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笔记之二
发布时间：2022-11-12 13:49:07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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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笔记之二
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 （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100周年）
1 《遵义会议决议》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一次全面批判，也是对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直得到公认的。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人提到它的起草者2是谁，甚至曾被误传为毛泽东，据说还曾收入1948年的《毛泽东选集》。但在建国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有人提出将此文收入，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反对，说那是张闻天起草的。可此说一直没有向外公布。第一次公布《决议》系张闻天起草这一重要史实的，是1979年8月325日在张闻天追悼会上的悼词。悼词中同时还指出，这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原由曾彦修、徐达深、何方起草的稿子上没有这些内容。据刘英提供的材料，有不少是送审中胡乔木加上的。她说，“胡乔木对悼词作了修改，增加了这样一些重要的话：张闻天同志‘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间的重要领导人’，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胡乔木的修改得到了邓小平的4批准。”事实上，这些重要的修改，除其中的“被选为总书记”1982年根据陈云意见改为常委分工“负总责”外，起草决议等各点后来就成为党史研究中的定论，有关党史的著述和许多领导人的回忆录都一律遵守这些口径，但也包括“总书记”变为“负总责”。
5 关于《决议》为张闻天起草，已被此后发现的陈云在遵义会议开过不久的《传达提纲》所证实，并为史学界公认，已经没有争议。但是《决议》的起草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却由于缺乏证据仍然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八十年代初编辑《张闻天选集》，在为收入《决议》作题解时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得到的解释是：第一，张闻天不懂军事，自认外行；第二，《决议》反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初始表述。所以在1985年出版的《张闻天选集》有关题解中就作了这样的处理：“受会议委托，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6特别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起草了这个决议。”同悼词稍为不同的是，这里加上了“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这句重要的话。
对悼词的提法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变为“根据毛泽东发言”。例如伍修权1982年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中的说法就是：“会议后7期，委托张闻天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精神，起草了……。”如果说，个人的回忆录不足为凭，可以不论，但后来出版的权威史书也竟然采用此说。例如九十年代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就更加以具体化，分别定为：“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89闻天起草……”， “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这就是说，决议的起草不但是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而且这样做还是会议的“决定”。再后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也进一步发挥了原先的观点，说成是“张闻天同志根据毛主席发言起草的《遵 1 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年。
2 孙彦钊：《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载《〈炎黄春秋〉精品书系》。海南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0页。
3 载《人民日报》1979年8月26日。
4 同刘英的谈话；钱江：《张闻天冤案是怎样平反的》，《纵横》2001年第2期。
5 收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
6 《张闻天选集》第37页。
7 《遵义会议文献》第119页。
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43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9 《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3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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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会议决议》”。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和规矩，其他许多谈到这个问题的文章和书书籍，大多要加上《决议》是根据毛泽东意见或发言起草的话。这几乎成了一种公式，而且说法一样，一般都是只下结论，不讲根据，所以很难令人信服。其实，细加考究，就会发现这一说法存在很多问题，实在说不大通。 首先，这一说法是前后自相矛盾的。《毛泽东传》在作出“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的结论之前，对会前准备就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会上“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2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这一叙述看来可能比较合乎实际，证之以后的陈云《传达提纲》，其中提到“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3毛王的提纲和意见”。按照文意顺序，只能是洛甫的提纲和毛王的意见。杨尚昆回忆的描述就更具体：“我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上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4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也确实是张闻天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作法：重要发言和报告都有一个详细的书面提纲）。既然如此，张闻天受委托起草会议决议，为什么要撇开“经过共同讨论”、代表三人“联合发言”、且为与会者“完全同意”的“报告提纲”，而只“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呢？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而且陈云的《传达提纲》也只是说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并没有说会议“决定”要“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如果会议真有这个意向，那为什么不指定毛泽东自己起草呢？这在遵义会议后和延安整风前也并不是少见的。总之，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决议之说，显然有悖常理，不可能合乎事实。还是《张闻天传》作者程中原同志的说法比较合理，显得真实：“在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是以他作‘反报告’的提纲为基础，依据会议讨论中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发言形成的意见，在行军路上，写成《遵义会议决议》5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的。”但是也有些党史研究者，一方面从张闻天当时的地位、威望、思想和理论水平等的论证得出结论说，会议委托他起草决议并非偶然，他也完全胜任；另一方面却又要勉强加上根据毛泽东意见或发言的话，自觉不自觉地落进前后自相矛盾的陷阱。
其次，长征一开始，张闻天就同毛泽东接近起来，一路行军又走在一起，不但经常议论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而且如张闻天在《反省笔记》中所说，还“在政治局开始了6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周恩来1944年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