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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第七天》研究综述
作者：王然
来源：《人间》2016年第05期
摘要：余华小说《第七天》从二〇一三年六月出版至今，有两年时间。小说的出版把余华推到了风口浪尖，其中，有批评也有赞扬。本文将两年的研究评论进行了必要的梳理和归纳，并结合自己的阅读体悟进行评介，总结出自己的观点，述评结合，以期实现一个系统的研究成果。本综述共分为两大部分：叙述视角和主题研究。第一部分汇集了小说叙述视角的研究资料，许多学者大都认同小说的亡灵叙述视角。第二部分也将不同论者对小说主题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分类整理，以期实现对小说文本的深层次剖析。希望本文对余华及其小说研究有所裨益。关键词：叙述视角；主题
中图分类号：B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09-02余华自一九八七年在《北京文坛》上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以来，便一直以自己的冷漠叙述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创作出一系列贴近现实生活而又直逼生命本真的作品。二〇一三年，余华推出了新作《第七天》。虽然出版时间不长，但文学界始终对它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一方面，余华及其新作受到了众多的批评与指责；但另一方面，应该看到，赞赏肯定作品的论者也很多。在这些评论中，论者们对小说主题及其叙述视角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评析，对当下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本文意在对这些评论进行归纳整理和综合，形成一个关于余华及其小说的完整而系统的文献综述，以期对以后的余华及其小说研究有所帮助。一、叙述视角研究
作品叙述必然会才采用一定的角度，这种角度就是叙述视角。《第七天》的叙述者是一个死去的魂灵，许多论者都看到了小说的亡灵叙述视角，并从不同方面表达了看法。洪治纲的《寻找是为了见证——论余华的长篇小说》从余华自身创作出发，肯定了《第七天》亡灵叙述视角。一方面，他认为余华一直是以一种惯常的人的视角进行书写的，而《第七天》却从一个已经死去的亡灵角度进行叙述，这无疑是余华对自身小说创作的突破与超越。另一方面，从一个亡灵的角度进行叙述，“以死观生”，给予了作家极大的创作自由，拓宽了小说的延展度。[1]黄雪莹在《论医学与余华写作视角的形成——以余华小说为例》着重分析了医学对余华文学创作的影响。一是医院环境的影响。余华从小就在医院的职工宿舍生活，经常看到医院各种血淋淋的场面，甚至常常出入太平间，年幼的余华早已习惯了死亡、血腥等常人所恐惧的东西。二是五年的牙医经历。作为医生，他需要冷静和镇定，面对病人的呻吟疼痛，余华早已司空见
惯。可以说，死亡、血腥、疼痛等，对余华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它们对《第七天》创作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2]因此，《第七天》采用亡灵叙述视角便更加符合常理。
在余华小说里，叙述视角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模式，《在细雨中呼喊》中，小说从孙光林的角度进行回忆式叙述，其与父亲、兄弟的冷漠关系，村里子发生的一系列丑恶事件都在他的叙述下一一呈现。《活着》则采用了一种故事嵌故事的方法进行讲述，“我”是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这里形成双层叙述关系。但不管是《在细雨中呼喊》，还是《活着》，抑或是余华的其他文学作品，叙述者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人，但《第七天》却不是。这种形式上荒诞的亡灵叙述实际上是对现实的反叛与拒绝，是余华表达对现实看法的一种方式，传达出深刻的现世讽刺意味。同时，《第七天》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亡灵叙述，它具有多重叙述视角。第一层的叙述者是杨飞，他实际上是小说的核心，有了他，故事才能顺利的进行下去。第二层的叙述者是“信使”，即向杨飞传递各种消息的亡灵们。在小说中我们发现，在叙述杨飞自身遭际时，作品是采用“我”即杨飞视角进行叙述的，而面对一切未知的事件，小说的叙述者便转向了他人，通过他人向杨飞的转述讲述一个个故事。因此，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小说的叙述者，作品的叙述视角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不断切换，最终衍生出了多重叙述视角。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诸多论者对小说的叙述视角方面的评论有失偏颇，他们只看到了亡灵这一层表象叙述视角，存在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还需要更加深入地探讨。二、主题研究
主题是文学作品的核心。小说的主题是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所传达出的中心思想。死亡、血腥、暴力等一直是余华小说创作的母题，《在细雨中呼喊》中孙光林家庭中的不堪与暴力；《活着》中战争的残酷，亲人的相继离去；《许三观卖血记》中生活的艰难……都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不堪重负。《第七天》呢？是对以往小说主题的继承与延续还是有所突破表现出自己的特色？一些评论者认为小说是想通过对彼岸世界的描绘凸显现实世界的荒诞无奈，以两岸世界的二元对立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也有一些评论者认为小说是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思索与拷问。吴翔宇的《空间衍射的生成与消歇》从空间角度进行阐释，认为小说通过生死两域的转换，表现出拷问生死，思考人的生命存在的重大主题。有些评论者认为小说主题倾向于虚无。[3]刘汀在《余华与从正面强攻到正面佯攻》里认为小说中，余华着重展现了死后世界的安宁、平等、和谐，表达出对死后世界的向往，建构了一个理想中的“死托邦”世界。然而刘汀又指出人的意义在于生，而不在于死，《第七天》中所透漏的对于死后世界的期待只不过是一场虚无，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由此表达了对小说思想意义的批评，是一部失败之作。[4]谢文兴在《真与幻的变奏曲》中认为很难弄清作家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在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的切换中，余华表现出了朦胧暧昧的文学诉求，最后连小说都变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5]吴艳艳的《人性善的栖息地——评余华》认为小说重在展现死后世界的美好，是在寻找人性之美。[6]有些评论者认为小说表现出了多重主题。孙纯纯的《浅析余华的创作主题及其空间叙述》从多角度多侧面阐释了《第七天》的多重主题：一系列社会事件的出现隐射了对相关职责部门的指责，对冷漠人情的讽刺，对社会现实的无奈，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和对人类生存困境的
思考。[7]之前小说余华表现出积极的入世态度，要勇敢地承受生活的苦难。而在《第七天》中，现实的世界荒诞不堪，死去的世界温馨和谐，在这里死亡成为小说重点建构的对象，死成为终极目标，这种“向死而生”的哲学意味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余华处世态度的转变。[8]王达敏认为小说实际上表达了对平等的渴望与诉求。“平等是现代政治制度化的产物，追求平等是现代意识的体现”，论者认为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所追求的“平等”实际上是一种自私的狭隘的原始平均主义，残留着人性之恶。而在《第七天》中现实世界荒诞不平等，在金钱与权位的幕帐下，掩饰了无数的歧视与不公；但在死后世界，人人却死而平等，虚幻的乌托邦由此浮现。因此，论者认为，《第七天》是一部“关于平等的小说”。
对于这些批评，笔者认为，是存在一些问题缺陷的。一是批评的片面性。一些论者存在着过分肯定或过度偏激的倾向，要么是以张定浩的《：匆匆忙忙地代表着中国》为代表的偏激批评，要么是以李蓉的《：死亡的“诗意”》为代表的过分赞扬，这些论者都没能从一个客观的辨证的角度对《第七天》做一个全面的评析。二是批评对小说文本的曲解。有些论者抓住小说中某些不重要的片段不放，过分放大以至于曲解了小说的本意。三是批评的盲目性。有些批评者的批评存在着盲目跟风的倾向，他们难以提出新的有特色的见解，以至于在批评中拾人牙慧，缺乏新意。当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介时，论者一方面需要对作家的创作经历及背景进行全程式的把握，另一方面需要再生活阅历的基础上进行思考。我们因此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众多优秀的批评家，并以此促进中国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其实，一部小说的好坏以及它是否会成为经典，需要广大读者去发现，也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多年以后，《第七天》是早已被历史遗忘的纸张还是人人皆知的经典，我想，这需要时间来回答。参考文献：
[1]洪治纲.寻找是为了见证——论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11：153-162.[2]杨荷泉.论《第七天》的多重叙述语调[J].小说评论，2013，06：98-102.[3]孔会侠.《第七天》：从出发到抵达[J].南方文坛，2014，02：90-92.[4]付建舟.余华《第七天》的创作意图与叙述策略[J].小说评论，2013，05：95-100.[5]梁振华.《第七天》：由真实抵达荒诞[N].中国艺术报，2013-7-26（3）.[6]李蓉.《第七天》：死亡的“诗意”[J].小说评论，2013，06：82-87.[7]张清华，张新颖等.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学术会谈纪要[J].当代作家评论，2013，06：92-114.
[8]王冰冰.表象时代的写作困境——评余华的《第七天》[J].小说评论，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