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泰文化交往史

中泰文化交流往今

中泰之间文化源远流长。中泰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是自古就有的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不断繁荣，不仅增进了两国间的友谊同时也促进了两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很久以前，中国于泰国的交流便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根据史书记载，早在汉唐时期中泰两国就有友好交往。公元1～5年西汉时，中国航船就到过泰国。东汉至隋唐时期，泰国境内就有狼牙修国，堕罗钵底国，盘盘国等，都与中国有交往。唐代僧人义郎曾到过狼牙修国并被待为上宾。狼牙修国，盘盘国均曾派使者前往中国。唐朝的大乘灯禅师到过堕罗钵底国。隋炀帝曾派特使出使泰境内的赤土国，受到隆重礼遇，赤土国王子也回访过中国，见到了隋炀帝。宋元时期，泰国境内出现了登流眉，罗角，真里富等国，它们都与中国宋元朝王朝有着友好交往。宋末元初，泰国北部的素可泰国（即暹国）兴起后，1292～1303年，先后9次派遣使者访问中国。元朝也曾3次派出使者访问国。此后，国泰国曾邀请中国制瓷工匠前往泰国传艺，并制造出精美瓷器畅销东南亚。

明朝时期，恰是阿瑜陀耶王朝（即暹罗王朝）统一泰国时代。这是中泰关系史往来最为频繁的时期。据记载，在整个明朝的276年中，阿瑜陀耶王国派遣使臣来华访问计有112次，有时一年达6次。明朝派遣使臣访问阿瑜陀耶王国19次。郑和曾两次出使暹罗国，受到友好款待，加深了中泰友谊。随着使节的往来，两国经贸与文化也频繁交流，华人到泰国经商，定居者逐年增多，有的华人还充当王国使臣的通事，副使，乃至正使。清朝的200多年间，泰国的阿瑜陀耶王朝，继起的吞武里王朝和现今的曼谷王朝的前期，与清朝仍保持密切交往。这时，泰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中国。曼谷王朝拉玛二世时，约有86%的泰国商品运往中国销售，进入泰国的中国商船也超过所有外国船舶的总量。在泰国境内从商的主要是华人。到拉玛三世时，移居泰国华人已近百万人。

清朝末年，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两次赴泰国，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并在曼谷成立同盟会分会“中华书报社”，受到旅泰华侨和泰国企业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二战爆发后，銮披汶政府倒向日本，泰国后被日本占领。泰国抗日力量掀起“自由泰运动”，与中国抗日力量相互配合。日本投降后，两国签署“中暹友好条约”。新中国成立后，中泰传统友谊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75年7月1日，中泰两国正式建交。

同时，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泰国的统一国家素可泰建立前，中国的官方使者、商人、僧人就曾到过现今泰国境内的古国。同样，泰国地区的古代国家，如堕罗钵底国、罗斛国、真里富国也曾派出使者访问中国，并开展贸易活动。在这些互访中，中泰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随之进行。但当时这种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代表某种文化的、双方之间进行交换的器物上。泰国的使者和商人把泰国出产的香料、象牙、菩提树叶、火珠等带到中国，中国的瓷器、绢、丝绸则通过泰国使者和商人进人泰国。通过这些物品，双方有了了解。双方互赠的物品成为早期中泰文化交流的媒介，不同的文化通过这些物品得以传播。泰国的统一王国素可泰王国兴起后，与中国元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朝贡贸易，双方交换的商品日益增多。在素可泰时期，素可泰王国曾邀请中国的制瓷工匠前往泰国传艺。泰国的工匠学习了中国的制瓷技术后，在宋加洛烧制出了类似中国浙江龙泉窑的青花瓷器仿宋瓷器。这是早期中泰文化交流结出的一个硕果。中泰文化交流的更大发展，是在中国的明王朝，也即泰国的阿瑜陀耶王朝以后的时期。明朝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航行中，曾到过泰国。郑和的庞大船队受到阿瑜陀耶朝廷的友好接待，郑和带去了丰富的中国产品，通过赏赐和贸易等形式，传播了中国文化。随同郑和出访的随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回国后写的著名游记《瀛涯胜览>、<星槎胜

览：》、《：西洋番国志>，真实记录了当时泰国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成为中国人了解泰国阿瑜陀耶王国的宝贵资料。从一定意义上说，郑和下西洋时出访泰国，就是一次大规模的中泰文化交流活动。阿瑜陀耶时期，中国明王朝与阿瑜陀耶王朝的贸易频繁，关系更为密切。为了适应双方政治、经济频繁交往的需要，明万历五年(公元1578年)明王朝在培养翻译人员的“四夷馆”中增设了“暹罗馆”，招收学员学习泰语。阿瑜陀耶王朝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前往泰国谋生的居民不断增加，阿瑜陀耶及周围地区成为华人的主要聚集地。中国的音乐、戏剧、绘画、建筑艺术也随着华人移民的到来而传人泰国。据记载，在阿瑜陀耶王朝后期，中国戏剧在阿瑜陀耶已经流传。曼谷王朝建立后，中泰文化交流伴随着华人移民潮的形成而在更广的范围内展开。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建筑艺术、雕塑、绘画、戏剧、音乐等在泰国进一步传播。

说道文化，不得不提的就是泰国的佛教文化，文化的交流不可避免的，是宗教信仰的接触交流，作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泰国佛教，大约在汉朝以后，开始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汉传佛教有了往来。三国时期，地处江南的吴国，就对泰国历史上古代金邻国、扶南国、林阳国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信仰有了一定的了解。大约在公元244至251年前后，吴国曾派遣官员朱应和康泰出使扶南、天竺等南亚、东南亚各国，回国后朱应著有《扶南异物志》，康泰著有《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土俗》，书中分别记述出访东南亚各国的旅行见闻，记录了各国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文化交流最频繁、最昌盛的历史时期。中土、西域、天竺、东南亚各国的佛教徒往来频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公元二世纪末到六世纪之间，泰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扶南(即今柬埔寨)的统治之下，但是佛教却受到了扶南王朝的护持。作为东南亚海上交通枢纽的泰国，对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弘扬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元朝时，今天的泰国分别为暹罗国和罗斛国。元初蒙古曾发兵入侵泰国。公元1289年罗斛派遣使臣出访元朝，与中国通好。其后不久，暹罗国也与元朝恢复了正常关系。此后，元朝和这两个国家往来频繁，海上贸易十分兴盛。中泰友好关系和海上交往的高潮，出现于十三世纪末期的暹罗王敢木丁亲自访问中国。公元1294年，暹罗国派遣使臣来华时，元成宗正式邀请暹罗王敢木丁访问中国。敢木丁即是泰国素可泰王朝的创立者拉玛甘亨。他在中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在元朝大臣杨秀的陪同下访华，来回都是经由海路。次年，敢木丁第二次出访中国，回国时元朝皇帝赐赠不少礼品，并且带走大批中国制陶工匠，从而促进了泰国制陶业和建筑业的发展。

元明时期，泰国处于南北朝时期，南部主要由素可泰王朝管辖，北部则由兰那泰王朝统治，但双方均热心于护持佛教，所以这一时期的泰国佛教得到了很大发展。而且说到兰那泰佛教，不能不提及与我国云南傣族和傣族佛教的关系。傣族与泰国的泰族不仅血缘相同，而且语言文字、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也都基本相同。大约在隋唐时期，南传上座部佛教就从泰国和缅甸分别传入我国云南傣族地区。傣族上座部佛教，则直接由泰国兰那泰传来。13世纪傣族傣渤文字的产生与佛教的流播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考证，西双版纳的傣渤文就是从泰国北部的兰那泰文衍变而来。

明代中国史料一般称泰国为“暹罗”。这一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以及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更加频繁。随着明王朝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航行东南亚各国，明朝与泰国的关系也不断得到加强。清初以来，尤其是十七世纪以后，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大批华人移居泰国，对该国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全面影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据泰国官方统计，华人已达四百多万。华侨人数的大量增加，使得汉传佛教在泰国得到迅猛发展和弘扬，其标志之一就是先后成立了许多佛教社团和修建了不少寺院。可以说，泰国大乘佛教的兴盛和繁荣是与中泰两国佛教徒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其中泰国华裔法师们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泰两国关系步入正常发展的时期。1975年7月1日中泰两国正式建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称赞此举“在中泰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篇章”。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国佛教友好交往也逐渐增多。

相信中泰两国的交流会不断持续下去，愿友谊与和平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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