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的几次重大疫情

发布时间：2020-11-05 23:56:04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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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难逃一死"：新大陆的瘟疫

　　选自《不平等社会》

　　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及其周期性的复发在欧洲一直持续到17世纪，在中东则持续到19世纪。这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瘟疫，但绝不是唯一的一次。当它在欧洲开始减弱的时候，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来到新大陆，给后者带来了类似规模的，甚至可以说是更具灾难性的瘟疫大流行。

　　上个冰期末期，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之间、现今被称为白令海峡的地区的连接处被海平面的上升切断了，所以旧大陆和新大陆的人口和疾病环境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与美洲大陆相比，非洲和非裔欧亚大陆的居民与感染病原体的动物的接触更广泛，这种频繁的接触结果通常暴露在致命的传染病中，如天花、麻疹、流感、鼠疫、疟疾、黄热病和伤寒。

　　在中世纪末期，在商业联系和随后产生的军事联系的推动下，旧大陆那些在过去独立发病的地区逐渐连接起来了，导致许多致命疾病在整个大陆传播开来。相比之下，美洲土著生活的环境中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瘟疫，他们以前没有经历过旧大陆所经历过的那些灾难。探索和征服开辟了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所说的"哥伦布大交换"，横跨大西洋的联系导致大量的致命病毒迅速地传入美洲。尽管新大陆以另一种方式传播了梅毒，但欧洲病原体对美洲的损害更加多样化，在许多方面也更具灾难性。

　　天花和麻疹是欧洲人带来的最具毁灭性的疾病：在旧大陆，它们是长期流行的早期儿童疾病，在美洲，它们以流行病的形式暴发了。尽管大多数水手在孩童时期就得过这些疾病，因而在成年后对其免疫，但偶尔也会有一些活跃病毒的携带者加入横跨大西洋的探险中。流感是第三大杀手，成年人也无法对其产生免疫。这三种是最具传播性的流行病，因为它们是通过飞沫或身体接触传播和感染的。而疟疾、伤寒和鼠疫等其他疾病需要蚊子、虱子和跳蚤作为适当的载体来进行传播。当然，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哥伦布第一次到达美洲大陆不到一年时，传染病开始在欧洲人在美洲的第一个立足点海地岛肆虐。海地岛的土著人口从原来的可能有数十万人减少到1508年的6万人，1510年的3.3万人，1519年的1.8万人，1542年的不到2000人。多种流行病横扫加勒比地区，并且很快就传播到大陆。 1518年的第一次天花大流行，摧毁了这些岛屿。 1519年，造成了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的大量死亡。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阿兹特克人中的幸存者后来就是从这次灾难出现开始计算他们的日期。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开启了恐怖新时代的重大事件。由于疾病通过接触传播且缺乏救治措施，从未感染过这些病毒的群体遭受了最大限度地打击。阿兹特克观察者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们的脸上、乳房和肚子上都长满了疮，我们从头到脚都感到痛苦。这种病太可怕了，没有人可以走路或移动。病人非常无助，只能像尸体一样躺在床上，无法移动四肢甚至头部，不能趴着躺，也不能翻身。如果我们稍微移动身体，就会痛苦地尖叫起来。

　　在其不受控制的暴发中，这场疫情为西班牙人征服该地区铺平了道路。正如伯纳迪诺·德·萨哈贡所言，他们占领了阿兹特克的首府特诺奇蒂特兰城：

　　街上到处都是死人和病人，我们的人都是踏着尸体走过去的。

　　几年之内，天花于16世纪20年代到达印加的安第斯，在那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其中可能包括其统治者哈纳·卡帕克。第二次天花大流行始于1532年，这次是由麻疹引起的，从墨西哥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同样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死亡。一种特别严重的流行病（可能是伤寒）在1545-1548年摧残了中美洲中部地区。

　　后来，比如在16世纪50年代晚期和16世纪60年代早期，一些疾病也时不时出现，这似乎是流感暴发。越来越多的灾难被报道出来，并在1576-1591年的复合性流行病的暴发中达到顶峰。当时暴发的一场大规模疫情使剩余人口数量锐减，先是伤寒，后来又同时出现了天花和麻疹（1585-1591年），这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灾难事件之一。

　　在整个17 世纪上半叶，瘟疫都在肆虐，其力量可能有所减弱，各地区情况不一，但仍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尽管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有利于西班牙的征服计划，但新统治者很快就试图阻止这一趋势。到16世纪晚期，他们动用更多的医生并实施隔离检疫，希望能保留他们可以利用的本土劳动力。但这些措施充其量也只有很小的效果：瘟疫像波浪一样，大约每隔一代人时间就出现一次，而在最初150多年的时间里，死亡人数也只有轻微下降。此外，通过对土著人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冲击，征服暴力本身只可能使土著人整体的死亡危机更加严重。

　　累积的人口影响无疑是灾难性的。唯一真正的问题有关人口损失的规模，这是一个困扰了几代学者的问题，但由于缺乏关于新大陆在欧洲人到来前的人口数量的可靠信息，这一问题很难解决。仅就墨西哥而言，在文献中已经提到了从20%-90%不等的累积人口损失。大多数估计都认为总人口损失超过了一半。似乎有理由认为：与黑死病有关的死亡水平最好被视为新大陆的最低死亡水平。对墨西哥来说，至少一半的人口损失似乎是可能的，而在其他一些地区，更高水平的人口损失似乎是可能的。

　　长期以来，这一引人注目的人口缩减是否压缩了资源不平等，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生活标准和身高等福利指标与可观察到的实际工资的上涨表现出广泛的一致性。然而，正如在前现代历史中经常出现的那样，我们缺乏必要的数据来确定这些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从最普遍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工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4倍却对总体收入没有某种矫正效果，但现在，我们也只有这种基本的直觉。尽管存在循环论证的风险，但公平地说，新大陆的数据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它与由瘟疫驱动的矫正逻辑以及几个世纪前欧洲发生瘟疫后的经验数据是一致的。

　　"死的人比活人多"：查士丁尼瘟疫

　　14世纪的黑死病并不是旧大陆的第一次大瘟疫。早在这次瘟疫发生的800年前，同样的疾病就曾以差不多的方式在欧洲和中东地区肆虐，这就是查士丁尼瘟疫。查士丁尼瘟疫从公元541年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750年。那次瘟疫于公元541年7月首次出现在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海岸的培琉喜阿姆，8月传到附近的加沙地带，9月传到埃及首都亚历山大市。次年3月1日，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声称"死亡事件已经遍及所有地方"，尽管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一个月后才被瘟疫肆虐，由此带来的灾难却是毁灭性的：

　　现在，拜占庭的瘟疫持续了4个月，其中大约有3个月毒性最大。一开始的时候，死亡人数比正常情况多一点，然后死亡率继续上升，之后每天死亡人数都达到5000人，甚至超过了1万人，或者更多。起初，每个人都参与埋葬自己的家人，这时，就已有人偷偷地或强行把死去的家属扔进别人的坟墓里，但后来，所有地方都变得混乱了，甚至一点秩序都没有了......在以前所有的墓地被都占满后，他们就在城市其他地方一个接一个地挖出新的墓地，把死人尽其所能一个个分开放进去。但后来挖坑的人无法跟上人死亡的速度了，他们登上锡卡的防御工事的那些塔楼，掀开其屋顶，然后把尸体乱扔在里面。所有尸体仿佛都是失足掉在里面一样、杂乱无章，然后他们再用屋顶将尸体盖住，几乎所有的塔里都填满了这样的尸体。

　　就像8个世纪后的情况一样，这场疫情被证明无法遏制：在公元542年的夏天，疫情在叙利亚肆虐，北非的疫情则发生在同年晚些时候；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以及巴尔干半岛则在543年遭到瘟疫侵袭。接着是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一项现代统计表明，在541-750 年间，出现多达18次疫情暴发，其中有东边的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北边的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边的也门，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所围成的所有地区。

　　历史记载，感染瘟疫的症状与鼠疫杆菌的一致。拜占庭的疫情记载反复强调腹股沟肿胀，这是鼠疫的典型症状。也有一些记载表明，在人体其他部位，如腋窝、耳后或大腿上也出现了肿胀。同样出现的还有被视为死亡先兆的黑痈，以及昏迷、精神错乱、吐血和发烧。此外，分子生物学已经证实当时鼠疫杆菌的存在。在巴伐利亚州的阿施海姆的一个晚期罗马墓地中，12具骨架中有10具显示鼠疫杆菌的DNA片段，其中有两具骨架上的DNA足以重构鼠疫杆菌的整个DNA序列。在其中一具骨架上发现的珠状物让我们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25年，即查士丁尼瘟疫暴发的时间。

　　在瘟疫首次出现的三年后，查士丁尼大帝谴责了工人的更多要求，并试图通过政府的法令来禁止他们的这些要求。这是已知的最早尝试在面对瘟疫时控制讨价还价现象的例子，亦是中世纪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统治墨西哥初期实行类似措施的先驱。但是，随着瘟疫的蔓延和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一法令对工资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查士丁尼瘟疫之后，这种没有技能的农村工人报酬的激增源自一种纸上记载的证据。在6世纪晚期和7世纪的几份记录中，当瘟疫对人口减少的影响达到顶峰时，灌溉工人每天的现金工资相当于13.1-13.4升的小麦，大约是以前的三倍。在同一时期的其他情形中，每天的现金工资和食品补贴总额超过了相当于7.7-10.9升的小麦，这大约是以前的两倍。这些发现获得了显示技术工人的工资更高的证据支持，他们的工资每天高达相当于25升小麦的水平。通过观察，我们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据，从6世纪的前半期到后半期，也就是第一次瘟疫暴发前后，签订永久租期租赁合约的土地的比例从17%上升到39%，而签订一年期租赁合约的土地的比例从29%下降到9%。这表明，佃农很快能够获得更有利的条款。

　　如同中世纪晚期一样，查士丁尼瘟疫的反复暴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抑制了人口数量的增加。我们听说了10个在埃及的事件，覆盖从公元541-744年间断断续续的总持续时间为32年的瘟疫。也就是在这期间每6年多就发生1次瘟疫。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558-843年间，共经历了14次瘟疫，总持续时间为38年，也就是这期间每7.5年就有一次瘟疫。

　　谢夫凯特·帕慕克和玛雅·莎兹米勒追踪了公元8-11世纪（通常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由瘟疫带来的高薪环境。在他们看来，这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中世纪晚期黑死病对欧洲一些地区的偏好和消费的影响。

　　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在工薪中产阶级中，人们普遍食用肉类和奶制品。这只有在畜牧业扩张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生。其他因素包括城市化、与之伴随的劳动分工的加深以及对制成品需求的增长，也包括极少数精英人士之外的人对进口食品和服装的需求。

　　然而，这些过程对收入或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只是我们的推测：在缺乏直接文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农村劳动力真实工资的爆炸式增长确实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的缩小和精英财富的减少。在这样一个无技能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一直处于无法再低的水平，而有记录的财产不平等程度非常高的环境中，理应出现一个更普遍的矫正手段。就像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一样，查士丁尼瘟疫在一个资源严重不平等的时代来临。埃及的土地和税收清单对公元3-6世纪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些信息。这些记录的共同之处在于，由于它们忽略了跨地区的财富和没有土地的人，因此可能极大地低估了土地的总体不平等程度。所以，这些仅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实际财产集中程度的数据暗示着高度不平等：对于来自城市土地所有者的样本，计算出的土地基尼系数的范围是0.623-0.815；对于农村土地所有者，基尼系数的范围是0.431-0.532。整个省或主要行政区重建土地所有权的结构表明，基尼系数为0.56只是对地主而言，而地主人数在理论上不超过总人口的1/3。

　　"除了废墟和森林什么都没留下"：安东尼瘟疫

　　公元165年，罗马军队在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征伐中第一次遇到了这种瘟疫，第二年瘟疫蔓延到罗马，到公元168年，瘟疫几乎蔓延到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用罗马帝国晚期的史学家阿米亚诺斯的话说就是"从波斯边界一直到莱茵河和高卢"。引起这种病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它是天花病毒（重型天花）。天花病毒是通过被人吸入空气所带的病毒而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它引起皮肤发疹，进而变成脓疱，并伴有高烧。它还可能导致出血症。如果安东尼瘟疫确实是天花病毒侵袭了一个从未感染过该病毒的人群，那么，总人口的60%-80%会受到感染，20%-50%的感染者可能会死亡。根据这次瘟疫特征定制的传染病学模型可以估计，这次事件的人口总损失约为25%，这是我们迄今可能得到的最好估计。

　　多亏保存了相关的纸草文件，埃及提供了关于这次瘟疫范围及后果的唯一详细信息。根据这些记录，从公元11世纪40-70年代初，卡拉尼斯的法尤姆村的纳税人数量下降了1/3-1/2。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些小村庄，人口损失甚至更高，在公元160-170年间，这些地方的人口损失率高达70%-90%。虽然人口逃离可能是造成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但逃离本身与瘟疫暴发也脱离不了关系，因为后者往往会引发前者。此外，死亡率数据给人们加强了大量死亡的印象：在索诺帕欧尼索村，仅在公元179年的1月和2月，当地244名登记在册的男性中就有78人死亡。

　　以现金表示的物价和工资的变化更难以追踪，因为疫情暴发后的总体价格水平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几乎翻了一番--这很可能是这次瘟疫事件造成的混乱结果，包括硬币急剧贬值，其由与之同时发生并很可能有密切联系的财政支出猛增推动。这意味着只有对疫情前后的数据进行调整才能进行直接比较。调整后的比较结果表明，公元2世纪初-2世纪60年代和公元2世纪90年代-3世纪60年代这两个时期，发生了价值从土地财富到劳动力的一致的转移。两阶段间的文献缺口表明实际瘟疫暴发年份缺乏文件记载，这本身就是灾难严重程度的一个标志。本次考察，所有的价值都用小麦价格来表示，将这两个时期的小麦价格都标准化为100，由于疫情过后小麦名义价格上涨125%，因此在瘟疫中价值上涨低于125%，瘟疫后的名义价值指数将低于100，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