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放任妻子自杀行为的定性作者：沈金蓉来源：《大经贸·创业圈》2019年第10期
【摘 要】 在刑法領域，道德与法律泾渭分明，但对于具体案件的分析，需要依据刑法规定合理进行，做到法理与情理相通。道德与法律并没有孰轻孰重的地位，但在既定的刑法案件中，需要经过具体的案情分析，衡量道德对法律适用的预判作用。
【关键词】 夫妻 道德 法律
案例：1994 年 6 月 30 日晚，宋福祥酗酒之后回到家里，因为琐碎事情与妻子李霞争吵撕打。李霞认为总是这样吵来吵去，简直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宋福祥说：“那你就去死。”李霞听后，拿来绳子和凳子用于自缢。宋见如此情形，叫来邻居对李霞进行劝说。邻居离开后，宋李两人之间争吵撕打再次爆发。李霞又一次以死相逼，尝试自缢，宋福祥对此采取了听之任之、不加劝阻的态度。直到宋听到凳子翻倒的响声时，才走过去看了一下，但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救助措施，宋随即离开家去告诉距离一里的父母，等到家人赶到他家里时，李霞已因无法挽救而死亡。
宋某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有以下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宋某目睹其妻李某寻找工具自缢，应当预见李某自缢的后果而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宋某负有特定义务，其放任李某自缢身亡的行为，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
第二种意见认为，宋某主观上有过失，客观上因其先行行为，负有救助的作为义务而不为，构成不作为的过失杀人。
一、宋某对妻子负有救助义务，其义务来源于法律规定而非先前行为
夫妻之间是否负有相互救助的义务，学界和司法实践中认识不一。《婚姻法》第二十条规定，夫妻间具有相互扶持的义务。笔者认为，这种“扶助义务”不仅包括经济上的扶助义务，还包括广义上救助义务。
根据救助义务产生的原因， 可以将救助义务区分为道德上的救助义务和刑法上的救助义务。前者救助人和被救助人之间在法律上不存在密切的特殊关系，即救助人不属于刑法作为义务的承担人， 或者虽然是刑法作为义务的承担人， 但不具备刑法作为义务产生的事实条件， 故对不救助的结果只需承担道德上的谴责， 即只遭受良心上的不安， 而不会受到法律上的谴责，而刑法上的救助义务因为不履行而要承担严厉的刑事责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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