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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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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年第2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科目考查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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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一、西安事变概述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理应率领全国人民奋起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但由于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本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国民党蒋介石的这一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则成为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政策的代表。所以我们看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情况，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扩大和发展，国内阶级矛盾也在进一步激化，在华北事变前，二者一直呈同步增长趋势。
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及时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主动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而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这个转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以阶级利益、政党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这个转变的意义更在于，作为国内主要矛盾的一方，中国共产党已放弃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主要对手的战略，而专以民族的敌人为自己的主要敌人，表明国内矛盾开始向着有利于抗日方面转化。但是，作为中国社会矛盾主要方面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然把共产党作为最主要敌人，或者把“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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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与“抗日”并重。两广事件刚结束，蒋介石就强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
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及行为，使张学良、杨虎城陷入了反共与联共、内战与抗日的两难境地。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应该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随后被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军不断失去领地，张被软禁的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
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死，后被证实这次屠杀行动的直接指使者是毛人凤。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形势骤然变化，蒋介石成为矛盾的焦点。围绕着这一问题，全国各党各派、政治集团都在进行着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矛盾斗争。一时间，南京政府与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对立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矛盾，而曾因蒋介石坐镇西安而激化的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则相对处于次要的位置。中国共产党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提出了正确主张，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二、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由于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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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与南京之间的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命运，可以说，决定于西安事变的解决。这一变化，冲淡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减轻了二者矛盾在中国社会政治中的比重；这一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以第三者的姿态出现在紧张对立的南京与西安、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面前，对双方进行调解。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是以蒋介石答应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为前提的。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与南京之间的矛盾对立逐步缓和，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减弱，再也达不到西安事变前的紧张程度。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深入而激化的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迅速上升，并取代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中日矛盾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主要矛盾”，“中日矛盾的尖锐化，把国内矛盾降低到次要地位”。1941年9月，毛泽东曾指出：“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在抗日战争期间，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他矛盾都是围绕着抗日而展开的，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而且这些矛盾只有在抗日的前提下才能解决。
（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它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各派军阀的长期混战，使中华民族长期处于分裂、涣散、不团结、不统一的状态。这是中华民族在近代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涣散、分裂就会落后，就要挨打；团结、统一就有力量，就会振兴和富强。这似乎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怎样才能团结，怎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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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统一，用什么方式才能统一，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和集团都有自己的主张。民国以来，各个军阀和政党都采取了武力统一的方式。武力统一的结果，就是连年内战，造成更大的分裂。各地军阀相继勾结和投靠外国帝国主义，外国帝国主义支持军阀，造成更大的分裂和内战。所以，我们看到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大多是两个政权并存或三个政权并立，两个党派互争或三个党派相斗。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各界热烈庆祝，无不为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达成新的统一而高兴。杨虎城发表元旦阅兵讲话说：“中国今天在一致抗日的神圣任务之下，才达到了真正的统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促进救国大计案》中说：“积国民革命以来之经验，应全国人心之希求，集中全民力量于抗日战争，殆又为达到真正统一之捷径，更无可置疑者。”大会对“统一”的方针作出了新的解释。实际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是全国团结统一的实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则使全国统一有了理论依据。中共中央曾指出：“三中全会在法律上却（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
（三）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社会中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伴随着抗日民主运动的深入，促进了自身建设，日益走向成熟，为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光辉的前景。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自1921年成立，就公开声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自觉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担。但由于得不到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承认，而长期处在“非法”地位。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蒋介石把共产党视为最主要的敌人，即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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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也不放弃其反动政策。“反共”还是“联共”，成为能否发动全民抗战的重要前提，也是张学良、杨虎城与南京政府及蒋介石的主要分歧所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的秘书长吴家象发表广播词，公开声明要采取联共主张。蒋介石和南京代表宋子文等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他们认为的“匪首”，悬赏捉拿的“共党要犯”，现在就站在自己的面前，成为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调解人，并且向国民党蒋介石伸出团结友谊之手。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是以蒋介石答应张学良、杨虎城关于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为条件的。蒋介石能够接受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调停，许诺接受张、杨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追逐于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乃至怀念于过去仇恨的报复，而不顾大局的小团体，而是处处以国家民族的整个利益为前提的无产阶级政党”。
参考文献：
1、《西安事变资料》
2、《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
201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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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9232fa2058fb770bf78a55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