并不讳言“君子爱财”,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还必须“取之有道”。由此可见,这里所提倡的,就是一种通达权变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诚然有传统、务实、固执乃至保守的一面,恪守礼教很少变通,但是同样也很强调“权变”的重要性。孟子就十分推崇“权变”精神,而反对偏执迂腐、头脑僵化的做法。他举了如下的例子:中国虽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是也有“嫂溺叔援,权也”的说法。意思是,在通常情况下,和自己
的嫂子进行身体接触是不合礼仪伦常的,但是如果在嫂嫂落水、即将溺毙的紧急情况下,就不能死守“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而应果断地施以援手。这可以认为是中国最原始的“权变”观念。

中国人把这一套权变的理念归纳为四个字,即“执经达权”。这里的“经”指的是惯常的原则和制度,而“权”自然就是权变。中国人的务实精神,一切都体现在这四字之中。要求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机变,既不能事事都遵循一理,不敢稍加变达,也不能遇事毫无章法,甚至进行无原则的妥协。 乐天知命

2003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风暴肆虐祖国大江南北,给民众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不过从这场危机中中国人普遍反映出的心态来看,多少也能看出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多中国人在这场风波中并没有显得惊惶失措、人人自危,他们的心态倒是显得很乐观,并不认为非典能对自己有什么威胁。随便找个网上论坛看看上面的言论,你会发现非典时期的典型论调,正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些人对这种心态大加贬斥,认为是一种消极蒙昧的“侥幸心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豁达开通的乐观主义精神。

多数中国人好像都很信命,把很多事情都看做是天意的安排。这样一来,似乎很多人的主观努力,在天命面前,都
是徒劳的。人们只要心安理得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伦理道义,上天就一定会善待你。这样的天命观,多少有些消极无为,常被人指责为是典型的“逆来顺受”,却符合多数中国人的心态。一些中国人遭到了打击以后,总喜欢首先把责任推到“天”的头上,先“怨天”,再“尤人”。中国人对于天命,最典型的思想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富贵、荣辱,乃至生死,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还要争什么呢?

所以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乐天知命、顺乎自然之道,是他们人生态度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他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生存与死亡等一系列现实现象和现实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只是自然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环节。人的一切活动,当然最好要遵从天命。

中国古人的“天命观”相当浓厚,认为天命不可违抗。每当事情遇到挫折,总是无可奈何地叹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在上方谷用火攻计困住司马懿的大军。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却不料天降一场大雨,顿时浇灭了进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希望。这个时候,孔明只得老泪纵横,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话说当年楚霸王自刎乌江的时候,也是长叹一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可见古人也是很有趣的,如果成功了,自然那是老
天保佑;如果不幸失败了呢,还是要怪罪到老天头上,反正没自己什么事,让人觉得“皇天不佑”是事情没成功的好借口。即使到现在,有些中国人遇到什么不顺的事,往往也会大呼:“天哪”。就跟西方人常挂在口头的“My God”似的。可是,就是老天再对不住你,你又能怎么样呢?还能把天捅个窟窿不成?要是真的触动了老天,那可不是好玩的。传说中倒是有一位神话人物共工,一气之下怒触不周山,导致天倾地陷,结果引来了旷世浩劫,这就是人与天作对的结果。 但如果人们过于遵从天命,或者认为,反正一切都会有上天安排,自己的一切抗争都无济于事,从而心安理得地接受命运的摆布的话,无疑是一种十分消极的态度。而传统的中国人,持这种心态者大有人在。他们面对社会的不平或制度的黑,很少主动站起来要求改变(只有当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爆发农民起义,这是特例,也是极端;只要不直接威胁生命,一切都可以忍受并屈从,并且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中国的老百姓当惯了“顺民”或“良民”,他们能做的,只能是祈祷上天能给他们带来一两个青天大老爷。就像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那样的;或者期盼上天能降生一个好皇帝,能勤勉政务、体恤万民;者又期望能出现豪侠义士主持公道,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他们都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天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总希望能发现什么“救世主”,帮助他们脱离苦海。中国的老百姓,最顶礼膜拜的,不是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不是至高无上的玉皇大
,而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可见他们的精神寄托何在。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56a67c49a9114431b90d6c85ec3a87c240288aaf.html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doc》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文档为doc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