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十大商帮

发布时间:2011-06-08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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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十大商帮 2006-12-09 来源:
商帮在我国古已有之,盛兴于明清。他们的贸易活动领域遍及全国各地,其商品曾远销到世界各地并大受欢迎,对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连接市场中的网络。古代丝绸之路留下的传奇故事,可以找到它的原型。在历史发展各个时期,帮会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它是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在一定区域内、一定时段在资源整合上自发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 “帮”是文化上的概念,目前已经虚化。
商帮在商业往来中起了很大作用,有效地整合了商业资源。毕竟个体资源是有限的,想获得更大发展就需要更多的资源。大家都有这个需求,组合起来,作为互助形式,形成内部的游戏规则。它们的内部也有一个分工,按每一个买卖进行,每做一桩买卖,大家就会决定谁负责买卖,谁负责运输,谁负责产品的完好无损。但帮会的内部成员很不稳定,在一桩桩买卖中形成并更换。时间长了也会形成一些固定的不成文的潜规则,不像企业那样形成固定的组织。不可否认,帮整个商业往来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其内部共同分享资源,在竞争中获取优势,但弱点明显,个人意图突出,整体利益很少。商会(帮会)的作用很多,包括相互之间的团结合作、互补、信息交流。
中国古代有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商和晋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纵横商界500年,最后却在清末民国时期,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陕西商人。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了供应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纳粮中盐的开中法,山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山西商人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
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资产达到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但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由于晚清金融倒帐风波不断、票号顽固守旧,加之辛亥革命中战乱的影响,票号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彻底衰败。
中国明清十大商帮

所在地域 经商特点 以诚信著称,崇信“管鲍遗风“ 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 善捕商机,敢做敢为 山西商帮 山西 徽州商帮 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 陕西商帮 陕西 洞庭商帮 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善于更新观念、重视依托家乡 西山 江右商帮 江西 山东商帮 山东 广东商帮 广东 福建商帮 福建 宁波商帮 宁波 龙游商帮 浙江中部 徽州商帮: 中国商帮,首屈一指的应该是霸气十足的徽州商帮。代表人物胡雪岩。 明中期至清中叶,徽州商帮称雄华夏商界三百余载,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是时,黄山白岳间十室九商,巨商显宦迭出,自然美景、人文情态、商业经济交相辉映,盛极一时。接下来,清末社会动荡、朝廷政策变更、资本主义兴起,然而徽商们由于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实施经营转型,没有搭乘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航船,无可挽回地从巅峰摔到谷底,徽州随之顿陷窘境。徽商“贾而好儒”商业经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在1、“以诚待人”,2、以信接物,3、以义为利。徽商的“贾而好儒”又促使自身直接攀援封建政治势力,与封建宗族势力结合,把“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作为“亢吾宗”、“大吾门”的手段。徽商在经商成功后让子弟习儒就学,捐资广建书院等,对当时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积极活跃、不避艰险 仗义、吃苦耐劳、稳重实干 胆大务实、精明灵活、擅长贸易 诚实信用,善用关系 勇于冒险、以信为本 诚实守信、亦贾亦儒
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义取利,利以义制;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依靠宗族,垄断经营",这是徽商发家致富的秘诀。 山西、陕西晋商:
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了供应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纳粮中盐的开中法,山、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山西商人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资产达到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但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由于晚清金融倒帐风波不断、票号顽固守旧,加之辛亥革命中战乱的影响,票号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彻底衰败。"自强不息,勤俭持家;讲求诚意,守信不欺;寻求靠山,背靠大树;强化本领,相得益彰",这是晋商的秘诀。 潮洲与广东商帮:
“潮商”,是潮洲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崛起于明朝后期。潮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 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是指以浙江衢州府龙游县为中心的衢商集团,它萌发于南宋,兴盛于明代中叶,以经营珠宝业、贩书业、纸张业著名。明万历年间(1573-1602它于徽商、晋商以及江右商人在商场中角逐,称雄一时,故有“遍地龙游”之谚。它以一府一县之地为基础,聚集了大量资金,而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至清代逐渐为宁绍商帮所替代。龙游处浙、闽、皖、赣四省交界的浙西山区,商民不甘
蛰伏,水陆兼营,长期负贩天涯,遂有“遍地龙游”之称。深谙居安思危的道理,尽量疏散风险,只因五口通商等近代交通与经济等客观条件变化的冲击,为他商所取代。明清时期,龙游商帮是当时活跃于商坛的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它之所以能在与实力雄厚的徽商、晋商等竞争中独树一帜,在珠宝业、垦殖业、造纸业和印书业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有开拓进取、不怕艰苦的精神和善于经营管理之外,还与它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有着密切的关联。 宁波商帮:
民谚说:无宁不成市,阿拉(我)宁波人做生意头子活络,不管是千里路,不管是万里远,只要有市面,都有宁波人。
晋商徽商之后,宁波商人开始沿海而上,在上海、南京等口岸城市扎根,成为继二者之后“最具战斗力”的地缘性商人群体。和其他商帮不同,宁波商帮更乐意经营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营生,外向型地缘结构促使他们的经营方向由外至内--善于不断接纳、应用外来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发展壮大自己。宁波商帮独领风骚的态势进入上个世纪后发生了改变。随着口岸经济的发展,潮汕商帮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高潮而发迹于海外。这是一场明显区别于其他商帮发展的商业经历。潮汕商人的资源绝大多数来自海外,并主导海外商品在内地的流通,积累自己的财富之后将自己的生活形态放置于海外,并影响当地的商业形态。而这种模式一直贯穿至今。 山东商帮:
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内的青岛、威海、烟台、济南等地。既有北方人的务实,也有南方人的精明。特点是受国营模式影响较大,企业与政府的荣损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
做起来踏实。 福建商帮: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洞庭商帮:
“洞庭商帮”可谓独领风骚。当时,商帮都是由数省或一省为单元划分,也有由一府或数县为单元组成的,而“洞庭商帮”却偏偏标新立异,竟然是以东山和西山两个乡组合而成。东山人和西山人的从商活动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东山人大多数都走进了运河沿线,而西山人却赶着他们的马车或驾着他们的商船,将他们的商业足迹踏进了荆楚之地和洞庭湖畔。他们一代一代地穿梭长江沿岸,游走沅水河畔,飘荡洞庭鱼乡,他们商船上的布匹、桐油、棉花、大米无不散发着楚地的商业气息。明嘉庆年间和万历年间他们在长沙建立了“金庭会馆”所谓“金庭”,就是指的金色洞庭之意,其时的确正是洞庭湖的鼎盛时期。直到太平天国为建都南京在江南的冲杀奔突搅乱了他们的故土,洞庭商人才开始把目光投注上海,并向上海群体迁徙。上海开埠之后,近代地域商帮的活跃对上海商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助推的作用,洞庭商帮是明清时期一个重要的地缘经济集,进入上海之后,其乡域面积之小是无法与其在近代上海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之大相提并论的。 江右商帮:
江右商帮指的是江西商帮,因江西地处江右,故有此号。江右商帮兴于北宋,
时江西人口达44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位居全国首位;而江西地窄人稠,故民多弃农经商,明人谢肇制称:“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足见江西商帮在明代仍占居着重要的商业地位,其可与徽州商帮相提并论。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以南,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侯,其地盛产茶叶、粮食、苎麻、木竹,为江右商帮对外输出经营的主要产品。据统计:江西年外输粮食达五百万石、叶五百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两及杉木、兰靛均居全国之首。宋未元初,景德镇瓷业迅猛发展。青花瓷烧造的成功,使江西在全国瓷业输出独占鳌头。而进贤毛笔、烟花;广昌白莲;南丰蜜桔;樟树药材;临川西瓜、灯蕊草;铅山造纸,宜黄夏布等特产均驰名海内外,并为江右商帮带来巨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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