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有感

发布时间：2020-01-24 16:29:0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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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有感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种高水平的著作，说实话我真没看懂，所以就简单的从历史方面谈谈这部著作。

在文中，马克思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取决就是“决定”的意思。诚然，各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以及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对各民族间关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这种影响的过程叙述得十分清楚。比如，19世纪的英国与尼日利亚和中国的关系的不同落实到上述因素中，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中国是一个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国家，而尼日利亚当时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那么英国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有什么不同呢？事实上，英国希望把这两个国家都作为它的殖民地，作为它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而唯一的不同可能就是对于前者，它做到了这一点，而对于后者，它却只能将其变为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已。那么马克思的这一原理在其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呢？我们不得而知。当然由此忽视生产的重要性也是不正确的，但是马克思的这种结论难道没有一定的草率和武断的嫌疑吗？

文章接下来的部分分析了三种所有制形式，当然这是完全就欧洲，或者准确地来说是就德国的历史及当时的情况而言的。那么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应该如何分析呢？让我来做这么一个有益的尝试。在文中马克思认为：“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这应该是世界上每个民族都经历的历史阶段，在中国的表现也非常明显：黄帝、蚩尤、炎帝、尧、舜、禹都是中国古代典型的部落领袖。这一形式“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靠耕作维生”。表现在历史上，这种形式多为各民族文明的蒙昧时期所采用，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接着，“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严格地来说，上述地部落领袖可能更应该归入公社领袖地范畴，因为在中国当时，他们不仅是自己氏族地领袖，而且控制和制约着许多其他部族。这一点上在禹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在部落联盟大会，一位部落领袖姗姗来迟，结果被禹毫不留情地处死；而在禹死后，中国社会就应该进入了所谓“国家所有制”的状态。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建立起了一整套国家机器，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到这里为止，我们对马克思的观点应该说是大致肯定的。

接下来，马克思开始探讨他的第三种形式，即所谓“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在马克思看来，欧洲漫长的中世纪历史就是“封建或等级所有制”的历史。就欧洲现实而言，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首先农村中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武装制度使贵族掌握了支配农奴的权力，而在城市里则有各种各样的行会形式的封建组织与之相对应，同时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使社会进步举步唯艰，骑士、僧侣、贵族等各种各样的特权阶级是普通人民无法逾越的障碍。然而马克思的叙述似乎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对中国历史没有什么研究，只能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在土地的占有上，中国古代跟欧洲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要说不同可能就是中国的土地兼并现象更为严重，而欧洲，尤其是德国，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是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城邦林立，客观上限制了土地兼并的程度。但是，就等级所有制这一点在中国是否适用，我实在持怀疑态度。首先，中国是一个宗法制的社会，在管理制度上保留了很多氏族制的特点，而中世纪的欧洲则是一个典型的宗教主导的社会，教皇和主教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国王的即位都需要有他们的加冕才具有合法性，而在中国宗教阶层从来无法具有这样的力量。宗教在中国只是统治阶级的一个工具。当宗教危及统治或者不利于国家的时候，统治阶级会毫不犹豫地扫清障碍，北周武帝和唐宪宗灭佛都是明证，因而宗教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或者说作为一个等级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根本不具有等级森严的基础，从而也就无法用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发展。要说等级社会，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过，最明显的就是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当时的社会情况在许多文人的诗句中都有深刻的反映。士族和庶族的等级划分是非常严格的，以至于许多庶族出身的文人痛苦不已。然而，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只能算是昙花一现。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将“等级所有制”埋进了故纸堆。从此，任何阶层在理论上都有成为贵族，进入上流阶级的可能，而中国的所谓世袭制度又与欧洲大相径庭。嫡长子继承制和世袭降级制使得一个贵族一般情况下在几代以后就会变成庶民，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堂堂的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玄孙的刘备会沦落到编草鞋为生的地步，而读张之洞的家书看到其劝儿女要学习耕作之时也就不难理解了。中国这一特有的社会制度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奇特的没有“等级”的社会，这在清朝雍正皇帝废除“贱籍”之后显得尤为突出。而拿马克思的论断来套这一历史事实，显然和不合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