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与巩固》阅读材料
知识主线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时代，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时期。其开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秦汉时期的农耕经济进一步发展；秦汉文化作为先秦文化成就的总结和升华，为后世封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考点深化
1.秦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度。
（1）中央集权及其郡县制
西周分封不是一次完成的，周武王以后的成王、康王仍不断把兄弟、子侄、姻亲、功臣分封于外，建立新的诸侯国。前后分封的大小诸侯国总数大约有130多个，其中大多数诸侯都与周天子有血缘关系。分封以宗法制为原则，血缘亲疏关系与政治关系结合起来，使西周国家像个大家庭，周王就是大家长，带领着儿子、子侄等一起开疆拓土，建立产业。儿子、子侄自立门户，娶妻生子，自己也成为家长，再率领儿子、孙子发展地盘。血缘关系的情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人口的发展，越来越淡。周幽王带头儿破坏宗法制，造成政治混乱，导致春秋战国群雄并起的局面。脱胎于父系血缘家族的宗法制并不能保证社会秩序的长治久安。当然，西周的灭亡，还有关中大地震和剥削残酷等原因。
中央集权制度是对地方分权制度的否定。中央集权的进步首先表现在中央政府行政机构的合理化。丞相与九卿的行政结构和隶属关系明确，形似现代国家的政府总理与下属各部部长，部长（九卿）之下还有属员。丞相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代表行政主管，但没有完整的行政权；只对皇帝负责，在决策形成之后监督百官执行，并负责执行后的考课、黜陟、赏罚等。这样的中央行政机构设置在当时世界已属先进水平，超过同期的罗马帝国。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核心是皇帝，最后决策权在皇帝。但参与决策过程，有发言权的不仅是三公九卿，没有具体行政职责的博士也可进言。“朝议”具有集思广益之功效。朝议减少了君主专制的失误，具有积极作用。但朝议没有制度化，不能阻止皇帝的恣意妄为。中央机构虽然听命于皇帝，也有相对的独立性。秦朝是制度形成的初始阶段，没有任何制衡皇权的机制，这是产生秦始皇暴政的原因。秦朝的短暂就是因为秦始皇的威权统治。他死后，赵高冒充他发号施令，也可以左右整个国家。
郡县制以郡统县、以县统乡、以乡（亭）统里，地方管理组织延伸到社会最底层，层层有官吏，使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统治到个人，自下而上逐级最后集中到皇帝。郡、县二级行政机构，同时也是司法机关。法律维护政治制度和与此相吻合的道德标准。官吏是行政官、司法官，也是执法者。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度强化了国家上下的整体性，成为以后历代王朝的统治模式。中国历史沿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一直连续不断，中华文明也是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原因之一在于政治制度从秦朝开始就搭建了保证国家整体性的基本结构。从罗马帝国到奥斯曼帝国，都没有如此精密的制度设计。学术界有中华文明早熟的说法。政治文明的早熟为汉、唐、宋的辉煌创造了条件，但也造成近代社会转型的步履维艰。
（2）君主专制下的官僚政治
周王称“王”，吴、楚等边地诸侯也都自称王，说明制度不严。“帝”原本是天神的尊号。秦国的神话中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高。李斯建议用泰皇，嬴政要创新，以示独一无二。去“泰”、用“皇”、加“帝”，合成“皇帝”。自称“始皇帝”，则预定后世当称二世、三世，世代无穷。秦始皇创建的一整套“尊君”制度，旨在显示皇帝的至高无上、与众不同。在“家天下”的传统上建立的皇帝制度，是秦始皇最主要的制度创新。
皇帝制度强化了君主专制，但离开官僚机构与官僚系统，“君主专制”就变成空洞而抽象的概念。高度组织化的官僚队伍是皇帝“家天下”的保证、治天下的臂膀。秦始皇时全国已有40多个郡、1000多个县。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就像一部大机器，大量的官吏就像机器上的众多颗螺丝钉，大机器的总操纵者就是君主。有这样一支庞大的官吏队伍，才能维系君主专制、中央集权。顾炎武说：“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皇帝就是依靠层层官吏实现对全国的控制。官吏也依赖皇帝授予的权力统治属下及其臣民，并获得地位、荣誉、俸禄和“灰色收入”。地方官吏的主要职责就是收税和维持治安。当官才有权，百姓则无权，只能做臣民。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下除皇帝之外，都是臣民。
西周的“官”以贵族血统世袭，个人财富来自领地。秦以后的官是皇帝的“雇员”，俸禄取自国家税收。权力来源的不同决定了身份的差异。官僚制度有严格的职务分工，职权分明，有职则有权，离职则无权，当官实际上成为一种职业，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工具。皇帝与官僚的关系，用韩非子的话说就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秦汉还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管理官吏的法律、法规，官僚依法履行职责、执行政务，政务通过文书（文件）的运行来操作。在官僚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选拔制度。
官僚之间则是等级关系。秦汉官员以俸禄多少确定等级。汉代有十七八等级，最高官月俸350斛，每月收入为21875斤粟；最小的官月俸八斛，合500斤粟。须知，汉代粟的亩产量只有100至120斤。
君主专制决定了官僚的基本性质，但在秦以后，官僚对皇权也起到很多制约作用。由于儒学取得正统地位，先秦儒学中的民贵君轻、君臣共治、明主慎法等观念，也得到传承。遇到贤明的君主，官僚就可以此为据，抑制皇帝的私欲。官僚通过制度化的权力也可约束皇权，典型如唐代的三省制、宋代的台谏制等。
（3）文字的统一促进了政治制度的建设
官僚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文书档案和严格依照法典。推行编户制度也需要文字书写户籍，只有统一文字才能规范文牍往来。由于小篆难于书写，于是在公文中产生了隶书，隶书固定了偏旁部首和“五笔”使汉字走向成熟。隶书经官吏推广到民间。诸侯各国地处东西南北，方言各异，统一文字增强了文化交流，增强了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在秦始皇的统一措施中，影响最长远的当属统一文字。文字的统一利于法律、法规制定和传播，利于各区域官僚部门文书的书写、条令的颁布，客观上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官僚制度的维系，从而促进了政治制度的完备。
秦的政治制度在秦统一后推广到全国，西汉进一步完善，此后历代王朝基本上都沿用了这种政治制度。
2.汉朝政治的特点
“汉承秦制”,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政治制度,但是,也有自己独特一面,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环境。
(1)布衣将相:是指西汉开国诸臣授官将相的,绝大多数“起自布衣”,这些人大都没有贵族头衔,称之为“布衣将相”。这既是对秦末农民起义结果的承认,也是削弱贵族势力的必然产物。
(2)重视母族亲属关系:汉代皇室的母族势力受到了充分的重视,西汉出现了吕后暴政和窦太后的专权,东汉出现了外戚干政的局面,这些都是母族势力强大的表现。
(3)儒士受到重用:汉初,重视黄老之学,但是,并不排挤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士受到了重用,几乎垄断了汉代官僚体系。
(4)地方势力强大:汉初,王国是中央集权的主要威胁。王国问题解决后,豪强地主逐渐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主要力量,最终导致了东汉的灭亡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
3.豪强地主的田庄
东汉豪族地主的核心是开国功臣集团和刘氏皇族、外戚。朝廷用人主要是从豪族中选取,豪族基本上把持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累世尊贵显达。许多人为了仕进显达,投依于豪族门下,称为“门生”,以求荐引。一旦被辟除为属吏,就称为“故吏”,一个豪族官僚往往有很多门生故吏,他们相互援引,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
东汉前期,豪族势力强大,拥有私人武装,影响东汉的政治稳定和财政收入。针对这种情况,光武帝下诏州郡检校垦田顷亩、户口、年龄,以确定国家赋税征收标准,名为“度田”。州郡官吏或畏惧豪强,或贪于贿赂,帮助他们隐瞒土地和依附人口。
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大多采取田庄的形式经营。田庄的主要劳动者是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他们对地主有极强的依附性。宗族是宗法性依附农民。豪强地主大都聚族而居,他们奴役同宗的农民,这些同宗的农民被称为宗族。宾客多是不堪封建官府横征暴敛而携带田产投靠豪强门下的小自耕农,其身份比徒附略高,但同样从事生产劳动,受田庄主的奴役剥削。徒附是典型的依附农民,是地主田庄里的主要生产者,其来源主要是破产农民。自耕农失去土地后,除一部分沦为奴隶外,大多数成为豪强田庄里的徒附。在田庄中劳动的宾客、徒附生活十分艰难。
豪强地主拥有私人武装,主要由依附农民中的青壮年男子组成,称为“部曲”或“家兵”,其任务是看家护院,后来转变为豪族地主镇压农民起义和拥兵割据的武装力量。
田庄里的劳动者对豪强地主具有很强的依附性,他们所受的剥削十分沉重。不过,在东汉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年代里,田庄内部的阶级关系相对缓和,豪强地主能够有效地组织生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东汉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大部分不是作为赋税纳入国库,而是作为封建地租为豪强地主所攫取。所以,大量豪强田庄的存在和发展,使得东汉封建经济的发展不是像西汉那样表现为封建国家的强大,而是表现为封建国家的贫弱和政治的不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封建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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