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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杜甫

发布时间：2015-10-14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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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杜甫
(2011-06-16 10:26:49 转载▼
标签： 分类： 学习资料 教育

待诏瀚林与赐金还山——李白…
李白虽然号称为“谪仙人”，其实他的功名欲望是非常强烈的。他喜欢称道的历史人物，如傅说、吕尚、管仲、范蠡、乐毅、鲁仲连、信陵君、张良、韩信、诸葛亮、谢安等，都是所谓“定国安邦”的风云人物。他每每以他们自比。这些历史人物，在出世之前，大都有过一段隐遁或者不得志的时期。这在李白看来，也仿佛是“尺蠖之屈”、“龙蛇之蛰”，是必不可少的历程。有时他连这一段出世前的隐遁也都加以批评。例如，对于诸葛亮，他曾经这样说过：“耻学琅琊人，龙蟠事躬耕。”（《邺中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隐居》）又如，对于谢安石，他也曾经这样说过：“莫学东山卧，参差老谢安。”（《送梁四归东平》）这些都表明着：他的热衷于用世是怎样强烈。
他出蜀后，在开元十五年（727）被招赘于故相许圉师家，即隐居在安陆的北寿山中。有友人孟少府致书规劝，说他安于小隐，不肯出外见见大世面。他于是写了一通《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表明了自己的志趣。《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遁乎此山。仆（北寿山）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漱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耶？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这就是李白的一整套人生观，基本上是儒家与道家思想的混合。不得志时拼命想做官，得志后便尽可能明哲保身，功成身退。这种处世方略，在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阶层，是具有普遍性的。大概就因为有这位孟少府的敦劝，李白在开元十八年（730）的春夏之交，便曾经经由南阳到长安去进行过政治活动。这就是他在《与韩荆州书》里所说的“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之年了。这一次他呆了一年多点，结识了一些有名人物，如唐玄宗的妹子玉真公主（赐号“持盈法师”）、秘书监贺知章等，并结成了“酒中八仙”之游。虽然并没有达到“为辅弼”的愿望，但使他的名声煊赫了起来，为天宝元年（742）唐玄宗的召见打下了基础。
天宝元年的夏季，李白与道士吴筠同隐居于浙江曹娥江上游的剡中。吴筠首先受到唐玄宗的征召，由于他的直接推荐，更由于贺知章与持盈法师等的间接支持，因而唐玄宗也派人征召李白入京。这样一来，使得这位“谪仙人”高兴得大大地出乎意外；他大约以为：从此便可以满足他的“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大愿了。请看他的《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的末尾两句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扬扬得意的神态，不真是有点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吗？
第二次入京，气派也迥然不同。它不像第一次那样隐居终南山，漫游坊州、邠州等地，自叹穷途末路；有时为斗鸡徒所窘迫，几乎不能脱身；而是在金銮殿上被召见，并得以代草王言，侍从游宴，待诏翰林，准备大用。关于这一段生活，李白自己一直到晚年都以为非常光荣。且把乾元二年（759）五十九岁时所作的《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之一中的回忆，摘录如下：
汉家天子驰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

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 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 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 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 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
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所谓“当时”，应指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去长安的时分。这两句诗也足证李白曾经两次去长安。——作者注
你看他写的多么得意！把唐玄宗比成汉武帝，把自己比成司马相如。实际上恐怕连司马相如都还不曾受过他所受到的优待。皇帝见了他而满面笑容，使得天下皆春。满朝文武都在为皇帝得人而庆贺，高呼“万岁”。看来李阳冰在李白《草堂集序》中所述的情况是合乎实际的。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绮里季为代表的商山四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
但这些情况，由李白自己屡次在诗文中夸述，读起来是不能令人愉快的。南宋诗人陆游也就曾经讥刺过他：“以布衣得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宜其终身坎也。”（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编者注）受人讥评，在李白是理有应得。但陆游的讥评，说得并不中肯。李白那两句诗是在讥刺趋炎赴势者流，何以讥刺了趋炎赴势者便应当“终身坎”？其实李白的值得讥评处是在他一面在讥刺别人趋炎赴势，而却忘记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赴势。以翰林供奉的身分待诏了一年多，以为可以大用，但结果依然落了一场空。这样的后果，在待诏的后期，李白自己也约略预感到。有《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一诗可以为证。
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 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 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
或时清风来，闲倚檐下啸。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谢灵运有《登临海峤》诗，“临海”乃郡名。——作者注
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
在冷衙门里做着闲员，候补着官职，和同事们有些合不来。由于自己的“疏散”，被人批评为“褊促”，他已经生出了天空海阔的想法，想去游山玩水、当隐君子了。李白这个人看来毕竟是天真，他轻率地说出了自己的心事，而且还要呈献给同人。于是，他的愿望很快就得到满足，没有等到他“功成”便让他去当严子陵或者谢康乐去了。他的被“赐金还山”，实际上就是被下令逐客。
待诏瀚林与赐金还山——李白…
李白遭受到这种待遇，他是很失望的。和他视被征召为十分光荣一样，他也视被谗逐为十分遗憾。对于这一失败，他在诗文里面反复说过多次。在《答高山人》一诗里说：“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又在所谓《为宋中丞自荐表》里说：“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表文不会是李白代笔，内容涉及事实处应是由李白传出。）这所说的“佞臣”“贱臣”到底是谁，没有点名。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点了张垍的名，谓“以张垍谗逐”。这一定是李白亲自告诉他的。张垍是做过宰相的张说的次子，他是唐玄宗的女婿，受到宠爱，住在宫中，以中书舍人的身分供奉翰林。这人后来投降了安禄山，又为安的部下所杀。像这样没有气节的人，要谗毁李白，很够资格。而且他手里也掌握着可供谗毁的第一手资料。那就是上举《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那首诗。张垍既在供奉翰林，李白的诗当然也“呈”了给他。他尽可以把这首诗拿去给唐玄宗看，说李白十分清高，身在魏阙而心在江湖。这样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李白驱逐出朝了。李白曾经说过“谗巧生缁磷”（《赠崔文昆季》），可见进谗者是相当巧妙
的。（古语有“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的话，是说白玉磨不损，染不黑。巧妙的谗毁使白玉也被污损了。）
进谗者其实不只张垍一个人。张垍虽然“佞”而并不“贱”，所谓“贱臣”必然还另有所指。这个人无疑是指宦官头子高力士。唐人韦睿的《松窗录》（原书已佚，《太平广记》中有收录）纪载高力士以脱靴为深耻，挑拨杨玉环，说李白在《清平调词》中“以（赵）飞燕比妃子，是贱之甚矣！”因而使李白失掉了杨玉环的欢心。唐玄宗曾经三次想授李白以官职，便被杨玉环阻挠了三次。这件逸事，宋人乐史在《李翰林别集序》里也叙述到，进谗的手法也相当“巧”，不会是虚构的小说。高力士也是谗毁者之一人，完全可以肯定。杨玉环不用说也参加了进谗者的行列。
张垍、高力士、杨玉环，他们的谗毁可能是分别进行的，也可能是合流进行的，或者先分别而后合流。然而，进行谗毁必须有接受谗毁的基础。如果唐玄宗真正器重李白，哪怕有更多的张垍、高力士、杨玉环，也无法动摇。唐玄宗之于安禄山便是一个很好的旁证。在安禄山将要反叛的前一二年，连杨国忠那样的人都屡次进谏，断言安禄山必反；然而唐玄宗却一味纵容，终竟酿成了大规模的叛逆。李白的情况却是两样。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有一段话，道出了事实的真相。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酉阳杂俎》卷十二。——编者注
这就是唐玄宗对于李白的真实评价。尽管李白“神气高朗”，而在玄宗看来则是“穷相”。唐玄宗眼里的李白，实际上和音乐师李龟年、歌舞团的梨园子弟，是同等的材料。两千多年前汉代的司马迁曾经说过：“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见《汉书司马迁传》）这就是张垍、高力士、杨玉环之所以能进行谗毁的基础了。 一年多的翰林待诏的生活，对于李白究竟带来了什么好处呢？他做了一些歌颂宫廷生活的诗，如《清平调词三首》，《宫中行乐词八首》，《侍从宜春苑奉诏试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一首，等等，至今都还留存着。杜甫所称为“清新”“俊逸”的，大概就是以这些作品为代表吧？其实不过是御用文士的帮闲献技而已。李白曾上《宣鸿猷》一篇，没有保留下来。任华在《杂言寄李白》诗中提到它，“《大鹏赋》、《鸿猷文》，嗤长卿，笑子云”，可以知道它和赋体接近，是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如像司马相如（长卿）的《封禅文》、扬雄（子云）的《剧秦美新》。又他所潜草的“诏诰”和“答蕃书”之类，也没有流传下来。但这些文字的失传，对于李白来说，应该算不得是什么损失。
李白的性格是相当矛盾的，他有时表现得清高，仿佛颇有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气概，但他对于都门生活乃至宫廷侍从生活却又十分留恋。集中有两首《赠崔侍御》的诗，不妨并引在下边，以见李白并不太清高的一面。 第一首：
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 故人东海来，一见借吹嘘。风涛倘相因，更欲凌昆墟。 第二首：
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洛阳因剧孟，托宿话胸襟， 但仰山岳秀，不知江海深。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 君乃轩佐，余叨翰墨林。高风摧秀木，虚弹落惊禽。 不取回舟兴，而来命驾寻。扶摇应借力，桃李愿成阴。 笑吐张仪舌，愁为庄舄吟。谁怜明月夜，肠断听秋砧？
这两首诗，前人都以为是同时做的。细审诗的内容，断然有先后的不同。第一首应该作于开元十八年第一次离开长安之后，第二首则作于第二次游长安，被赐金放还之后。两首诗的
主旨虽然大体一致，希望崔侍御替自己“吹嘘”，使自己能够登上高位，但第一首只说“点额不成龙”是毫无收获；第二首则说到待诏翰林，又说到“复携手”和“再顾”。这就显示了不是作于同时。同性质的两诗先后同赠于一人，正足证明李白想用世的心是怎样殷切，也足证明李白和崔侍御的交情不同寻常。 待诏瀚林与赐金还山——李白…
在这里想顺便解决一下崔侍御为谁的问题。崔侍御是崔宗之，名成辅，以字行，崔日用之子。韩朝宗荐之于朝，开元中官至右司郎中侍御史，故被称为崔郎中或崔侍御。他也是“酒中八仙”之一人，杜甫诗：“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饮中八仙歌》），这就等于是李白诗中的“但仰山岳秀，不知江海深”的注释了。“山岳秀”言其风姿之美，“江海深”言其气量之大，也可以解为酒量之大。崔宗之后被谪贬于湘阴，有《泽畔吟》之作，李白曾为之序。继又移官金陵，与李白相遇，诗酒唱和。他比李白先死，李白有《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一诗以哭之。有句云“一朝摧玉树，生死殊飘忽；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殁”，两人情谊的深厚可以想见。 成辅或作成甫，李白集中附有“摄监察御史崔成甫《赠李十二》”诗一首，即是崔宗之所赠；注家或误以为另一人。另一崔成甫乃崔沔之长子，其弟“佑甫字贻孙，相德宗”，具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表第十二下）》。此人比崔宗之稍晚。李华《崔孝公（沔）文集序》云：“长子成甫，进士擢第，校书郎，陕县尉，知名当时，不幸早世。”颜真卿《崔孝公宅陋室铭记》亦云然，唯不及陕县尉。其为陕县尉时在天宝元年，略见《唐书韦坚传》。此人和李白似无关系。
李白在被赐金放还后，对于别人也在请求援手。有时显然有点不择对象。他有一首《走笔赠独孤驸马》，和《赠崔侍御》第二首是同样性质的诗。“独孤驸马”是独孤明，唐玄宗的又一个女婿，尚信成公主。
都尉朝天跃马归，香风吹人花乱飞。 银鞍紫鞚照云日，左顾右盼生光辉。 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 长揖蒙垂国士恩，壮心剖出酬知己。 一别磋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 倘其公子重回顾，何必侯嬴长抱关？
前四句写出驸马公的威风，中四句回忆待诏时的光荣，末尾四句写出自己的落魄。把独孤明比为信陵君，把自己比为侯嬴。希望独孤明重回青顾，挽救自己的失脚。单从诗面看来，李白与独孤明之间的“青云之交”，事实上是标准的势利之交，正如李白自己慨叹过的“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然而李白却不惜低首下心地向这样的人请求援手。这是李白的又一面。任华在《杂言寄李白》诗中称赞李白“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看来有时是不尽然的。
其实李白要想被当时的朝廷所重用，认真说是等于梦想。在开元、天宝之交，唐代的统治已经由最高峰折入下行阶段。幸运儿同时又是败家子的唐玄宗，自中年以后迷信神仙符箓，专意渔色享受，政权操在奸相李林甫手里。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凡是稍有骨气的人都受到他的排斥和杀害。左相李适之，“酒中八仙”之一人，因与李林甫抵触被贬，终于被胁自杀。凡与李适之接近的人差不多都被贬斥，甚至被杖杀。如为李白与杜甫所推崇过的李邕（北海）便是被杖杀者之一。李林甫为了预防文臣的出将入相，影响他的相位，他怂恿玄宗以非汉族的武人为将。因此，当时的大将，大都不是汉人。以非汉人为将是唐代的传统，这本不是坏事，显示出没有民族的歧视。但因动机不纯、用人不择，却酿成了大祸。像安禄山那样屡次败阵、屡犯死罪的人，竟倚为独当一面的重镇；安之所以叛变，事实上是唐玄宗和李林甫有以养成的。在这样的局势之下，稍有远见的人，都不安于位或洁身退隐。如李白的
推荐者吴筠和贺知章，都比李白早离开了长安。关于这样的局势，李白自己也未始没有感觉到。上举《翰林读书言怀》一诗也正表明了他的预感。同样的诗，有《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值得加以研究。 第一首：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尊。 临当上马时，我独与君言。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 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同归无早晚，颍水有清源。 第二首：
君思颍水绿，忽复归嵩岑。归时莫洗耳，为我洗其心。 洗心得真情，洗耳徒买名。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
两首诗毫无问题是天宝二年秋或三年春在长安做的。值得注意的是两首的立意互相矛盾。前一首是说：你归隐嵩山，我不久也要回去了。后一首是说：你归隐不要独善其身，总应该东山再起。这矛盾如何解决呢？据我看来，第二首先作，是和其他饯别者一同做的，是门面话；第一首后作，是“临当上马时，我独与君言”的心里话。由第一首看来，李白对于当时的局势是很清楚的。“风吹芳兰折”，是说贤者遭到摧残。“日没鸟雀喧”，是说世道晦暗，群小喧嚣。这两句诗，如果和《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开头一节印证起来，意趣便非常显豁。 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敕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
又在夸耀他被玄宗征召、待诏翰林的往事。说到“浮云蔽日”、“秋风摧紫兰”，不就是“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复写吗？《送裴图南》是天宝二年或三年在长安时做的，有话不好明言；《答杜秀才》是隔了十年之后的回忆，往年的哑谜便自行透出谜底来了。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在裴图南之外同时又有一个人名裴周南，是李白亲密的酒友。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文》有云：“时人又以公及贺监（知章）、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杜甫《饮中八仙歌》则为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左相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无裴周南之名。前人以为“八仙”各有异说，故范、杜所举不同。但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的看法是：杜甫所咏“八仙”是早期开元年间形成的；范传正所言则是后期天宝年间的演变。杜甫所咏的苏晋死于开元二十二年（见《唐书苏珦传》）。他被列入“八仙”是在李白以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时事。苏晋去世后，世人又以裴周南代替了他，故范、杜所举不一致。在这里又可以发现第二个问题。裴周南既与李白有这样深厚的交谊，他和裴图南是否就是一个人？我看是很可能的。“周”与“图”字形极相近，二者必有一误，论理以“图南”为更适。
像这样诗友、酒友、道友，有的退隐，有的贬谪，有的受害，李白自己也有意离开，只是时期有早迟罢了。
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终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能用他；但另一方面他却始终眷念着朝廷。他有《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诗，一开首就有这样的四句： 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
这忠心耿耿的程度是不亚于“每饭不忘君”的杜甫的。约略同时所作的《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李）况之秦》，诗中也有这样的几句： 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 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
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
自比为屈原，其实也就是比唐玄宗为楚怀王。自比为崔骃（亭伯），那对于上层有所不满便更加暴露了。崔骃在东汉和帝时为大将军窦宪的主簿，由于切直，为宪所疏远，使出为乐浪郡的长岑县令。崔骃自以远去，不得意，遂不就任。李白用了这个典故，显然是借以表示
自己的不得意。
待诏瀚林与赐金还山——李白…
这些诗都是“赐金还山”后不久的诗，但这种矛盾的心境，直到后来长流夜郎遇赦放回之后，都依然没有改变。《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那首长诗便是绝好的证明。诗长八百三十字，是李白现存诗歌中最长的一首。这诗可以说是李白的自传。诗中叙述到他在天宝十一年十月去过幽州，看到安禄山势力的庞大，曾经痛哭流涕。他责备了唐玄宗养痈遗患，“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也责备了唐玄宗无知人之明，“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他自己是“心知不得语”，“挟矢不敢张”，无可奈何。但到后面说到长流夜郎遇赦放回后，他又希望韦良宰进京时为他说项，使他能够回到朝廷，为朝廷报效了。 五色云间鹊，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 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
他又自比为贾谊，希望韦良宰向朝廷建议，把自己召回。这时的朝廷已经是肃宗朝廷了，其实是每况愈下。肃宗李亨为了能早日收复长安，曾与回纥相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父亲把天下的一半送给安禄山，儿子则把人民的一半以上卖给回纥。这样的卖民天子，没有可能召回李白这样一位“贾生”，也是理所当然的。
从忠君思想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时，李白和杜甫的态度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同，是他们始终眷念着朝廷；不同，是李白对于朝廷的失政还敢于批评，有时流于怨悱；杜甫则对于朝廷失政讳莫如深，顶多出以讽喻。李白是屈原式的，杜甫则是宋玉式的。封建意识愈朝后走，愈趋向于宋玉式的忠君。所谓“臣罪当诛，天王圣明”（韩愈语），成为自唐以来君臣关系的典则。因此，旧时代的士大夫们对于杜甫的“每饭不忘君”能够津津乐道，对于李白的“日忆明光宫”则视若无睹。这是主观意识在作怪。旧时代的文人爱把杜甫比为“圣人”，把李白看作“浪子”，实际上是不那么平允的。就如王安石那样的人，他也说过这样的话：“李白识见卑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诗中言酒，杜甫比李白的还要多。诗中言妇人，特别像关于歌伎侑酒之类，是封建时代的恶习，李白与杜甫都未能脱出这个泥沼。但李白在诗中也屡次讥刺“荒淫”和“好色”，足见他也深知其非。
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沦替，樵牧徒悲哀。 ——《古风》第五十八首
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好色伤大雅，多为世所讥。 ——《感兴八首》之二
公平地说来，李白在封建时代的文人中还算是比较有节概的。他比较能和民众接近，他所交往的上层也还比较有所选择。他能藐视权贵倒是事实。例如，高力士是唐玄宗所信任的宦官头子，已经做到“将军”，太子“兄”事之，诸王公主等称之为“翁”，而李白却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又例如，右相李林甫，他在文字上一次也没有提到过。从这些事例看来，李白的为人比较还能洁身自好，虽然他也有他的十分庸俗的一面。
要之，李白和杜甫一样，在封建制度鼎盛时代，都紧紧为封建意识所束缚。他们的功名心都很强，都想得到比较高的地位，以施展经纶，但都没有可能如意。他们的经纶究竟是怎样？两人都不曾作过有系统的叙述。单就李白来说，他在《明堂赋》《大猎赋》中透露了一些梗概。
《明堂赋》：
下明诏，颁旧章。振穷乏，散敖仓。毁玉沉珠，卑宫颓墙。使山泽无间，往来相望。帝躬乎天田，后亲于郊桑。弃末返本，人和时康。 《大猎赋》：
饱人以淡泊之味，醉时以醇和之觞。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阴阳。虞乎神明，狃于道德。张无外以为罝，琢大朴以为杙。顿天网以掩之，猎贤俊以御极。……使天人晏安，草木蕃殖；
六宫斥其珠玉，百姓乐于耕织；寝郑卫之声，却靡曼之色。
大抵上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混合起来的一套所谓“仁政”——大公无私，举贤任良，节用爱民，重农轻商。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阶层大都有这样的空想，实际上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没有认真实施过。李白诗中对于地方官吏的治绩每每加以称道，也不外是施行“仁政”的那一套刻板文章。但有一点突破了陈套，值得注意的东西，那便是《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一诗中的开头四句。
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民，天地同朽灭。 “齐公”指齐澣。《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六年“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齐澣开伊娄河于扬州南瓜州浦。”又《齐澣传》：开元二十五年“迁润州刺史。润州北界隔吴江，至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之所漂损。澣乃移其漕路于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自是免漂损之患，岁减脚钱数十万，……迄今利济焉。”这是值得称赞的建设事业。它的好处不仅在“岁减脚钱数十万”，而是减少了人民的牺牲，节省了人民的劳役，可以多尽力于农作。李白对这建设事业作了极其高度的评价，“丰功利生民”，是有眼识的。可惜他没有用他的诗笔来对这一事业加以尽情的描绘，而只是短短地写下了二十个字。
另外有一首《丁都护歌》，解释上有异说，值得在这里讨论一下。
云阳（即丹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凿（缪本作系）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
宋人萧士赟疑是讽刺韦坚。天宝初，江淮南租庸等使韦坚，曾导引浐水至长安城东，成广运潭。二年而成，民间萧然愁怨。（见《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明人胡震亨袭其意，以为讽刺齐澣。“澣新河在瓜步者，白尝作诗颂美，此独言其苦。瓜步岸卑易开，润州岸高难开，地势至今然，白诗并纪实也。……芒，石棱；砀，石纹；指所凿盘石言。”（见《李诗通》）
王琦所见有异于萧、胡。王云：“芒砀诸山实产文石。或者是时官司取石于此山，僦舟搬运；适当天旱水涸，牵挽而行，期令峻急，役者劳苦，太白悯之而作此诗。‘凿’字旧本或作‘系’字，‘万人系盘石，无由达江浒’，诗旨益觉显然。”（见《李太白文集辑注》）
今案王说近是。诗意分明言拖船运石之苦，并非言凿石开河之苦。但“芒砀”在此乃迭韵联语，犹言“莽撞”。胡以石棱、石纹解之，王说为“诸山”，均系望文生义。芒山在沛，砀山在梁，于此了不相涉。揣诗意当是采取太湖石由运河北运，故言“云阳上征”。太湖石，在唐代已见珍视。《唐书白居易传》：“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五，……以归”，可证。又唐昭宗时人吴融有《太湖石歌》，首四句云：“洞庭山下湖波碧，波中万古生幽石；铁索千寻取得来，奇形怪状谁能识？”“铁索千寻取得来”即“万人系盘石”之意，原文当以作“系”为是。太湖石多孔穴如眼。搬运时或用席类裹之，以防损坏，故诗云“掩泪悲千古”。自来统治阶级即多佳木奇石之贡，如《禹贡》已言青州“厥贡……铅、松、怪石”。有李白此歌，可见开元、天宝年间已有太湖石之采贡。这正可以补足史籍的缺文。李白深感其劳苦，故言莽撞的太湖石都在同情劳苦人民，而流出千古伤心之泪。这和齐澣有何干系？胡震亨受了萧士赟的暗示而别立新说，其实是说不通的。李白对于齐澣开新河既那样超级赞美，岂能复加以讽刺而矛盾至此！ 齐澣是有才干和权变的历史人物，曾受到武则天和李隆基的器重，为姚崇、宋璟所信赖。姚与宋曾言：“欲知今，问齐君。”《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编者注他以进士出身，而却颇有政治手腕。史书上说他“行贿中官”，得到高力士的支持，因而在地方上做出了一些事业。为了推进事业，减少阻碍而与中官联系，是否可以目为“行贿”，是值得考虑的。然而就是那样有权变的齐澣，而终为李林甫所遏制未能大用，这恐怕也就是李白之所以极力称赞他的另一个原因吧？

李林甫做了二十年的宰相，死后是杨国忠继承了他的权势。杨国忠死后，又是由肃宗时代的李辅国继承。当时的政局实实在在有如江河日下。李白显然没有齐澣那样的才干，他生在这样的时代，而又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梦游天姥吟留别》），尽管他有“兼善天下”的壮志，要想实现，岂不完全是个梦想？
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大失败，在第一幕结束之后还有第二幕，不久也就要开场了。 安禄山叛变与永王?东巡——…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以肃清君侧、诛锄杨国忠为名，叛变于范阳，出兵西犯，河东诸郡相继陷没。十二月攻占东都洛阳。第二年六月攻破潼关，哥舒翰被生擒而降贼。于是，被李白比为汉武帝的唐玄宗李隆基便成了逃亡天子，匆匆忙忙地向四川逃跑。一百四十年的李唐统治，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峰，仿佛从天上掉到地下，几乎一蹶不振。
安禄山是突厥人与波斯人的混血儿，他的成为最大的军阀以至于叛变，事实上是唐玄宗和李林甫们把他养成的。根据《唐书安禄山传》，可以看出自天宝元年至十三年他的官职升进的惊人的迅速。天宝元年任第一任的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又兼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使。二年，晋骠骑大将军。三年又兼范阳太守、河北采访使。六年，晋御史大夫，封为柳城郡公，不久又晋封为东平郡王。九年，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又兼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十三年，任尚书左仆射，实封千户。他真可以说是位极人臣，就只剩下做皇帝了。
他不是仅有虚位，而是大权在握的。今天的河北、内蒙、东北、乃至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大片土地差不多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不断地在招兵买马，蓄积势力。连杨国忠在天宝十二、三年时都感觉到他必然叛变，而唐玄宗却一味宠信他，甚至于把他收为杨玉环的义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使这个混血胡人终至于叛变了。
安禄山叛变当时，所谓“盛唐”是怎样呢？同一《安禄山传》中有扼要的叙述，可怜得几乎令人不能相信。据说当时州县的铠甲兵器都锈坏了，不能用。临时招募的兵士，连弓套都不能解、剑鞘也不能拔。拿起木棒抗敌，当然不能抵抗。于是，地方官吏们便弃城逃跑，或者自杀，或者被俘虏。这样的情况，每日不断。这就是所谓“盛唐”的真实面貌。一方面是十几年的养精蓄锐，另一方面是几十年的文恬武嬉，两相接触，其结果也就一目了然了。自安禄山叛变之日起，仅仅三十三天便攻陷了洛阳，到明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几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新的朝代。安禄山在叛变后的第三年，即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正月，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了。安庆绪也不到三年，即在乾元二年（759），又被突厥人的史思明杀了。而史思明也不到三年，即在上元二年（761），又为他的儿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后为回纥兵所败，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自缢，为期也不到三年。就这样，整整八年间的所谓“安史之乱”基本上也就平定了下来，李唐算幸运地没有失掉它的统治。然而这八年间，黄河流域的居民是遭了大劫的。经过乱离之后，全国人口只有一六九○万强，比天宝十三年减少了将近十分之七。李白诗所哀痛的“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韦良宰》）看来不是夸大。
在安禄山叛变前三年，即天宝十一年（752）十月和十一月，李白去过幽州——安禄山势力范围的中心地带。他当时也感觉到安禄山的叛变已迫在目前。他在追忆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有所叙述。 十月到幽州，戈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 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 弯弧惧天狼，挟矢不敢张。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 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
这一段叙述得很沉痛，这里对于玄宗朝廷是有严峻的批评的。“扫地借长鲸”的“君王”是谁呢？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可见李白认为：酿成了安史之乱，李隆基要负很大的责任。是唐玄宗把当时天下的将近三分之一和盘送给了安禄山，使得他庞然坐大，一呼一吸可以使百川沸
腾，连燕然山都会被吹成飞灰。这还只是天宝十一年十一月左右的事，再隔三年的天宝十四年十一月，终于使“天下横溃”，实现了李白的预感。李白在游幽州的当时非常伤心，伤心他自己知而不能言、言而无人听。这样的话，在他的乐府《远别离》和《梁甫吟》中还反复地说过，只是把地上的舞台移到了天上或者把今时的人物换为了古时，在现实的描绘上，加盖了一层薄薄的纱幕而已。
他曾经在黄金台上“呼天哭昭王”是可以使人理解的。他在那时的确是无从进言，即使有进言之路，唐玄宗也不会信他。连杨国忠、韦见素的话都等于耳边风，李白以一个被谗逐的文人，所说的话能有多重的分两？“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这里面包含有自我批评。用了一个“却”字，那就等于说：在国难临头的时候公然还想游仙避世，是不应该的。诗作于乾元二年（759），上距天宝十一年（752）已经八年了。李白是经历了长流夜郎的刑余之人，他的思想有了相当大的变迁，故他回忆往事时能够批评自己。但他的自我批评是不够深刻的。在国难临头的时候，求仙固然不应该，“奔亡”也同样不应该。这种退撄逃跑的思想到后来一直纠缠着他。安禄山叛变时，他正采取了“奔亡”的道路，应该说是李白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但他还在护短，说“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这正表明他的自我批评的极不深刻。 请读他的《扶风豪士歌》吧。“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这分明是天宝十五年三月安禄山占领着洛阳时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是“我亦东奔向吴国，……来醉扶风豪士家”。“扶风豪士”不知道是甚么人，看来也不外是一个逃亡分子，并不能算作甚么“豪”！但李白不仅誉之为“豪士”，而且还跟着一道胡闹——大开酒宴，吴歌楚舞，脱帽在手，抛向空中，却自比为张良，实在是太不成话！ 再请读他的《猛虎行》吧。同样是在天宝十五年的三月，在溧阳酒楼和草书名家张旭相遇，“槌牛挝鼓会众宾”，同样在歌舞作乐。尽管“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是国难严重的时候，而他和张旭却是忘乎其性。歌中又把张旭比为张良，而把自己比为韩信。他又在说：“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这时的逃避却是万万不能使人谅解了。他即使不能西向长安，为什么不留在中原联结有志之士和人民大众一道抗敌？而却“窜身南国”，还要胡乱享乐，自鸣得意！李白在这时实在是胡涂透顶了！ 安禄山叛变与永王?东巡——…
长安以天宝十五年六月下旬为安禄山的部下所占领，但在这之前的六月十二日唐玄宗早已离开了，逃跑得非常匆忙。十四日到了马嵬坡，侍从部队兵变，把阿飞宰相杨国忠杀了，玄宗被迫缢杀了杨玉环。十五日应老百姓们的请求，留下了太子李亨以图恢复北方，逃亡皇帝继续逃亡。七月二十八日逃到成都，据说“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人数虽不多，对于沿途的骚扰一定是大有可观的。
在逃亡途中的七月十五日，玄宗听从了房琯的建议，下出分置的制诏，史书上称之为“制置”，这在当时是紧急而重要的一项措施。根据《资治通鉴》（肃宗至德元年，即天宝十五年）所述，照录其内容如下：
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
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长沙太守李岘为都副大使；
盛王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长史刘彙为之傅，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都副大使；
丰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以陇西太守济阴邓景山为之傅，充都副大使。
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 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

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
当时规定，盛王李琦、丰王李珙都不出阁，随侍在玄宗左右。只有太子李亨和永王李璘分赴任所。这用意非常明白，李亨所负的是恢复黄河流域的使命，李璘所负的是经营长江流域的使命。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虽然不归永王管辖，但盛王既不出阁，为之傅的刘彙是房琯的“私党”（见下引《唐书房琯传》贺兰进明语），而权位在都副大使李成式之上，可见盛王的领域实际上也属于永王的势力范围了。李璘所负的使命，看来比李亨所负的使命还要重要。黄河流域如能恢复，则天下仍归于一统，自然是最好的前程。但就当时的情势看来，北路的恢复事业比较困难，希望颇为渺茫；而南路的经略则大有把握，至少可以维持到南北朝时代的局面。因此，李璘的赴镇，关系很重大。他所负的使命是在天下不能归于一统时准备建立“东唐”或“南唐”。在他离开玄宗时，无疑是曾经被面授过机宜的。
但在这“制置”下达之前，太子李亨于七月十二日已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尊玄宗为“上皇天帝”。直到八月十二日，灵武的通报到达成都，唐玄宗只好听从太子的摆布。再隔六天，八月十八日，玄宗派遣了韦见素、房琯、崔涣等把传国玉玺送给李亨，正式禅位，估计要九月中旬才能到达。于是父子之间的矛盾告一段落，兄弟之间的矛盾便突出而且激化了。 李璘是玄宗的第十六个儿子。据说幼时失母，是李亨把他抚养大的。开元十三年（725）三月封为永王，十五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开府仪同三司。“制置”之诏下达后，他离开了玄宗，以天宝十五年七月至襄阳，九月至江夏。到了江夏后，《唐书》本传说他“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费巨亿”。其实这些都是按照“制置”的规定行事的。《新唐书》本传又说他“见富且强，遂有窥江左意。以薛镠、李台卿、韦子春、刘巨鳞、蔡为谋主，……以浑惟明、季广琛、高仙琦为将”。史官们忽略了“制置”的用意，偏袒李亨朝廷，而以李璘为叛逆。其实真正违背父命的是李亨而不是李璘。李亨既已擅自做了皇帝，天下成为了他的私有物，不愿意被别人分割。他是不同意“制置”的用意的。《唐书房琯传》中，有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在肃宗李亨面前谗毁房琯的一段话，实际上道出了李亨的心事。
琯昨于南朝，为圣皇（指玄宗）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颍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天子（指肃宗）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彙、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
贺兰进明的这番话受到肃宗李亨的赏识，话是说到他的心坎上了。像这样，把玄宗集团说为“南朝”，则肃宗集团自然是“北朝”。父子之间，俨然敌国；更何况乎兄弟！实际上李亨当时是同两个方面在争夺天下，一个方面是同安禄山、史思明争，另一个方面是同“圣皇”和“圣皇诸子”之间争。因此，在东西二京都尚未收复的情况下，兄弟之间的内战便爆发了。 安禄山叛变与永王?东巡——…
关于永王的东下，李白有《永王东巡歌》纪其事。诗现存十一首（其中第九首前人定为伪作），透露了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很值得研究。因此，我想一首一首地加以解释。 第一首：
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 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
这表明永王正式宣告出师的时期是在至德二年正月，就在这一个月内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所杀，作诗的日期或者在其前，也可能在其后而消息尚未传到。“天子”自然是唐肃宗。“遥分龙虎旗”是说授权出兵。由这句诗可以看出，永王军中还不知道唐肃宗李亨已经在上一年十二月对他们下了讨伐令：一方面以高适（他是反对“制置”的人）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与江东节度使来瑱，率东部兵会师于安州（今湖北安陆），以申讨伐；另一方面则派遣宦官啖廷瑶、段乔福去与地方势力广陵采访使李成式
等联系；事实上永王已经处在了腹背受敌的形势之下。由于永王军中还不知道这个形势，人们是很乐观的，由李白的诗即可以看出。第一歌的下二句是说：永王一出师，长江流域首先就安定了下来，江汉变成了鹅鸭的池塘。情绪是多么乐观！他们要乐观，当然也有道理。在他们看来，“制置”是玄宗的意旨，论理会为肃宗所同意。永王的出师是奉命行事，还会有什么阻碍呢？然而，他们是把实际情况估计错了。玄宗和肃宗父子之间的冲突，这个新因素，他们没有料到。 第二首：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由于安禄山的叛变，黄河中下游的地主阶级苍黄南奔，又出现了晋代永嘉南渡的现象。李白在同年秋季所作《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也说到“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两者是互为印证的。李白在自比谢安，以为“谈笑”之间便可以扫荡胡尘。自负得有点惊人，乐观得也有点惊人。“三川”是秦郡名，汉改为河南郡，在荥阳、洛阳一带，因有河、洛、伊三水，故名。 第三首：
雷鼓嘈嘈喧武昌，云旗猎猎过寻阳。 秋毫不犯三吴悦，春日遥看五色光。
永王是由江夏出兵的，这时已经过了寻阳，到了江苏境内了。这儿在说“秋毫不犯”，赞扬永王水师的纪律好；但在二年后所作的《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韦良宰》诗中却说：“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节制非桓文，军帅拥熊虎。”看来后者是老实话，前者是在宣传。五彩云笼罩着春日，完全是太平景象。幸好还有一个“遥”字，只是说有很可以乐观的前景，在李白的心境中可见还是有一定的分寸的。 第四首：
龙盘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 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鹊楼。
这首表明永王已经到过金陵，使“龙盘虎踞”的六代帝都又恢复了生意。春风着手在吹暖着昭阳殿，明月从新又照亮了鹊楼。李白本有迁都金陵的主张，故加意写出金陵的复活。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永王既经到过金陵，为什么没有以金陵为根据地而停留下来？下面的歌辞中有回答，便是永王想去“救河南地”（唐代的“河南道”包含着今河南省和山东省的全部，安徽、江苏等省的一部分，其中包含着东都洛阳），用的是“水师”，所取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浮海”，一条是通过运河。但这目的没有达到，只是在李白的这些诗里面留下了些痕迹。 第五首：
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 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
“二帝”自然指玄宗与肃宗，当时东西二京都尚未恢复，玄宗在成都，肃宗在彭原。“五陵”是在长安附近的五座先王的坟墓，即李渊的献陵，李世民的昭陵，李治的乾陵，李哲的定陵，李旦的桥陵。诗的后二句把永王出师的目的点明了，就是要“救河南地”，企图去收复洛阳。当时没有从旱路出兵，而是采取的水路，看来是有直捣幽燕（安禄山的根据地）的想法。 第六首：
丹阳北固是吴关，画出楼台云水间。 千岩烽火连沧海，两岸旌旗绕碧山。
这里点出了永王水师所在之地，是在镇江附近。镇江是南北运河衔接的枢纽。看来当时的用兵计划，除“浮海”之外，很想利用运河北上，至少可以运输粮食伕马。诗人着力在写当时的印象，两岸旌旗，连天烽火，浮江海浪，映水楼台，是一幅壮丽的油画。

第七首：
王出三江按五湖，楼船跨海次扬都。 战舰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
水师已由长江中游到了下游，目的是准备“跨海”，即主力军经由海路北上。其中一部分或许是辎重部队，已经到了扬州了。从这首诗里面可以看出永王军事的部署，他确实是想跨海北征的。“三江”之说甚多，在此当是长江、汉江、赣江。 第八首：
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倾古月摧。 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龙骧出峡来？
“古月”切胡字，出师的目的是在摧毁胡人安禄山、史思明的势力。乘长风破万里浪，海陆（陆是经由运河）并进，故云“海动山倾”。“帝子”指永王，“龙骧”是西晋龙骧将军王濬，他以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十一月率龙船下益州，大举伐吴。这里以王濬比永王是合乎分寸的，足证下面的第九首确是伪作。 第九首：
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 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 “祖龙”是秦始皇，“文皇”是唐太宗，“渡辽”是说唐太宗用兵辽东。这里把永王比成唐太宗，而且超过了秦皇、汉武，比拟得不伦不类，和其他十首也不协调，前人以为伪作，是毫无疑问的。《东巡歌》应该只有十首，其后不久作的《上皇西巡南京（成都）歌》也只有十首，显然是仿效大小《雅》以十首为一“什”的办法。第九首无疑是永王幕府中人所增益，但却为永王提供了一个罪状，便是有意争夺帝位，想做皇帝了。
然而诗尽管不是李白做的，却有史料价值。诗中说到“浮海”，说到“渡辽”，可证永王幕府中人的确是想由海路北上直捣安史的根据地。这一首，把第七首和第八首的含意更突露出来了。
第十首：
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 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这首又回顾了一下“制置”的使命，经营长江流域，以金陵为根据地，并出师北伐。值得推敲的是第二句的“还”字。“还”到哪里？第十一首作了回答：“西入长安到日边！”这对于肃宗李亨要李璘还蜀，也作了正面的回答。“初从云梦开朱邸”，是说坐镇江陵（长江中上游的重镇）。“更取金陵作小山”，便是要以江宁为根据地。这句诗中的“金陵”是指紫金山。“小山”用的是淮南小山的典故；淮南小山，旧说以为人名，或以为文体名。但李白有《白毫子歌》（“白毫子”是隐士，言其眉有白毫），首二句云“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里”；又说“小山连绵向江开，碧峰巉岩绿水回”，则“小山”分明是山名。李白当有所本。此处是说要把紫金山作为永王苑里的“小山”，显示了永王有以江宁为根据地的用意。 第十一首：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这首是预想到凯旋的时刻了，在庆功宴上献俘，李白要加以指挥。但最重要的是“西入长安到日边”句，不仅要“救河南地”，恢复洛阳，而且还要“西入长安”。这就是“东出师”的最终目的。向“东”是为了“浮海”——走海路进兵，“出师”是为了“一扫胡尘”，消灭安史的势力，光复东西二京。
安禄山叛变与永王?东巡——…
但这个行军计划没有可能实现，大约就在李白做出这几首《东巡歌》之后不久，问题揭晓
了。首先是吴郡采访使李希言，用了对等的照会，写上了李璘的名字，诘问东下的用意。永王李璘被这事激怒了，复照加以申斥，其文如下： 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寮品。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 于是便派浑惟明去攻取李希言，派季广琛去袭击广陵采访使李成式。内战的局面便展开了。李希言的“平牒抗威”，很明显是和李成式一样，已经和李亨朝廷取得了联系，而永王却还蒙在鼓里。他的“友于皇帝”早在打他的主意，他却一点也不知道。转瞬之间，堡垒又由内部崩溃了。是季广琛首先发难，永王的军帅们几乎全部背叛了。《新唐书永王传》里面有所纪载： 广琛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叛逆，如后世何？” 众许诺，遂割臂盟。
于是，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
武将们真真正正地星离云散了，没有脱离的就只有一位高仙琦。永王的军势在丹阳附近被地方势力击败，永王仅以五骑由丹阳奔鄱阳，打算南走岭南。但以当年二月，在大庾岭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所擒而被杀害，高仙琦不知所终。就这样，连高适和来瑱的兵都还没有过江，战事便很快地结束了。 看来，永王为人是刚愎自用的。他的幕下也未始没有人才，而是有才而不能用。就如李白，他派了他的“谋主”之一人韦子春到庐山去把他请下山来，三请而后达到目的。李白有《赠韦秘书子春》一诗以纪其事。李白初下山时是至德元年（天宝十五年）十二月下半月，适逢永王的水师也由武昌开到九江。李白当时是兴高采烈的。《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伎》中有云：“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得意之态如在目前。韦司马可能就是韦子春，秘书是旧职，司马是新官。同时所作的诗还有《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说他自己参加了宴会，“如登黄金台”，以燕昭王比永王，而以乐毅自比。然而不久他就幻灭了。李璘对于他，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视。李白《与贾少公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白绵疾疲苶，长期恬退。才微识浅，无足济时。虽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扶力一行，前观进退。……徒尘忝幕府，终无能为。唯当报国荐贤，持以自免。斯言若谬，天实殛之。
这很明显是在永王幕府中写的信，估计在他写了《东巡歌》之后不会太久。他自己已经感觉着，在幕府里面等于灰尘了。李白在幕府中的生活，整个计算起来，只有两个月光景。心境转变得很快，环境也转变得很快。还没有来及让他荐贤自代，他只好从前线奔亡了。有《南奔书怀》诗，别题为《自丹阳南奔道中作》，其中有这样几句叙述到永王部下的崩溃情形和自己的心境：
天人秉旄钺，虎竹光藩翰。……不因秋风起，自有思归叹。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
秋风思归，用的是张翰的故事。张翰在西晋齐王冏的幕下，因秋风起而思食江东莼羹，因而离开了齐王。不久齐王失败被杀，张翰得免于难。李白说自己早就有思归之叹，并不是待秋风起而思莼羹，这和《与贾少公书》中所说是一致的。真正的原因是李璘并不重视他。从这一点看来，李璘远不如他的“友于皇帝”李亨。李亨还知道重用高适以为讨伐李璘的统帅，而李璘却使李白感觉着自己在幕府里只像是灰尘。李白既受到这样的待遇，其他有才智之士尽可以类推。就如季广琛所说的“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也并不是错误的见解。可见永王部下的武臣们也并不赞成内战。如果李璘能够集思广益，一方面抚慰人民，真正做到“秋毫不犯三吴悦”，另一方面联络地方上的实力派，真正做到“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他实在是大有可为的。然而他却急于首先揭开了内战的幕，使好端端的一个局面，被他自己的独断专行葬送了。李白高度激昂的心境很快地转而为极端的灰心，不是没有来由的。

李白是被挟在两种私心之间遭受到灾难，他对于李璘的忘公谊而急私忿固然早就失望，而对于肃宗李亨的先安内而后攘外也是十分痛心。但他不敢明言，却屡屡借题讽喻。例如《箜篌谣》：“汉谣一斗粟，不与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又如《上留田行》：“参商胡乃寻天兵？……尺布之谣，塞耳不能听。”所谓“汉谣”是讽刺汉文帝刘恒与淮南王刘长之间的冲突。刘长不守法度，被充军西蜀，不食而死。民间因有《尺布之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参商寻天兵”的故事，见《左传》昭公元年，据说古代高辛氏有两个儿子不和睦，老是在天上打仗，高辛氏便叫大儿子去主管商星（又名心星或大火）、二儿子去主管参星。这两个星座是对立着的，在晚上的天空中不能同时出现。两者既不会见面，当然不会再打仗了。这个神话很古，可能传自殷代。（卜辞十二辰中有两个不同结构的“子”字，即第一位的“子”与第六位的“巳”，是对立着的。）李白的诗，毫无疑问，是在利用这些传说来讽喻时事。
又《南奔书怀》中有句云：“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诗意全同。何以标出“秦赵”？旧时注家未得其解。今案《史记赵世家》云：“赵之先与秦共祖。”中衍之后飞廉有子二人，其一曰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故秦与赵乃兄弟之国。“秦赵兴天兵”即“参商寻天兵”。“秦”自指肃宗集团，“赵”则喻永王军势。李白是反对打内战的，然而李亨与李璘毕竟把“北寇”丢在一边以干戈相见，而李璘已一败涂地。“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这是《南奔书怀》的最后四句，表明了李白的失望和痛心。真正是“尺布之谣，塞耳不能听”了！
永王失败被杀，同时他的几位“谋主”——薛镠、李台卿、韦子春、刘巨鳞、蔡，《新唐书永王传》以为“皆伏诛”，其实并不尽然。其中李台卿一名便确实没有被杀，李白在长流夜郎遇赦放回后还有诗送他，即《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作于乾元二年（759），是李白游潇湘时与李台卿相遇。诗中云“良图委蔓草，古貌成枯桑；欲道心下事，时人疑夜光”，所说的便是永王东巡事。又云“吾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潜虯隐尺水，著论谈兴亡”。可见李台卿被谪贬在潇湘附近。李白称之为“经济士”，又称之为“潜虯”（卧龙），看来他们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变。李台卿不是背叛投降是可以肯定的。他之没有被诛，一定是有有力者保护了他，详细的情况不明。
李白虽然没有被列为永王的“谋主”，但他的名气大，他的出处关系也大。照杜甫的诗看来，他在当时是“世人皆欲杀”（《不见》）的。何以也没有被杀？在这里，裴敬在《翰林学士李公墓碑文》中叙述了一段逸事：
（李白）尝有知鉴，客并州（太原），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脱免其刑责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已）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 碑文作于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在李白死后八十一年，郭子仪死后六十二年。《新唐书李白传》、乐史《李翰林别集序》都转载此事。前人大率信而不疑，近人詹锳根据颜真卿《家庙碑》，得知，郭子仪弱冠应举，即趋显达，时当在开元四年左右，李白尚未出夔门。又天宝以前，子仪并未尝任职并州。故断言：“太白解救汾阳之说，纯属伪托；至汾阳之以官爵赎翰林，确否虽不可必，然其决非报德。”（《李白诗文系年》17页）詹氏考证颇详，“伪托”之说可信。唯沿旧说，谓“汾阳之以官爵赎翰林”，则是把裴敬碑文的“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误解了。今案“以”字应该读为“已”，前人照字面作“用”字解，把事实太夸大了。永王失败时，郭子仪任左仆射兼天下兵马副元帅，他为爱才起见，对于李白的处分发表过从宽的意见，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有了郭子仪的缓颊，李白因而得免于诛戮，但传入民间便傅益成为郭李相救的传说。这传说，其后尚有发展，如《警世通言》的《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后收入《今古奇观》），竟说李白在长安游街，看到郭子仪犯法，被绑赴刑场，出面把他搭救了。这应该说是民间的同情心的表现，是李白所赋有的平民性的一面所得到的回报。民间对于所爱好的人，是不愿意他被杀乃至死亡的，李白其后病死于当涂也被美化为入水捕月而骑鲸飞升
的传说，是出于同样的心理。 永王死后，《新唐书》本传中还有一些尾声，足以看出封建统治阶级在狗咬狗的闹剧中，所表演出的假仁假义。
璘未败时，上皇下诰：降为庶人，徙置房陵。及死，（皇甫）侁送妻子至蜀，上皇伤悼久之。
肃宗以少所自鞠（抚养），不宣其罪。谓左右曰：“皇甫侁执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杀之，何耶？”由是不复用。
分明是自己的狡兔三窟之计，南北并进，而却把李璘作为替罪羊，既废之而又“悼之”；分明是自己下令讨伐，东西夹攻，而却斥责皇甫侁的“擅杀”，既罪之而又“不宣其罪”；依然在尔虞我诈、我诈尔虞。这就是封建帝王父子兄弟之间的现实关系。皇甫侁自以为体得了意旨而落得“不复用”，只是兔死狗烹之又一例证而已。假如他不“擅杀”，难保不会以同情叛逆的罪名，而受到更严烈的处分的。
要之，永王的迅速败亡，是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又一次大失败，而且失败得更惨，更加突如其来。他虽然没有被杀，但寻阳的监狱在等待着他，夜郎的流窜在等待着他，迅速的衰老和难治的疾病在等待着他，李白所表演的悲剧逐步地快要接近尾声了。 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1） 李白的思想，受着他的阶级的限制和唐代思潮的影响，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的混合物。他虽然怀抱着“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教条；“兼善”的希望，他没有达到；“独善”的实际，却害了他的一身。他在“独善”方面，是深深陷没在道教的泥沼里，直至他的暮年。对于佛教，他也有相当的濡染，但深入程度还不及杜甫。杜甫是禅宗的信徒，而李白却是道教的方士。
李白在出蜀前的青少年时代，已经和道教接近。在出蜀后，更常常醉心于求仙访道、采药炼丹。特别在天宝三年在政治活动中遭到大失败，被“赐金还山”，离开了长安以后，他索性认真地传受了道箓。
李阳冰在《草堂集序》里说：“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李）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老子庙）；将东归蓬莱，仍羽人，驾丹丘耳。”这在李白看来是他私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有《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一诗留下了纪录。他的道箓，还是安陵道士盖寰替他书写的，他也有诗纪其事。《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予造真箓，临别留赠》，便是。显然他是先去安陵（河南鄢陵县）找盖寰道士，把道箓造好了，然后到济南，由高如贵“尊师”在老子庙里面正式授予。这样，李白就成了一名真真正正的道士了。所以他在《草创大还》一诗里面，也郑重其事地说：“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
当年道教信徒受道箓有一定的仪式，《隋书经籍志》中有所叙述。形式十分烦琐，比佛教徒的受戒、耶稣教徒的受洗礼，似乎还要像煞有介事。不妨把《隋书》所述介绍在下边，以表示这位“谪仙人”李白，干下了多么惊人的一件大蠢事！ 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箓皆素书（用朱写在白绢上），纪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诸符错在其间。文章诡怪，世所不识。
受者必先洁斋，然后赍金环一，并诸贽币，以见于师。师受其贽，以箓授之。仍剖金环，各持其半，云以为约。弟子得箓，缄而佩之。
其洁斋之法，有黄箓、玉箓、金箓、涂炭等斋。为坛三成，每成皆置绵（古人引绳束茅为之，后人挂纸钱）以为限域。旁各开门，皆有法象。 斋者亦有人数之限，以次入于绵之中，鱼贯面缚，陈说愆咎，告白神祇，昼夜不息。或一、
二七日而止（少者一个七天，多者两个七天）。
其斋数之外有人者，并在绵之外，谓之斋客。但拜谢而已，不面缚焉。
这是多么惊人的仪式！受道的人要像罪人一样，把自己的两手背剪起来，一个七天七夜乃至两个七天七夜，鱼贯而行，环绕坛坫，不断地口中念念有词，向神祇忏悔。用不用饮食呢？没有提到。既是“洁斋”，又“昼夜不息”，恐怕是不用饮食的吧。这样惨酷的疲劳轰炸，身体衰弱的人等不到七天七夜就会搞垮。不能坚持到底的人，便成为落伍者，不能得“道”。能够坚持到底的人，自然会搞得精神和肉体两都疲惫不堪，在这时就会发生幻视、幻听等精神异常的现象。他会看到神人显形，也会听到神人宣示或者所谓天上的音乐。
“受道者”，和仅有一半资格的“斋客”不同，和毫无资格的凡人更是不同，事实上是一些愚蠢透顶的狂信徒。想到那样放荡不羁的李白，却也心甘情愿地成为这样的人，实在是有点令人难解。因此，同情他的人，不论是和他同时或稍晚，都想为他辩护。李阳冰说他“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则迷信道教是更进一步地“以自昏秽”，自在不言之中。稍晚的范传正在《新墓碑》中辩护得更加淋漓尽致。公以为千钧之弩，一发不中，则当摧橦折牙，而永息机用；安能效碌碌者苏而复上哉？脱屣轩冕，释羁韁锁，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间。 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护？）。 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
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辩护得煞费苦心，但如李白有知，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同意。李白本人倒是很认真的。他想做官——说得冠冕一点，便是“兼善天下”，很认真；饮酒，很认真；作诗，很认真；好神仙，也很认真。他常常看到一些神人、仙人的形象，向他招手，对他说话，授他以仙诀，有时还给他以白鹿、鸾凤之类，使他飞行于太清。这些，在他的诗里面层见迭出，举不胜举。这和屈原在《离骚》里面的乘龙驭凤、遨游九天的叙述有所不同——在《远游》里面虽然有类似处，但《远游》不是屈原的作品；屈原的是出于悬想，李白的是出于迷信。他深信那些仙翁、仙女、仙兽、仙禽等是实质的存在。他深信人可以长生不老，或者返老还童。他和秦始皇一样，真正相信东海上有神仙居住的三神山。他和汉武帝一样，真正相信西方的昆仑山上有西王母。他相信麻姑的指甲就和鸟爪一样，搔起背来却很轻。他相信比人要小得多的白鹤、黄鹄等会把人载着飞入仙境。他相信人可以长出羽毛（所谓“羽化”），像鸟一样飞翔；这样的人就叫作“羽人”。他甚至相信武昌的黄鹤楼就是仙人在那里“学飞术”的地方。——《望黄鹤楼》诗：“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 山东的泰山，那样实际存在着的海拔一五三二米的山，他在天宝元年去登过，有《游泰山》诗六首以纪其事。他在那里却遇着了“玉女”（第一首）、“羽人”（第二首）、“青童”（第三首）、“众神”（第四首）、“鹤上仙”（第五首）、“仙人”（第六首），首首都在和神仙打交道；使得他“稽首再拜”，“叹息”，“踌蹰”，“恍惚不忆归”；然而终是可望而不可及。值得注意的是，第四首里面有这样的话：
清斋三千日，裂素写道经；吟诵有所得，众神卫我形。
“三千日”约等于八年的岁月，要说为夸大，像“白发三千丈”那样，倒很简单。但六首诗都是很虔诚的，不好在这一首中玩弄那样不切实际的夸大手法。因此，这“清斋三千日”句，恐怕是“三七日”（三个七天）的字误。天宝元年，他还没有成为真正的道士，但他已经那样虔诚了。他在登泰山以前作了那么长时期的斋戒。这就可以使他的精神异常，发生幻觉了。他所见到、所听到的东西，在正常的人认为是幻，而在他自己却是真——他是真正看到，真正听到的。这样就使他的迷信，维系了相当长远的岁月。
由于他相信神仙，相信人可以成为神仙，故他相信仙药，相信灵丹，相信服了仙药的人可以长生，可以生出羽翼而高飞。
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瀛？——《天台晓望》

安得不死药，高飞向蓬瀛？——《游泰山》第四首
这是他经常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迷信神仙者所经常提出的根本问题。秦始皇这样提出过，汉武帝这样提出过，但在秦皇汉武之后，问题的答案好像已经找着了。那就是李白在《题雍丘崔明府丹灶》一诗里，所概括出的两句话： 九转但能生羽翼，双凫忽去定何依？
只要有了“九转金丹”，服用了便能生出羽翼，一双草鞋也就成为一对水鸟，可以载着人白日飞升。这就是所谓答案。“九转金丹”是什么？晋人葛洪在所著《抱朴子金丹篇第四》中有所叙述，可能也就是他本人所“发明”。 一转之丹，服之，三年得仙； 二转之丹，服之，二年得仙； 三转之丹，服之，一年得仙； 四转之丹，服之，半年得仙， 五转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六转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 七转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 八转之丹，服之，十日得仙； 九转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什么是“丹”？就是以硫化汞（HgS）的丹砂为基础，搀杂以别种矿石粉末，用火化炼出来的东西。所谓“转”，也就是化学变化。由于某一种物质或几种物质的化学变化，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而认为不可思议，因而发生出长生仙药或点石成金的幻想。例如，硫化汞是呈红色的矿物，故称之为“丹砂”。丹砂经火后，离析其硫黄成分而剩下水银，则由红转白，由固体转为半流体。这些现象，葛洪是目击到的，但他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在《金丹篇》里说：“丹砂本赤物，从何得成此白物（水银呈白色）？”又说：“丹砂是石耳，今烧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独得尔？（言化为水银而能流动。）”就由这一知半解便窜入炼丹术或点金术的邪途。这样的邪途，在唐代天宝年间经过大食（阿拉伯）再传到西方。歌德在《浮士德》诗剧中，对于炼丹术也有所吟咏。参看拙译《浮士德》第一部51-52页。——作者注但在西方，后来因知识有了进境，转为了科学的化学。在中国古代，则转来转去，没有转到科学的阶段而荒废了。
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2）
为了追求长生，秦皇汉武已经受了骗，魏晋的统治阶层也接着受了骗。受了骗的结果，有的人也受到教训，得以知道：“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古诗十九首》中的《驱车上东门》）因此，也有人不相信所谓“灵丹”。这在葛洪本人也早就在埋怨了：“有积金盈柜、聚钱如山者，复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闻之，亦万无一信。”（《金丹篇》）其实这倒错怪了人。有钱人倒是相信的；愈有钱，愈想长生不死。“万无一信”的是没有钱的穷苦人，在水深火热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中，哪有心情去追求长生！
李白与杜甫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当然，知道是骗局而不愿再受骗的有产者自然也有，如撰述《隋书经籍志》的唐人就揭穿了这一点：“金丹玉液、长生之事，历代糜费，不可胜纪，竟无效焉。”但尽管“无效”，愚而不可救药的上层统治者却照样受骗，也“不可胜纪”！《经籍志》中就叙述到梁武帝的一例。陶弘景为梁武帝“试合神丹，竟不能就”，偏谎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之故（古时以为越南所产的丹砂最精），梁武帝却深信不疑，对于陶弘景更加祟敬。
李白也不过是在向这些最愚蠢的统治者学步而已。他认真炼过灵丹，炼丹时非常神气。 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图，腰垂虎鞶囊。 仙人驾彩凤，志在穷遐荒。

——《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
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 克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 炼丹时把心爱的宝剑丢在一边，不再讲任侠了。腰系着绣有伏虎形的荷包，荷包中盛着《豁落图》，即所谓道箓。——“豁落”是道教术语。道经中有所谓“青真童子名之为豁落七元”。又说“天书字……八角垂芒，光辉照耀，惊心炫目。”此句亦见《隋书经籍志》。——编者注李白在《访道安陵》一诗中形容道士盖寰为他所造的真箓时便有“七元洞豁落，八角垂星虹”二句。故知所谓《豁落图》即是道箓。还有一对玉童在身旁协助。丹炼好了，服之成了仙，便可以远游于蓬莱、方壶等所谓海上的三神山了。
炼丹糜费，当然要有资本：一要有钱，二要有健康。这两样资本，在李白壮年时代都是不缺乏的。他自己说过：“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留别广陵诸公》）；“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他游遍了当时大半个中国的名山，至少有一半目的是为了采药求仙。这样的生活，没有钱，没有健康是不能支持的。李白是大财主的儿子，有兄在九江经商，有弟在三峡营业，可不用多说。他的身体也本来十分强健，别人说他目光如虎，炯炯有神。他喜欢骑马射箭，击剑蹴球。他喜欢打猎，能一箭射中双鸢，射穿双虎。在年轻时分，他还曾经同人打架。他有《叙旧赠陆调》一诗，叙述到他在长安北门曾被斗鸡徒围困，全亏陆调突破“万人丛”，请来官宪，才把李白救出。诗中说陆调“风流少年时，京洛事游遨”，陆调既是“少年”，李白当时的年龄也不会太老。他被斗鸡徒围困事，当在他开元十八年第一次游长安的时候。陆调的本领不小，李白的本领当然也很有可观。
然而，尽管你有多少钱，尽管你有过人的健康，是经不住无意识的长期消耗的。李白说他“倾家事金鼎，年貌可长新”（《避地司空原言怀》）。家是倾了，而“年貌长新”的希望适得其反，连自己的健康也倾了！李白出乎意外地衰老得很早。天宝十四年（755）冬，他才五十五岁。他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之后不久，在《与贾少公书》中自陈：“白绵疾疲苶，长期恬退。”这便是他早衰的佳证。为什么那样早衰？原因当然有种种，过分嗜酒是容易被人想到的原因之一，但长期炼丹、服丹，以致水银中毒，我看是更重要的一项。结果是神仙迷信、道教迷信深深地害了他，然而要从这迷信中觉醒，却还有一段长远的历程。
嗜酒自然是坏事，但对李白说来，有有害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酒是使他从迷信中觉醒的触媒。
提壶莫辞贫，取酒会四邻；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拟古》第三首
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月下独酌》第二首
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 ——《月下独酌》第四首
从这些诗看来，酒仿佛成为了李白的保护神，使他逐步减少了被神仙丹液所摧残和毒害。以蟹螯代替丹液，把糟丘看作神山，这在李白是一种飞跃。他在《古风》第三十首中的旧看法是恰恰相反的，那儿他在嘲笑时人“绿酒哂丹液”。现在他也站到“绿酒”一边，战胜着“丹液”了。因而他的好诗，多半是在醉后做的。且引他的《江上吟》一首为例，那是酒与诗的联合战线，打败了神仙丹液和功名富贵的凯歌。 木兰之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 美酒尊中置千斛，载伎随波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 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这是他从长流夜郎半途赦回，流连在江夏一带时所做的诗。在这里，他在嘲笑仙人，轻视海岳，浮云富贵，看重诗歌。什么“仙人”？你要等到黄鹤来才能高举，然而“黄鹤一去不复返”了！我能和“海客”一样毫无私心，便能时时与白鸥为伍。请看屈原的辞赋——《离骚》、《九歌》和《九章》吧！屈原虽然遭到谗毁，自沉于汨罗江，然而他的文章却一直和日月一样，留传到现在还有灿烂的光辉。楚怀王和楚襄王父子却怎样了？他们炫耀一时的宫殿楼台，以前峥嵘在山陵地带，今天不是渺然无存了吗？我兴致一来，下笔挥写能使你五岳动摇。——五岳不再是使他稽首再拜的神人之居了。诗歌做成了，我放声高吟，能使你海上的三神山俯首在我脚下！功名富贵是不能持久的，汉水总是滔滔不绝地向着东南流，谁也不能把这流向扭转！
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3）
他这时得到“千斛酒”的力量，好像得到了百万雄兵，顷刻之间，战胜了一切的神仙妖异、帝王将相。然而，只是暂时的。等他的酒一醒，他又成为一个极其庸俗的人，为“万古愁”“万古愤”“万古恨”所重重束缚着，丝毫也动颤不得。上举《书怀示息秀才》一诗也是“流夜郎半道放还”时的作品，他和“双玉童”又出现在丹灶旁边，他又在梦想着飞往海上的三神山了。 读李白的诗使人感觉着：当他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当他没有醉的时候，是他最胡涂的时候。因此，他自己也“但愿长醉不愿醒”（《将进酒》），甚至夸张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
但是，酒太喝多了，对于他的健康，当然也不会没有影响。上元二年秋，李光弼东征，他抱了雄心去参军，半途因病折回。这病无疑是第二年冬季夺去了他的生命的“腐胁疾”的前驱症候；更无疑是使他彻底从迷信中觉醒过来的后劲契机。倾了家，当然不能再从事金鼎的冶炼；倾了健康，更无法再迷信神仙丹液的有效了。 这里有一首诗：《下途归石门旧居》，向来不大为专家们所注意，其实在了解李白的生活上是具有关键性的作品。这应该作于宝应元年即他去世之年的春天。他前往当涂的横望山去向旧友吴筠道士诀别，也是他和道教迷信的最后诀别。我要把这诗的全文，逐段解释如下。 第一段：
吴山高，越水清，握手无言伤别情； 将欲辞君挂帆去，离魂不散烟郊树。 此心郁怅谁能论？有愧叨承国士恩。 云物共倾三月酒，岁时同饯五侯门。 从这首段看来，赠别的对象是吴筠，毫无问题。第三句的“君”字即指吴筠。吴筠是华阴人，善诗能文，举进士不第，后来在会稽成了道士。天宝元年的春夏之交，李白从鲁郡南下，与吴筠同游剡中，在浙江曹娥江上游，二人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不久，吴筠被唐玄宗征召入京，他在玄宗面前推荐了李白，同时得到贺知章与玉真公主等人的支持。于是，唐玄宗也征召李白入京。二人同待诏翰林，成为了天子的“近臣”。但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吴先李后地都离开了长安。本段后三句所说的就是这一段往事的回忆。“承国士恩”是说受到玄宗的知遇。其所以受到知遇是由于吴筠的推荐，故说“叨承”。“云物”犹言天上。同为翰林供奉，有时同陪游宴，为时仅三阅月，故云“云物共倾三月酒”。这三个月是跨着天宝元年与二年的；同在长安和王侯们过了一个岁首，故云“岁时同饯五侯门”。这是赠别吴筠的诗，毫无疑问。 吴筠在天宝二年春离开长安后隐居嵩山，唐玄宗为他建立了一座“道馆”。安禄山之乱，两京陷没，吴又南下，入会稽剡中。吴卒于大历十三年（778），比李白之死迟十六年。门徒们谥之为“宗元先生”（据《新唐书隐逸传》）。但据这首诗看来，在宝应元年他是隐居在当涂县东六十里的横望山，即石门所在之处的。

第二段：
羡君素书常满案，含丹照白霞色烂。 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 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 俯仰人间易凋朽，钟峰五云在轩牖。 惜别愁窥玉女窗，归来笑把洪崖手。
“素书”是用朱墨写在白绢上的道书。第二句，王琦注以为素书的形容，“含丹者，书中之字以朱写之；白者，绢色。丹白相映，灿然如霞。”但“满案”的素书不会全都是坦开着的，我以为应该是形容吴筠本人唇红齿白、鹤发童颜。吴筠是不重炼丹的人，史书上说唐玄宗曾经向他问神仙冶炼法，他作了很合理的回答：“此野人事，积岁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健康长寿，已在病中的李白因而“羡”他。
“学道”之于李白，在这首诗里已经成为往事了。他回想当年也曾经穷搜不可捉摸的“玄之又玄”，连梦里都在漫游仙山。在那时真是想抛开尘世的一切，跳入壶中的别有天地里去。在那时以为俯仰在尘世间是容易凋朽的，寄居在金陵时，窗轩都面对着钟山，表示自己不愿意脱离自然。在那时也曾经到嵩山去访问过吴筠，分手时对嵩山的玉女窗曾依依惜别。现在又回到横望山来了，笑握着老朋友的手，有说不尽的感慨。“洪崖”，据说是三皇时代的伎人，成仙，隐居于四川青城山，号“青城真人”。在这里是借来比吴筠。值得注意的是李白说他是“归来”，可见早些时李白也在横望山隐居过。 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4） 第三段：
隐居寺，隐居山，陶公炼液栖其间。 凝神闭气昔登扳，恬然但觉心绪闲。 数人不知几甲子，昨来犹带冰霜颜。 我离虽则岁物改，如今了然识所在。 别君莫道不尽欢，悬知乐客遥相待。
“陶公”就是梁武帝所崇信的陶弘景了。他在横望山隐居过，炼过丹液，故横望山又名“隐居山”，陶所隐居的地方名“隐居寺”。先年李白在这儿寄居时，曾经凝神聚气地扳登过，那时身体健康，登山时是泰然恬静，满不在乎的。——想到以前的恬静，反衬出现在连山也不能登了。这次来看见几位老人，一共加起来，不知道有好几百岁了。（一个甲子是六十岁，“几甲子”至少也当有一百二十岁，不能是每个人的岁数。）这些隐居学道的人，以前都是见过的，以前是面带冰霜，这一次见到也还是面带冰霜。冰霜犹言“冰雪”，《庄子逍遥游》形容藐姑射之山的神人，有“肌肤若冰雪”之语。离开这儿有了好几年，景物（包含李白自己的健康）也有所改变了，但现在的自己却是湛然清醒，明白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如今了然识所在”，是这首诗的核心句子，表明李白是觉悟了，要和一切迷信幻想脱离了。但他说得很娓婉，不是那么金刚怒目。他似乎没有意思把自己的觉悟强加于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看来是没有尽兴的，因此诗人在安慰主人：“不要说没有尽兴吧，我知道你是好客的，你会期待着我的再来。”
第四段——最后一段：
石门流水遍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 不知何处得鸡豕？就中仍见繁桑麻。 翛然远与世事间，装鸾驾鹤又复远。 何必长从七贵游，劳生徒聚万金产？ 揖君去，长相思，云游雨散从此辞。 欲知怅别心易苦，向暮春风杨柳丝。

尽管走得很匆忙，但诗人却到“石门”去过。“石门”，是横望山中一带风光奇特的所在。王琦注引《真诰》：“石门，山水尤奇，盘道屈曲。沿磴而入，峭壁二里，夹石参天。左拥右抱，罗列拱揖。高者抗层霄，下者入衍奥。中有玉泉嵌空，渊渊而来。春夏霖潦奔驰，秋冬澄流一碧，萦绕如练。”颇费了笔墨来形容。但李白没有流连于风景，而所关心的倒是居民。他点出了“鸡豕”“桑麻”等重要的生活资料。石门一带的农民生活，被描绘成了现实的“桃花源”，和谐淡泊，远远和城市生活有着间隔，比起脱离现实的空想的“装鸾驾鹤”（仙人生活）更远远有着间隔了。何必贪图富贵荣华，追求水月镜花？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当然，也是他有了觉醒，才能体会到农民生活的真谛。这在别的诗中结晶成了两句：“闲时田亩中，搔背牧鸡鹅。”（《书情赠蔡舍人雄》）
“云游雨散从此辞”，最后告别了，这不仅是对于吴筠的诀别，而是对于神仙迷信的诀别。想到李白就在这同一年的冬天与世长辞了，更可以说是对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的诀别。李白真像是“了然识所在”了。
然而，李白在一千多年前的当代，要说已经觉悟得那么彻底，也是不可能的。他还有不少的牵挂，而且也无心去斩断那些牵挂。“向暮春风杨柳丝”，就是那些千丝万缕的牵挂的“丝”了。
这首诗，我认为是李白最好的诗之一，是他六十二年生活的总结。这里既解除了迷信，也不是醉中的豪语。人是清醒的，诗也是清醒的。天色“向暮”了，他在向吴筠诀别；生命也“向暮”了，他也在向尘世诀别。 杜甫的功名欲望（1）
有一首诗活画出了杜甫好酒的情况，也活画出了一个真正的杜甫。诗的题名是《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那时杜甫已经五十六岁了。这位老诗人本来是一位骑马的能手。有一天，夔州刺史柏茂琳招宴，他骑马醉归。从白帝城跑下瞿唐，“低身直下八千尺”，使路旁的白垩粉墙像电闪一样急转。他因为有本领，满不在乎，把马鞭垂在手上，不提缰绳，放马飞跑。马跑得来浑身是汗，雄猛难当。诗人自己很得意：“向来皓首惊万人，自倚红颜能骑射。”但哪料得马失前蹄，一下把他摔下鞍来，跌伤了，在寓里睡在床上养伤。就在这时候，朋友们来慰问他。诗人拄着拐杖，还由童仆搀扶着起来应酬。慰问者是携带着酒肉来的，于是宾主都开口大笑，相互提携，在一道流泻着清泉的溪边，席地而坐，开怀痛饮。 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阶层，要想有所作为，功名便是他们的第二生命。他们是属于统治阶级，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以管理百姓；说得堂皇一点，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学古入官”《尚书周官》。——编者注，在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是视为天经地义的。
但要做官，进入实际统治者的地位，除帝王公侯可以世袭之外，尽管门阀有很大的作用，但总要经过一定的所谓选拔的门径。在唐代的情况是：一般要通过考试，成为“进士”或其他名目；其次是直接向皇帝陈情，或者通过有权位者的推荐。
杜甫是功名心很强的人，这三种门径，他都闯过，而且都不止一次。
他受过两次考试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在开元二十三年，年二十四岁，时在洛阳赴贡举，不第。第二次是在天宝六年，年三十六岁，时在长安应试，也没有及第。天宝六年唐玄宗下诏：天下有一艺者赴京应考。奸相李林甫怕应考者揭露自己的劣迹，玩弄了各种手法，使应试的人全部落第，他因而向皇帝恭贺，说是“野无遗贤”。在这一次的落第者中，元结也是一个。经过两次失败之后，杜甫没有再去应试了，于是便终身没有成为“进士”。 杜甫曾经三次直接向皇帝陈情。第一次是天宝九年，年三十九岁，他曾经直接进献《雕赋》，但没有下文。第二次是在天宝十年，年四十岁，他献上《三大礼赋》。这次受到唐玄宗的“奇视”，命待诏集贤院；第二年又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但也遭到李林甫的遏制，没有结果。第三次是在天宝十三年，年四十三岁，献上《封西岳赋》，又是没有下文。

三次所献的赋和献赋时所上的表文，都还保存着。杜甫自己虽然相当得意，说“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适）相赠》），又说别人以班固、扬雄比拟（《壮游》），其实并不那么高明。特别是那几通表文，应该说是杜甫留下来的恶札。《进〈雕赋〉表》说到自己是杜预之后、杜审言之孙，希望能承继祖业，这倒是写实。但说到自己“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一再地恳求“伏惟天子哀怜之”，“伏惟明主哀怜之”。这不是把自己的贫困太夸大了吗？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很喜欢猛禽，除《雕赋》外，在他的诗中也有不少处关于雕鹗鹰隼的吟咏。这大约是由于他在青壮年时代喜欢打猎的原故。《进〈雕赋〉表》中有赞扬雕的几句话：“臣以为雕者，鸷鸟之殊特，搏击而不可当；岂但壮观于旌门，发狂于原隰？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臣窃重其有英雄之姿。”这可表明了杜甫的个人英雄主义，然而和他过分夸大自己的贫困可怜，是极不调和的。
《进〈三大礼赋〉表》也用了同样的笔法，极力夸大自己的贫困，说“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与麋鹿同群而处，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矣。……顷者，卖药都市，寄食友朋。……恐倏先狗马，遗恨九泉。”
这些话把自己说得非常可怜，和《壮游》诗中所叙述的生活状况，形成了南北两极。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 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这到底哪一边是真实，哪一边是浮夸呢？向皇帝进表，把自己说得太可怜相，其实是会得到反效果的。那样说，等于指责在上者无知人之明，使贤人不得其所。《雕赋》献上去，不报；《三大礼赋》献上去虽得到“待诏集贤院”而同样无结果，看来恐怕不单是文章并不那么杰出的原故吧。
进《封西岳赋》的表文，应该更加成为问题。表文中在大捧杨国忠，说什么“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当时杨国忠以宰相而兼司空，虽然大恶未著，但杨国忠何许人也？他是一名阿飞，靠着西蜀土豪鲜于仲通的推荐和资助，得到机会进京，为章仇兼琼奔走；更靠着和“从祖妹”杨玉环有些暖昧的裙带关系，便飞黄腾达，位极人臣。这个人的历史，杜甫不会不知道，怎么能以“维岳降神”（《大雅崧高》）的调子来恭维呢？杜甫在《登慈恩寺塔》中能够讽刺唐玄宗的荒宴，在《丽人行》中能够揭露杨家姊妹兄弟的豪奢，而在这篇表文中却这样低首下心、卑躬屈节、奉承权贵，实在出人意外！
恳求有权位者的荐举，那就更加频繁了。在诗集中，下列若干首，都是在天宝年间，恳求荐举的长诗。 （一）《赠韦左丞丈济》； （二）《奉赠韦左丞丈（济）二十二韵》， （三）《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四）《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 （五）《赠翰林张四学士垍》； （六）《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垍”或作“均”，乃垍之兄，但张均曾为大理卿，不曾为太常卿）； （七）《上韦左相（见素）二十韵》，等等。
用力之勤、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韩愈的三《上宰相书》。他照例把自己说得非常可怜，把对方捧得非常崇高。他在《秋日荆南述怀》一诗中所描绘的自画像：“苦摇求食尾，常暴报恩鳃”，真可谓传神之笔了。
更令人诧异的是：他所恳求的人，往往不择对象。让我们把那些人物来检查一下吧。 左丞韦济，他在开元二十二年曾经把一位骗子道士张果推荐给唐玄宗，以事逢迎。张果说，
他在唐尧时做过“侍中”的官，他已经活了几千岁了。这样的鬼话竟公然骗上了当时胡涂透顶的君臣。一生迷信仙术的杜甫，想来也是信以为真的。他不觉得韦济的丑恶，反而认为可以依靠，一再恳求。在第一首里说：“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虽然在以鹰骥自拟，其实是自比于禽兽。第二首稍稍换了一个调门，说什么“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意思是说你再不推荐，我就要远走高飞了。到那时，“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我成了一只飞到万里海外的白鸥，在海波上载沉载浮，你要驯化我，便难之又难了。可惜那位左丞大人却始终无意来驯化这只“白鸥”，而这只“白鸥”毕竟也没有飞到海外去。 杜甫的功名欲望（2）
鲜于京兆是什么人呢？是四川的土豪鲜于仲通。他和杨国忠两人狼狈为奸，利用杨国忠和杨玉环的亲族关系，把杨国忠捧上了台；回头又由杨国忠来提拔他，让他做到京兆尹；又曾为剑南节度使。在剑南节度使任内，他把南诏逼反了；兴兵讨伐，被南诏打得大败。这样的害虫，杜甫求他荐举，在赠诗中竟称之为“骅骝”（千里马），为“间出”的“异才”（根据孟子的说法，五百年间才能出现一次的大人物）。连他的六个儿子都是“凤雏”，门下是一片“义声”。恭维一个坏人，竟这样不惜工本！看他说到自己时，则是“学诗犹孺子！”既不是司马相如，也不是班固和扬雄，而是一个才学做诗的小娃娃。——实际上，他当时已经四十一岁了！说自己因科考受绌，弄得走投无路；于是，在诗的最后，等于大声急呼地喊出：“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我这个区区小学生（“儒”）穷得快要饿死了，快快转报给丞相吧！平津侯，是汉武帝时的丞相公孙弘的封爵。在这儿是借用来比当朝宰相杨国忠，也就是那位“岳降”的“元弼”。请看杜甫为了求取功名，是多么不择对象！这岂不是有忝“诗圣”或者“人民诗人”的称号吗？
哥舒翰也被捧得没有边际。他称之为麒麟阁上的第一人，是“英雄”，是“当朝杰”，而以自己没有成为哥舒翰的部下，深为遗憾。哥舒翰当时在任河西节度使，他比之以“崆峒”——西边的一座大山，而愿为之保镳——“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当然，哥舒翰这位突骑施族的军阀，在未失败以前，和混血胡人安禄山相抗衡，是赫赫有名的。诗人高适就出自他的幕下。然而李白却对哥舒翰抱着蔑视的态度，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中说：“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把他和斗鸡之徒相提并举。（李白诗集中有《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一首，已被证明为伪作。）看来，李白的识见是高于杜甫的。哥舒翰在天宝十五年正月失守潼关，向安禄山投降了，称安为“陛下”，并甘愿为之招降纳叛。没有见效，为安庆绪所杀。杜甫的吹捧，不是太无知人之明吗？ 杜甫不仅对哥舒翰本人吹捧，而且还吹捧他的部下。有《赠田九判官梁丘（在哥舒翰幕中）》诗一首，起句是“崆峒使节上青霄”，所谓“崆峒”和前一首的比喻相同，即指哥舒翰。连他幕下的人，都像天上人一样。接着便称颂哥舒如汉朝的霍去病，他的幕府中人都是曹操幕府中的阮瑀之流。据说收揽了这么多美才，都是出于田九的推挽，因而希望田九也把自己推荐给哥舒。“麾下赖君才并美，独能无意向渔樵？”“渔樵”是自比。这也幸好田九无能为力，或者哥舒无意引用，不然《潼关吏》中的“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恐怕也就不好下笔了。 张垍，也是大成问题的人。他是燕国公张说的儿子，唐玄宗的女婿。玄宗特别宠爱他，住在宫中，曾经面许以宰相之位，没有实现。天宝十五年六月中旬，玄宗奔蜀，他没有跟上去；下旬长安沦陷，他却投降了安禄山，但仍为安的部下所杀。降贼虽然是后事，但可见张垍是没有骨气的人。而且他还谗毁过李白，连魏颢都知道的事，杜甫不应该不知道。杜甫在当年是与李白情如兄弟的，为什么对于谗毁过李白的人，却一再地赠诗吹捧，卑辞恳求？特别是第二首，把自己说得太不像样了。“顾深惭锻炼，材小辱提携；槛束哀猿叫，枝惊夜鹊栖。”说受到深厚的照顾，自惭“锻炼”不够；材能太小，够不上驸马的“提携”。自比为“哀猿”，为“夜鹊”，又是一套禽兽。当然，赠诗的目的是在紧接着的最后两句：“几时陪羽猎，应指钓璜溪？”图穷匕首现，是希望张垍在玄宗面前说话，让自己直上青云。使用了“钓璜溪”的故事，是以
吕尚自比，仿佛占了身份，其实为了凑韵自比为老渔翁而已。期待唐玄宗成为周文王，把自己立即提升到太公望的高位，倒是很恳切的。
白居易有《见尹公亮新诗偶赠》一首，我觉得倒可以借来赠给杜甫。 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琼琚。 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纸书？ 以诗文求有权位者荐举（“干谒”），是唐代士子的通习，倒不能以此苛责杜甫。但杜甫是以“独耻事干谒”（《赴奉先县咏怀》）自行标榜的人，而实际的情况却是这样。未免有点言行不一致吧？
杜甫勤于做诗投赠，求人荐举，但也不能说没有效果。天宝十四年，他曾经被任为河西尉，没有接受；继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他便接受了。有人说，这是出于韦见素的推荐，是杜甫在一年前《上韦左相二十韵》求荐的结果。韦见素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特著的恶迹，但他是杨国忠所引用的人，其人的品质也就可想而知。他的唯一被前人称许的劳绩，是跟着唐玄宗一道逃到了四川。如果授杜甫为河西尉，回头又改任京官，真是出于韦的照顾，可见他还是比较看得起杜甫。然而杜甫，对于这种应付式的照顾，却不大领情。他有《官定后戏赠》一诗叙述了自己的心境。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飚。
河西县在唐代有两处：一属于云南，在蒙自附近，天宝后没入南诏；一属于四川，在宜宾附近。估计杜甫被任为县尉的是后者。两者都是西南偏僻小县，杜甫不愿意去做县尉，他自己解嘲，是在学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是一个管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八品以下的小京官，他却又屈就了。他说他宁肯在京师当逍遥派，有不多的俸禄可以买酒喝，有多余的闲暇可以狂歌度日。所以他归故乡的念头也就没有了，而且回头还有机会被大风吹到天上去。这些都是老实话，但也不免有点难乎为情，故他只好向自己开玩笑。题为“戏赠”，是表明自己的又高兴而又不太高兴。高兴是乐得做了京官，不太高兴是嫌官卑职小。
事态是十分清楚的，表明着杜甫的挑肥选瘦，想做大官而不愿意做小官，留恋都门生活而不愿意去穷乡僻境与民众接近。但近代的研究者，却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挖空心思为杜甫辩护。有人说，县尉这种地方官职是“鞭挞”老百姓的。高适曾经做过封丘县尉，他在《封丘县》一诗中自叹：“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因此，他把县尉抛弃了，转入哥舒翰的幕府，杜甫有《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贺他，说“脱身簿尉中，始与棰楚辞”。据说，杜甫的不就河西尉也就是不愿意去“鞭挞黎庶”，要永“与棰楚辞”。
又有人说，县尉是肥缺。岑参有《送张子尉南海》诗，“不择南州尉，高堂有老亲。……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据说，杜甫的不就河西尉，也就是不愿意去刮地皮。
遇有问题便替杜甫辩护，是煞费苦心的，深怕有损于“诗圣”或“人民诗人”的徽号。但可惜不能使人轻易信服。县尉照例要“鞭挞”老百姓，但是谁叫你一定要“鞭挞”？县尉照例可以刮地皮，但是谁叫你一定非刮不可？
管理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差事也并不那么光荣。兵甲器仗、宫闱仓库等哪一样不是从老百姓那里聚敛来的？聚敛时有多少吏人能不用“鞭挞”？“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赴奉先县咏怀》），这些很有光辉的诗句表明杜甫的认识很明确。况“兵甲”之类是杀人的武器，这些不在老百姓手里的武器，而杜甫却愿去管理，他不见得就那么心安理得。此其所以有《官定后戏赠》之作，不是在为自己解嘲，而是在向自己嘲笑了。 杜甫的功名欲望（3） 事实上，他的不就河西尉，不久之间是有些后悔的。《赴奉先县咏怀》中有这样的一节话：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

……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自己在埋怨，为什么这样“愚”，公然以稷契自比！到头来一无所成。想到蝼蛄和蚂蚁都还有它们的巢穴，自己为什么总希望学鲸鱼，要在大海深处游泳？他分明是在责备自己所好太高而所鹜太远了。
完全可以肯定，杜甫是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总想一鸣惊人，一举而鹏程九万里。但这种希望，他一辈子也没有达到。很强的功名心不能落实，结果可以转化为很强的虚荣心。杜甫也就为这种毛病所侵犯，他的虚荣心也十分惊人。他平生有三件得意事，几乎使他可以抓到满足功名心的希望，他始终认为是十分光荣的。 第一件是天宝十年献《三大礼赋》，奉命待制集贤院。这和李白的待诏翰林相同，他和李白一样在诗中常常夸耀这件事。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 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 往时文采动人主，今日饥寒趋路旁。 ——《莫相疑行》
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 ——《壮游》
明光起草人所羡，肺病几时朝日边？ ——《十二月一日三首》之一
蓬莱宫就是明光宫。“置醴地”是用西汉楚元王刘交敬礼穆生的故事，穆生不喝酒，每有宴集，楚元王要为他备甜酒（“置醴”），以示优遇。杜甫进献了《三大礼赋》，俨然在以王者之师自居了。
第二件是至德二年初夏，杜甫由长安贼中潜投凤翔，被肃宗朝廷任命为左拾遗。右拾遗属于中书省，在皇帝左右尽拾遗补阙的责任。官虽然不大（只是七、八品的小官），却是皇帝的“近臣”或“近侍”之臣，是可以向皇帝提意见的谏官。这比待制集贤院又高了不止一等了。 微躯忝近臣，景从陪群公；登阶捧玉册，峨冕聆金钟。 ——《往在》
我昔近侍叨奉引。 ——《忆昔二首》之一
往时中补右，扈跸上元初。…… 通籍蟠螭印，差肩列凤舆。…… 不才同补衮，奉诏许牵裾。 ——《赠李八秘书别》
“中补右”系李八秘书的旧职，中书省右补阙的省称；照此类推，则门下省左拾遗自可称为“门拾左”了。“补阙”这个官名，从《大雅烝民》“衮职有缺，惟仲山甫补之”而来。拾遗与补阙同是谏官，故言“同补衮”。（“衮”是天子的衮龙袍，不敢斥言天子，故以“衮”字代替。）拾遗和补阙，所用的印信是盘着螭龙的。天子出行时同陪“凤辇”，天子祭祀时戴着高帽子，捧着“玉册”赞礼。请看《往在》里的那几句，把左拾遗的官样，叙述得多么神气！
第三件是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严武第三次入蜀，再为东西川节度使。六月表奏杜甫为节度使署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员外郎是从六品，这比七、八品的左拾遗又升了级。杜甫已经五十三岁了，他是相当满意的。在这以后的诗中便屡屡提到他做了员外郎（省称为“郎”或“省郎”、“台郎”、“郎官”）；“银章”、“朱绂”、“纱帽”、“绯鱼”，和他的诗笔纠缠着，似乎摆脱不掉。
（一）台郎选才俊，自顾亦已极。……居然绾章绂。

——《客堂》
（二）朱绂犹纱帽，新诗近玉琴。 ——《西阁二首》之一
（三）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备员。 ——《秋日夔府咏怀》
（四）身觉省郎在，家须农事归。 ——《复愁十二首》之四
（五）莫看江总老！犹被赏时鱼。 ——《复愁》十二首之十一
（六）素髪干垂领，银章破在腰。 ——《奉赠卢琚》
（七）衰老自成病，郎官未为冗。 ——《晚登瀼上堂》
（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迟？ ——《夔府书怀》
（九）通籍恨多病，为郎忝薄游。 ——《夜雨》
（十）为郎未为贱，其奈疾病攻！ ——《赠苏四徯》
差不多念念不忘自己是“员外郎”，这虚荣心的强烈也真是有点出人意外。无怪乎南宋诗人陆游也提出了诘问。
功名不垂世，富贵但堪伤；底事杜陵老，时时矜省郎？ ——《秋兴》
杜甫如有知，对于这个诘问是难于回答的。 杜甫的功名欲望（4）
要之，杜甫的功名心很强，连虚荣心都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他不愿意做小官，但在实际上他也缺少办事务的才干。他担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期间很短，没有留下什么德政；由于安禄山叛变，长安沦陷，他的职务大约很快便被吹掉了。《夔府书怀》一诗的开头两句是：“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由不就河西尉直接连到安禄山的叛变，率府胄曹参军一职根本没有提到。可见为期很短，无话可说。
在左拾遗的任内，留下了一些歌咏宫廷生活的诗，那在目前看来是毫无价值的。不久，因疏救房琯，触犯了肃宗的怒鳞，被罢为华州司功参军，掌管地方上的文教祭祀等工作。这在他的宦途上是一大蹭蹬，比李白在天宝三年被赐金还山的待遇，还要冷落。他到了华州就职，一和案牍接触，便大不耐烦，甚至光火了。有《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一诗可证。 七月六日苦炎热，对食暂餐还不能。 每愁夜中自足蝎，况乃秋后转多蝇。 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 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大诗人不耐烦做刀笔小吏的神态，写得活现。天气满热，饭都吃不下；晚上既多蝎子，秋后反而又多苍蝇；真是要叫人发狂大叫了。公文堆满案头，不断地来麻烦我。朝南望，华山上的青松横躺在狭窄的山谷上，多么自在呵！我恨不得打着赤脚去踏上深厚的坚冰呵！可以看出诗人是多么不耐烦！
其实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不足一年，看来倒是很受到优待的。他秋间到了华州，冬天便远赴洛阳，翌年三四月之交又才从洛阳回华州。在这次旅途中做了不少的诗，有名的《三吏》
和《三别》便是在回华州时做的。他自己也承认过：“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假如他是深受束缚，他不会有那样大的自由和那么多的雅兴。但是，到了这一年的秋天，由于关辅地区饥馑，他索性掼掉了乌纱帽，自行离开了华州的职守。这也应该说是分外的自由了。
广德元年杜甫在梓州时，曾被朝廷任命为京兆功曹参军，殆由严武归朝后所推举，但因已定计出峡，不就。第二年三月严武再任东西川节度使，他折回成都，做了严武幕府中的参谋；在职仅半年光景便解职回草堂。据说是由于同幕府中年轻的人们不能相处，实际上同严武本人也有一定的矛盾。《莫相疑行》：“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赤霄行》：“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饮寒泉逢抵触”；都是这时候做的诗。细玩辞句，是有上下级的关系存在，决不是单因为同僚间的不能相处。 在夔州主管过东屯百顷田，如果也是官职的话，他只有在这项任务上处理得相当胜任愉快，但也不安于此而买舟出峡了。在夔州，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是丰收的。《峡中览物》诗在“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之后，接下去也就是“巫峡忽如瞻华岳，蜀江犹似见黄河”——这也等于说：“曾为屯守趋三峡，忆在夔州诗兴多”了。
杜甫毕竟只是诗人而不是政治家。作为政治家虽然没有成功，但作为诗人他自己是感到满足的。
杜甫的宗教信仰（1）
杜甫曾经以“儒家”自命。旧时代的士大夫尊杜甫为“诗圣”，特别突出他的忠君思想，不用说也是把他敬仰为孔孟之徒。新的研究家们，尤其在解放之后，又特别强调杜甫的同情人民，认为他自比契稷，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怀抱，因而把他描绘为“人民诗人”，实际上也完全是儒家的面孔。其实杜甫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面他虽然不曾像李白那样成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面他却是禅宗信徒，他的信仰是老而愈笃，一直到他的辞世之年。
关于宗教信仰这一方面的实际，完全为新旧研究家们所抹杀了。姑且把新近的见解，举出一二例如下，以见一斑吧。有人说：“他（杜甫）和佛教没有发生过因缘，王屋山、东蒙山的求仙访道是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冯至《杜甫传》41页），又有人说：“道家和佛家思想，在杜甫思想领域中并不占什么地位，……在他的头脑中，佛道思想只如‘昙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特别是佛家的思想。”（萧涤非《杜甫研究》50页）这些研究杜甫的专家们，对于杜甫现存的诗文，是否全体通读过，实在是一个疑问。 我现在想让杜甫自己来反驳他们的主观臆断。
先从道教说起吧。杜甫在天宝三年（744）和李白相识以前，早就有求仙访道的志愿和实践了。晚年的回忆诗《壮游》里面有这样几句：“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这是说他在开元十九年（731）二十岁时南游吴越，已准备浮海，去寻海上的仙山——扶桑三岛。这愿望没有具体实现，直到晚年都还视为“遗恨”。这难道是“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吗？
他快要去世的一年，在湖南境内做的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注家多认为是杜甫的绝笔，虽然并不是那样，但离死期已经不远了。那诗的最后四句是： 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
他相信炼丹修道的葛洪（抱朴子）八十一岁死时一定是“尸解”了。葛洪炼就了金丹，因而成了仙，而他自己丹砂没有炼成，成仙无望，故不得不痛哭流涕，像霖雨一样，泪下不止。请看他对于神仙的信仰是怎样坚定！许靖是另外一回事，《三国志蜀书》中有传。他是一位“先人后己”的人，曾避难交趾，亲属死亡几尽；后入蜀，做到刘备的太傅兼司空，诸葛亮也特别尊敬他。杜甫诗中提到许靖，是说他安排“家事”难得像许靖那样周到；再就是许靖终于入蜀任职，自己则在功名方面也一事“无成”，故也成为“涕霖”的一种因素。这四句诗是说自己
出世入世都没有成功，因而使他伤心。除去入世的一面，他相信炼丹服药可以成仙是至死不变的。这一层信念的坚定，超过了身为道士的李白。李白在去世前从迷信中觉醒了，而杜甫则一直没有觉醒，这是值得注意的。
如上所述，可知杜甫的求仙访道早在与李白相遇之前，而他迷信道教，至死不变，更笃于李白。或许有人还难于相信，以为证据不够充分吧。那我就不怕读者厌烦，要把这方面的证据再举出一些。
杜甫早年的诗作，遗留下来很有限，和李白相遇以前的诗中，如《题张氏隐居二首》之第一首，《已上人茅斋》，《临邑苦雨，黄河泛滥》等诗中都含孕着道家的气息，请读者就原诗去领略。在与李白相遇以后，最早《赠李白》一诗中叙述到两人对于道教的关系：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 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 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这里也说明在与李白相遇之前自己早有意于求仙访道，但所“苦”的是缺乏办“大药”的资本。“大药”是什么呢？就是要从水银矿的丹砂中提炼出金丹，服食了便可以成为仙人，长生不死，遨游太清。两人相遇之后，深感志同道合，杜甫想炼“大药”，李白想“拾瑶草”。“瑶草”又是什么呢？“瑶草”就是灵芝草。这东西，道家者流认为服食了可以延年益寿，但要采访到手是不容易的。对于灵芝，也同对于丹砂一样，杜甫一生中都在追求，在他的诗里面留下了一连串的追求脚印，从青年时代一直到老。 杜甫的宗教信仰（2）
（一）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 ——《奉寄河南韦尹丈人》
（二）存想青龙秘，骑行白鹿驯。…… 肘后符应验，囊中药未陈。 ——《寄张山人彪》
（三）丈人祠西佳气浓，缘云拟住最高峰。 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容。 ——《丈人山》
（四）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轻。 幸君因估客，时寄锦官城。 ——《送段功曹归广州》
（五）远惭勾漏令“勾漏令”即指葛洪。葛洪曾求为勾漏县令，以便于向交趾采集丹砂。其地在广西的东南部，离越南不很远。——作者注，不得问丹砂。 ——《为农》
（六）本无丹灶术，那免白头翁！ ——《陪章留后宴南楼》 （七）衰颜欲赴紫金丹。 ——《赴成都草堂五首》之四
（八）蓬莱如可到，衰白问群仙。 ——《游子》
（九）范蠡舟偏小，王乔鹤不群。 此生随万物，何处出尘氛？ ——《观李固山水图三首》之二
（十）懒心似江水，日夜向沧洲。…… 豪华看古往，服食寄冥搜。

——《西阁二首》之二
（十一）姹女萦新裹，丹砂冷旧秤。…… 养生终自惜，伐叛必全惩！ ——《寄刘峡州伯华使君》
（十二）岂辞青鞋胝？怅望金匕药。…… 妻子亦何人？丹砂负前诺。 ——《昔游》
（十三）秘诀隐文须内教，晚岁何功使愿果？ 更讨衡阳董炼师，南游早鼓潇湘柁。 ——《忆昔行》
（十四）往与惠询辈“惠询辈”：晋代名僧惠远与道家许询，借此二人以代表释道两家的道友。——作者注，中年沧洲期。 天高无消息，弃我忽若遗。…… 咽漱元和津，所思烟霞微。 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 ——《幽人》
（十五）我欲就丹砂，跋涉觉身劳。 安能陷粪土？有志乘鲸鳌。 或骖鸾腾天，聊作鹤鸣皋。 ——《送重表侄王评事使南海》
以上举了十好几例，基本上是按着年代先后叙列的，可以看出杜甫从年轻时分一直到他临终，都在憧憬葛洪、王乔，讨寻丹砂、灵芝，想骑白鹤、跨鲸鳌、访勾漏、游仙岛。他是非常虔诚的，甚至于想成为彻底的禁欲主义者（“伐叛必全惩”）。由于办不到，他埋怨妻子的牵连、家事的累赘，在临终时公然涕泗滂沱。这怎么能够说是“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有如“昙花一现”呢？
如果一定要说是受了影响，那倒可以更正确地说：李白和杜甫的求仙访道，都是受了时代的影响。不要忘记，唐朝的统治者姓李，他们把老子李耳（所谓“李老君”）奉为鼻祖，在极力推崇道教。特别是唐玄宗李隆基，他更是迷信神仙符箓的胡涂大仙，他的尊号是“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不已经就“玄之又玄”了吗？生在这样时代的士大夫阶层，无论是想做官或想出世，都不能不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不仅李白和杜甫而已，所有盛唐的诗人如王维、高适、岑参等等，都有同样的倾向。更不仅是诗人，当时的画家、音乐家、舞蹈家也都受了同样的影响。所谓《霓裳羽衣曲》难道不就是求仙访道思想的音乐化或舞蹈化吗？
杜甫是淑世心切的人，以契稷自比，想拯济天下苍生，但朝廷既重视道教，即使不是出于信仰的虔诚，你也非歌颂道教不可。不要忘记，杜甫在天宝十年（751）曾经奏献《三大礼赋》，一时受到唐玄宗的欣赏，杜甫也视以为无上的光荣。在他的诗里面屡屡提到他所认为光荣的这件往事。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 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 ——《莫相疑行》
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 ——《壮游》
这是多么得意呀！因此，他很在自负：“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适相赠》），“赋料扬雄敌”（《奉赠韦左丞》），他的《赋》可以和司马相如、扬雄抗衡，所指的主要就是这《三大礼赋》了。

《三大礼赋》到底是怎样的性质呢？都是十足地歌颂道教的东西，今天读起来，实在令人难受。
早在天宝九年十月，大骗子太白山人王玄翼向唐玄宗李隆基说，他看到了“玄元皇帝”，“玄元皇帝”亲自告诉他，在宝仙洞里有《妙宝真符》。李隆基派遣大臣去寻找这项《真符》，果然找到了。于是便朝献太清宫，并朝享太庙，合祭天地于南郊。杜甫“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于是便呈献了《朝献太清宫赋》，同时又呈献了《朝享太庙赋》和《有事于南郊赋》。这就是所谓《三大礼赋》。作赋的灵感是从骗子道士太白山人王玄翼那里得来的，杜甫的研究家们似乎把这事完全丢在脑后了。
尽管是令人难受的陈腐文字，为了把问题弄清楚，不能不加以探讨。姑且把《朝献太清宫赋》作为一个解剖的对象吧。
什么是“太清宫”？那是西京长安崇祀老子的地方。唐高祖李渊既尊老子为鼻祖，高宗李治以乾封元年（666）更尊称之为“玄元皇帝”。玄宗天宝二年又上尊号为“太圣祖”。依据道教的说法，有所谓“三清”，即“圣（人）登玉清，真（人）登上清，仙（人）登太清。太清有太极宫殿”（《太真经》）。老子是至上的仙人，所以崇祀他的地方便称为“太清宫”。但在东都洛阳的老君庙，则别称为“太微宫”。两者都是当时至高无上的神庙。 杜甫的宗教信仰（3）
杜甫在《太清宫赋》中大捧而特捧其“天师张道陵”，说什么“列圣有差，夫子（孔丘）闻斯于老氏”。以契稷自比的圣人之徒，为了谄媚皇家，在这里降身为张道陵的小徒孙子了。我们要知道，在唐时老子的地位是在孔子之上的。老子是“玄元皇帝”，孔子则只封为“文宣王”，在初只是配享周公旦的。杜甫于老子与孔子有所轩轾，这也是时代使然。
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在《朝享太庙赋》里面也有讥刺方士的话：“孝武之淫祀相仍，方士奋其威棱，以轻举凭虚。”注家认为，是借汉武帝来对唐玄宗进行谲谏。其实这又是另一种方式的投机。开元初年在姚崇、宋璟的影响之下，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排斥佛老。例如，开元二年沙汰（淘汰）僧尼，以伪妄还俗者万二千余人。禁止创建佛寺，命令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又如开元十三年改“集仙殿”为“集贤殿”，谓“仙者凭虚之论也，贤者济理（治）之具也”。当年并曾禁州县更献祥瑞。杜甫是有意投这个已成往事的旧机，称颂唐玄宗是远远超过了汉武帝的。 杜甫还有一首长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也就是朝拜太微宫。这是天宝八年（749）在洛阳做的，和《朝献太清宫赋》是相为表里的作品。诗写得很庄重，杜甫是费了大力气的。在诗里，他谴责了司马迁，推崇了唐玄宗。“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上一句就是说：司马迁的《史记》把孔子的传记列为《世家》，而把老子仅与庄周、申不害、韩非同入一《列传》，尊孔子而贬老子，这是遗憾。下一句是说：唐玄宗为老子《道德经》作注，传遍于天下。
关于《史记》的篇次，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三年曾经作过一次篡改。他从《老庄申韩列传第三》中，把《老庄列传》剔出，与《伯夷叔齐列传第一》相合，作为《老庄伯夷叔齐列传第一》。现存张守节《史记正义》本便还保留着这种篇次。但照杜甫的诗看来，李隆基的篡改，做得还不够彻底。他应该把《老子列传》提升为世家，或者和《孔子世家》合并而为《老子孔子世家》。甚至提升为本纪，率性与帝王同列。这样才可以补救司马迁所留下的遗憾。 太微宫里面有壁画，是名画家吴道子的手笔，画着唐代的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即所谓“五圣”，附有千官的行列。杜甫大力赞扬了壁画的气魄，说它气象森罗，转移着大地的心轴，笔意超妙，动摇着神庙的宫墙。杜甫怀着一片的虔诚，竟想留在神庙里当一名掌管香火的执事。“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这是诗末的最后两句。“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是老子《道德经》里面的一章《道德经》第六章。——编者注。这里在“谷神不死”之中加了一个“如”字，是“俨如”的如，而不是“假如”的如，也就是“祭
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的如。加添一个“如”字，正表明杜甫的毕恭毕敬。这首诗，竟有人说是“对于玄宗过分地推崇道教表示不满”（冯至《杜甫传》46页），这样替杜甫护短，未免过于滑稽了。
杜甫还有一篇特别古怪的文章，《前殿中侍御史柳公（涉）紫微仙阁画太乙天尊图文》。假托一个“石鳖老”和“三洞弟子”的对话，谈得玄之又玄、神乎其神，一个石鳖老俨然像一个老道士。文中有“今圣主诛干纪，康大业，物尚疵疠，战争未息”，注家以为“当是乾元初回京后所作”。肃宗乾元元年（758），杜甫四十七岁，那样的怪文章，像道士的疏荐文，亏他做了出来，而且保留下来了。对于《庄子》读得很熟，但参加进了一些“仙官、鬼官”，“四司五帝”，“北阙帝君”，“龙虎日月之君”，“北斗削死，南斗注生”等等货色，杜甫的道家面貌完全暴露无遗了。 要之，杜甫对于道教有很深厚的因缘。他虽然不曾像李白那样，领受道箓成为真正的道士，但他信仰的虔诚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求仙访道的志愿，对于丹砂和灵芝的迷信，由壮到老，与年俱进，至死不衰。无论怎么说，万万不能认为，“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有如“昙花一现”的。
其次说到杜甫的信仰佛教。
杜甫不仅信仰道教，而且还信仰佛教。这也是时代潮流的影响。唐代帝室尽管推崇老子，但自南北朝以来日益兴盛的佛教，特别经过武则天的扶植，确实达到了发展的最高峰。就以唐玄宗李隆基为例吧，他注了《孝经》，注了《道德经》，同时又注了《金刚经》，儒释道三家，在他看来，是三位一体。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士大夫阶层，要想不受佛教的影响，那是很难办到的。因此，说“杜甫和佛教没有发生过因缘”，那完全是可笑的主观臆断。还是让杜甫自己来进行反驳吧。
一般编年体的杜甫诗集，大都把《游龙门奉先寺》列为第一首，注家认为诗作于开元二十四年（736）杜甫游东都洛阳时，当年杜甫二十五岁。这要算是早期的作品了。请看诗的内容吧：
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
天阙象纬逼“天阙”即指伊阙龙门，言高与天逼。有人改“阙”字为“闚”，非是。——作者注，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
流露出这样深厚的宗教情绪，怎么能够说“和佛教没有发生过因缘”呢？ 龙门奉先寺是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二万贯，在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开凿创建的。所谓“寺”，在目前已经没有了，但是石窟和佛象保存得相当完好，是龙门一带最大的石窟，佛像雄伟。一九五九年我曾经去游览过，我能够欣赏那雕刻艺术的杰出，但如杜甫所感受到的宗教情绪，我却丝毫也没有感受到。这也就是由于时代不同、意识不同的原故了。“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在这里不是蕴含着充分的“禅味”吗？“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简直像一个和尚在做诗了。
事实上杜甫是一位禅宗信徒，有诗为证。
许生五台宾，业白出石壁。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 在这首《夜听许十一诵诗》一诗中他交代得很明白。“白业”是佛教用语，据《翻译名义集》，“十使十恶，此属乎罪，名为黑业。五戒十善，四禅四定，此属于善，名为白业。”“石壁”，注家以为是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高僧）昙鸾，大通中游江南，还魏后移驻玄中寺，今号鸾公岩”云云（见《续高僧传》）；但我怀疑就是禅宗始祖达摩面壁的故事。“粲可”是璨与慧可，《唐书神秀传》：“达摩传慧可，慧可尝断其左臂以求其法。慧可传璨，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是神秀与慧能的师傅，神秀为北宗，慧能为南宗。北宗以普寂为第七祖，曾盛极一时。开元中，慧能弟子神会入东都，住荷泽寺，面抗北祖，大播曹溪顿门，把普寂的门徒们争取过去了。

杜甫集中最长的一首诗《秋日夔府咏怀》，五言百韵，长达一千字。其中也叙述到他和禅宗的关系。
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 关于“双峰寺”与“七祖”的说明，注家之间有所争论。一说“双峰寺”是指北宗。《神秀传》云：“弘忍与道信并住东山寺，故谓其法为东山法门。”东山寺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县）双峰山。故“双峰寺”当指北宗，北宗以普寂为“七祖”。但南宗的发祥地也可称为“双峰寺”。《宝林传》云：“慧能大师传法衣在曹溪（广东曲江县东南）宝林寺，宝林后枕双峰。咸淳中，魏武帝玄孙曹叔良住双峰山宝林寺，人呼为双峰曹侯溪。”南宗的“七祖”则是荷泽神会，神会虽于德宗时始正式立为“七祖”，但在肃宗时已召入宫中供养，是事实上的南宗七祖。杜甫诗中的“双峰寺”和“七祖”究竟何所指呢？《秋日夔府咏怀》一诗作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于时北宗已早衰，诗中的“双峰寺”指曹溪宝林寺，“七祖”指荷泽神会，是毫无疑问的。因而杜甫是南宗的信徒也是毫无疑问的。
正因为这样，杜甫在同一诗的煞尾处还把自己对佛道二教的信仰作了一番比较。两者他都是信仰的，但他认为求佛近而求仙远，成佛易而成仙难，因而他有意于舍远求近、避难就易。这也就是说，他是更倾向于信仰佛教了。这是他的晚年定论，我们不能加以忽视。为了把问题彻底阐述清楚，不妨把《秋日夔府咏怀》的结尾几句，仔细地作一番解释。 本自依迦叶，何曾籍偓佺？炉峰生转盼，橘井尚高褰。 东走穷归鹤，南征尽跕鸢。晚闻多妙教，卒践塞前愆。 顾恺丹青列，头陀琬琰镌。众香深暗暗，几地肃芊芊。 勇猛为心极，清羸任体孱。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 用典太多，诗意十分晦涩，但大体上是可以了解的。杜甫承认他自己是真正的佛教信徒（“本自依迦叶”——迦叶是佛教三十五祖之首）；虽然也信仰道教，但并没有入道籍（“何曾籍偓佺”——偓佺是能飞行的仙人，代表道家）。“炉峰”即指庐山香炉峰，晋代名僧惠远居东林寺，所藏南北翻译的佛经最多，白居易《东林寺经藏西廊记》云：“一切经典，尽在于是。”故“炉峰生转盼”喻言佛教的净土近在咫尺。“橘井”则切道教而言，《神仙传》：苏耽将仙游，辞其母，谓“明年天下将大疫，庭边井水、檐边橘树，可以代养”。届时患者饮井水，食橘叶而愈。故“橘井尚高褰”喻言道教的修积，还高不可攀。 杜甫的宗教信仰（4）
“东走穷归鹤”是用丁令威的故事。丁令威是辽东人，学道化为鹤，飞回辽东，集于城门华表。有少年弯弓射之，翱翔于空中而歌：“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来归。城郭犹是人民非，何不学仙家累累！”冲霄而飞逝。仙人远在辽东，而且仙鹤一去不复返了。
“南征尽跕鸢”是马援的故事。马援征伐交趾，谓其僚属：“我在浪泊西里间，下潦上雾，毒气熏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后汉书马援传》。——编者注这一典故用到这里十分勉强，与马援的事迹无关，只是取其有关产丹砂的交趾而已。丹砂是修仙炼丹的人所依赖的原料，据说交趾所产最好，但要到交趾去采集，岂不是为道太远？
因此，“东走”、“南征”都不是路，不要外求，更不要远求，最好回到自己的心境上来。极乐不在远，此心即是佛。故接着说：“晚闻多妙教，卒践塞前愆。”所谓“妙教”就是指禅宗的道理，特别是南宗顿门，不立言说，见性成佛。由外求转入内省，由飞仙转入成佛，这样认真地实践到底，便可以堵塞了以前走错了的道路。 顾恺之在瓦官寺所画的维摩诘壁画是很有名的。王简栖所做的《头陀寺碑文》，碑在鄂州，文词巧丽，为世所重。有好些庙宇，人为的香烟弄得昏昏暗暗；庭园的草木长得森森芊芊。神气俨然，但都是求诸迹象，执空无而为实有。这些也都属于“前愆”之列，是前人走错了的道路。看来，杜甫到晚年也好像彻底大悟了，所以他要“勇猛为心极，清羸任体孱”。内心要彻底扫除烦恼，身体即使衰老残废也满不在乎，好像他自己也可以做到像慧可那样断臂而求
法了。
当然，杜甫在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末尾两句正是对自己的批评。“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就是说自己虽然知道，并没有做到；眼睛虽然用“金篦”（喻佛理，见《涅盘经》）刮过，仍然还有内障，把镜内的虚象看得太认真，仍然是执空无而为实有。这自我批评倒是满老实的，他在苦心惨淡地做五言百韵的排律诗，大立言说，实际上和顾恺之的丹青、王简栖的碑文，同一是人为的香烟、多余的花草。
然而杜甫是一位禅宗信徒，是毫无疑问的。
由上可见，杜甫和佛教的因缘很深，决不是什么“昙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同样为了避免孤证单行的谴责，我要再多引些证据在下边。 （一）近公如白雪，执热烦何有？ ——《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四 （二）漠漠世界黑，驱驱争夺繁。 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 ——《赠蜀僧闾丘师兄》
（三）老夫贪佛日，随意宿僧房。 ——《和裴迪登新津寺》
（四）客愁全为解，舍此复何之？ ——《后游（修觉寺）》
（五）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 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 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 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 ——《谒文公上方》
（六）庾信哀虽久，周颙好不忘。 白牛车远近，且欲上慈航。 ——《上兜率寺》
（七）不复知天大，空馀见佛尊。 时应清盥罢，随喜给孤园。 ——《望兜率寺》
（八）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 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 ——《望牛头寺》
（九）穷子失净处，高人忧祸胎。…… 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婴孩。 ——《山寺》
（十）清闻树杪磬，远谒云端僧。…… 永愿坐长夏，将衰栖大乘。
——《陪章留后惠义寺饯嘉州崔都督赴州》 （十一）重闻西方止观经，老身古寺风泠泠。 妻儿待米且归去，他日杖藜来细听。 ——《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
（十二）问法看诗妄，观身向酒慵。 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谒真谛寺禅师》

（十三）放神八极外，俯仰俱萧瑟。 终然契真如，得匪金仙术？ ——《写怀二首》之二
（十四）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 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 方丈涉海费时节，玄圃寻河知有无？…… 飘然斑白身奚适？傍此烟霞茅可诛。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就只举出这十四例吧，大抵上是依照着编年的次第，表明杜甫从早年经过中年，以至暮年，信仰佛教的情趣是一贯的，而且年愈老而信愈笃。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复知天大，空馀见佛尊”二句，把释迦牟尼看得比天还大，天上地下，唯佛独尊。比较起来，“先圣文宣王”的孔丘没有了，“至圣玄元皇帝”的老聃也没有了。俗世的荣华富贵不用说是虚幻，连自己拼命做出来的“诗”都是胡闹（“妄”），和他一辈子所嗜好的“酒”同时把他“污”了。所以他很想出家，但是又丢不下妻子。这些零碎摘录出的诗句所表现的一贯的情趣，和《秋日夔府书怀》中的心境，是完全合拍的。他为了极端信佛，连长沙岳麓山的大小和尚都被看成大海里的明珠。（“僧宝人人沧海珠”，释家以佛、法、僧为“三宝”，僧是“三宝”之一，故称“僧宝”。）他屡次说他想学周颙，周颙是何许人呢？据《南史》本传，此人是南朝宋齐间人，“音词辩丽，长于佛理，……兼善《老》《易》”，“清贫寡欲，终日长蔬。虽有妻子，独处山舍。”杜甫想学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实在想抛妻别子，但又割舍不得。杜甫曾经有诗讥评过陶渊明，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遣兴五首》之三）其实他比陶渊明还要关心他的妻子。
以上我就杜甫的诗文来证明了他相信道教，也相信佛教。比较起来，他信佛深于信道。他是禅宗的信徒，相信明心见性，不立言说。“方丈涉海费时节，玄圃寻河知有无？”“方丈”就是方壶，海上三神山之一；“玄圃”在昆仑山上；两处都是神仙所居。两句诗的意义就是说：求仙既费事，而且毫无把握。所以他宁愿就在岳麓山道林寺附近筑一间小茅房（“诛茅”）住下来，当个老和尚了。这就是想实现“炉峰生转盼”——西天近在咫尺的拟想中的实践，但是，没有办到。
很明显，杜甫的精神面貌，在他辞世前的几年，特别倾向于佛教信仰。他虽然没有落发为僧，看他的情绪似乎比所谓“僧宝”还要虔诚。“不复知天大，空馀见佛尊”的老诗人，与其称之为“诗圣”，倒宁可称之为“诗佛”；难道不更妥当吗？ 杜甫嗜酒终身（1）
诗人和酒，往往要发生密切的联系。李白嗜酒，自称“酒中仙”，是有名的；但杜甫的嗜酒实不亚于李白。我曾经就杜甫现存的诗和文一千四百多首中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凡说到饮酒上来的共有三百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作为一个对照，我也把李白现存的诗和文一千五十首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说到饮酒上来的有一百七十首，为百分之十六强。当然，不能仅仅根据这样的统计而得出结论，说杜甫的嗜酒还甚于李白。李白的诗文，遗失的比杜甫更多：李阳冰《草堂集序》谓李白在安史之难以来的八年间“著述十丧其九”，其后虽然屡经补辑，但散佚依然是不会少的。
因此，要肯定杜甫嗜酒不亚于李白，还应该从杜甫诗中去找进一步的证据。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 ——《壮游》
请看，这是杜甫的自白。十四五岁时他已经是位酒豪了！因此，到了壮年时期，他和李白
与高适相遇，同游梁宋齐鲁，一同饮酒赋诗、打猎访古，气味十分相投。高李死后，杜甫有《昔游》《遣怀》二诗反复追怀，其情甚哀，愈令人想见当年浪游的豪迈。
李白和杜甫，他们两人那时候是特别情投意合的。他们有酒同醉，有被同共，有手同携，有景同登临，似乎比起一般的兄弟来还要亲热。
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这是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中的几句，正是他们在山东一带漫游的时候，他们是多么亲热呵！
杜甫有《赠李白》七绝一首，大约是和《同寻范隐居》一首同时做的。但这首诗一向被人们误解得很厉害。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一般的研究家们都认为杜甫在规戒李白。大家都知道李白好仙，故“丹砂葛洪”句是指李白；李白好酒，故“痛饮狂歌”句是指李白；李白好任侠，故“飞扬跋扈”句也是指李白。因此，不久前还有人在说，这诗是“李白一生小像”。这才真是片面的见解。人们不仅看漏了第一句中的“相”字，而且对于杜甫的真相根本没有明确的了解。实际上杜甫是同样好仙，同样好酒，同样“痛饮狂歌”，同样“飞扬跋扈”的。
要说杜甫也“飞扬跋扈”，或许有人要特别反对。但请实事求是地来看看问题吧。杜甫自称“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请问，这是不是“飞扬跋扈”？杜甫有一首诗叫《今夕行》，叙述他在咸阳客舍无事可做，敞开衣服和旅客们一道赌博，“凭陵大叫呼五白”，自称为“英雄”，要像南朝刘毅那样“家无儋石输百万”；请问，这是不是“飞扬跋扈”？杜甫自己是承认的，他自称为“狂夫”，而且到了老来他还在说：“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可见杜甫并不自以为是文质彬彬的圣人君子。因此，《赠李白》那首七绝，决不是“李白一生小像”，而是李白与杜甫的双人合像。
其次，广文馆博士郑虔，是杜甫的另一位酒友——不，不是友，而是“师”。请读那首慷慨激昂的《醉时歌》吧，诗题下原注“赠广文馆博士郑虔”。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 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 德尊一代常坎轲，名垂万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 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 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 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 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这是天宝十二年（753）潦倒在长安时做的，时年四十二岁。痛快淋漓，仿佛在读李白的作品。请看他对于郑虔是如何敬佩，对于“痛饮”是如何倾倒！
这位郑虔，倒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博士”。他能诗，能画，会写字，会弹琴，而又是星历家、医药学家、兵法家。他最有趣的是饭吃不饱偏好喝酒，没有钱便向朋友讨钱去喝。好朋友苏源明便是他讨钱的对象，“赖有苏司业，时时乞（给）酒钱。”（《戏简郑广文虔，兼
呈苏司业源明》）酒后爱向天弹琴（“嗜酒益疏放，弹琴视天壤”，见《八哀诗》之七），又常常自称为“老画师”（“酒后常称老画师”，见《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缺为面别，情见于诗》）。
这位先生在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变时，陷没在洛阳。后来逃回了长安，但仍然被谪贬为台州司户参军，以广德二年（764）卒于台州（浙江临海县）。杜甫既尊敬他，也同情他。死后有诗哀悼，认为从此天下没有文章了。（“文章扫地无”，见《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苏少监即苏源明，与郑虔同年去世。）杜甫还在长诗《八哀诗》中加以哀悼，郑与苏是和李光弼、张九龄等人被同等看待的。 其后肃宗乾元元年（758），在长安任左抬遗，杜甫也并没有因官居谏职而停止好酒。《曲江二首》之二是最真实的纪录。诗是七律，只切取其前四句如下：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这和李白的“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有什么不同呢？不同之处，仅仅是浪漫与写实有所偏重而已。每天都要质当衣服来喝酒，而且要喝到“尽醉”。没有衣服进当时，便赊债，而且处处都有“酒债”。酒太喝多了，不伤身体吗？顾不了那么多，反正人活到七十岁是很少有的。杜老实在是拼命在喝酒——说他“拼命”，一点也不夸大，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另有《曲江对酒》一首是同时之作，中有这样的两句： 纵饮久拼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
为了要“纵饮”，便不惜抛开职务——“懒朝”。虚应故事，上朝应卯，有什么用？别人看不起，只有那么回事。和世道合不来，倒是千真万确的。 杜甫嗜酒终身（2）
在长安任左拾遗时分的诗，不妨再引两例吧。 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 径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偪侧行，赠毕曜》
这就是《醉时歌》里面的“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的漫衍了。 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乐游园歌》就有几根白头发，哪里就能把酒抛掉？就用大海杯罚我一百杯，我也不推辞！别人不理我，我只朗诵我自己的诗。没有穿戴上朝衣朝冠的杜甫，和“斗酒诗百篇”的李白，为了纵饮不惜倾家破产的李白，似乎没有两样。
杜甫这样拼命嗜酒的态度，从少年到老，一直到他临终，都没有改变。 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 ——《水槛遣兴二首》之二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绝句漫兴九首》之四 以上是在成都时的诗。
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 此身醒复醉，不拟哭途穷。
——《陪章留后侍御（彝）宴南楼》 以上是在梓州时的诗。
早岁与苏郑，痛饮情相亲。二公化为土，嗜酒不失真。 ——《寄薛三郎中据》
以上是在夔州时的诗。苏即苏源明，郑即郑虔，杜甫说他们去世之后，自己依然在认真好
酒。
特别是在夔州，有一首诗活画出了杜甫好酒的情况，也活画出了一个真正的杜甫。诗的题名是《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七言，凡十四韵。那时杜甫已经五十六岁了。这位老诗人本来是一位骑马的能手。他也喜欢马，诗集中歌颂骏马或哀怜老马的诗屡见。有一天，夔州刺史柏茂琳招宴，他骑马醉归。从白帝城跑下瞿唐，“低身直下八千尺”，使路旁的白垩粉墙像电闪一样急转。他因为有本领，满不在乎，把马鞭垂在手上，不提缰绳，放马飞跑。马跑得来浑身是汗，雄猛难当。诗人自己很得意：“向来皓首惊万人，自倚红颜能骑射。”（“我这个白发老人一向是使万人骇目的，我自己有本领，年轻时就能骑马射箭了。”——这倒不是虚夸，他曾同李白、高适一道骑马打猎，有诗纪其事。）但哪料得马失前蹄，一下把他摔下鞍来，跌伤了，在寓里睡在床上养伤。就在这时候，朋友们来慰问他。诗人拄着拐杖，还由童仆搀扶着起来应酬。慰问者是携带着酒肉来的，于是宾主都开口大笑，相互提携，在一道流泻着清泉的溪边，席地而坐，开怀痛饮。 酒肉如山又一时，初筵哀丝动豪竹。 共指西日不相贷，喧呼且覆杯中渌。
好不痛快！又有酒，又有肉，酒坛酒罐，肉盘肉串，堆积得如山如峦。还有琵琶和羌笛的合奏，大叫大喊，干杯干杯！太阳西斜了，哪用管它！诗人完全忘记了自己受了伤，而且对于别人的关心还认为是多事呢。 何必走马来为问！
君不见嵇康养生被杀戮？ 这是诗的最后两句，是诗人在“喧呼”中的“喧呼”。——“不要管我！落马受伤有什么要紧呢？不用谈它！嵇康做过一篇《养生论》，会讲究卫生的吧，然而杀了头！你难道不知道？”这真可以说是要酒不要命了。（“走马”二字当是指自己“醉为马坠”那件事，不是怪客人骑马而来。） 大历三年春，由白帝城放船出峡以后，沿途都在喝酒。特别在江陵，遇见了尚书李之芳、秘书监郑审，他们一同会集，《宴胡侍御书堂》，饮酒赋诗。杜甫所作的五律一首，有“吾侪醉不归”之句。但在席散后，接着他又同李之芳两人月下对酌赋诗，诗题为《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题上虽然没有说到饮酒，但诗里面是叙述得很明白的，竟然喝了一个通夜。
湖月林风相与清，残尊下马复同倾。 久拼野鹤如霜鬓，遮莫邻鸡下五更。
这时杜老五十七岁，身体已经很衰弱，然而酒兴却是一点也不衰。“久拼野鹤如霜鬓”，就是说我总要拼掉这条老命。“遮莫”是尽管，尽管邻家的雄鸡叫破五更天，使得东方发白。实在是豪情不减当年。（“下五更”的“下”字，我解之为破，攻破城池曰“下”。） 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
这是《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中的一韵，就和离不开吃饭一样，也离不开喝酒，而且都要靠朋友周济。
酒酣耳热忘头白，感君意气无所惜。
这是《醉歌行，赠公安颜少府，请顾八题壁》中的一韵，具体地提出了一个靠朋友慷慨的例证。
人人伤白首，处处接金杯。
这是进入湖南境内的诗，题为《发白马潭》，白马潭在岳州巴陵县。杜甫进入湖南以后，他一直住居在船上。但他的船是被酒坛酒罐挤满了的。《回棹》一诗中有这样的两句： 巾拂那关眼？瓶罍易满船！
不想再征引了。总之，杜甫的嗜酒并不亚于李白，有他的大量诗篇可以证明。新旧研究家们的眼睛里面有了白内障——“诗圣”或“人民诗人”，因而视若无睹，一千多年来都使杜甫呈
现出一个道貌岸然的样子，是值得惊异的。 杜甫嗜酒终身（3）
最后不能不接触到杜甫死于牛肉白酒的那一场公案了。杜甫以大历五年（770）夏四月到了耒阳，不久便突然死去了。唐人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载其事：“杜甫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令尝馈牛炙白酒，……甫饮过多，一夕而卒。”处诲，郑余庆之孙、郑澣之子，《新唐书》作“处晦”。案兄弟四人名《唐书郑余庆传》作允谟、茂谌、处诲、从谠，均从“言”旁，当以作“诲”为是。太和中（827-835）进士，上距杜甫之死仅六十年左右。史称其人“方雅好古”，所述杜甫死因不会是无稽之谈，故新旧《唐书杜甫传》均从其说。
关于在耒阳阻水、县令馈送酒肉事，杜甫有诗纪之。题为《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诗系五言，凡十三韵，叙述到聂县令由耒阳送信去，在渺茫的大水中找到了他。他称聂令是聂政和聂嫈姊弟的后人，义士和烈女的流风余韵由县令承继下来了。说到不久前由诗人的朋友狄博济——狄仁杰的曾孙，曾经称赞过聂令是一位人材，是前朝翰林的后人，做一个小小的县令是委屈，是大才小用。这样看来，这个聂令显然不是什么坏人。
聂县令知道诗人为洪水所阻，经历了“半旬”，他便送了酒肉去慰劳。杜甫认为礼遇甚厚，可以解忧。“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醥”。字面上说的不是“牛肉”而是“肥羊”。但肥羊在这里是修辞，出处是《诗小雅伐木》：“既有肥羜，以速诸父。”既言“礼过宰肥羊”，可见是牛而不是羊了。
诗中还夹叙了长沙臧玠之乱，诗人是因为避难而至耒阳的。这一方面表明了诗人关心国家大事，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诗作于大历五年夏季。臧玠之乱在四月庚子（初八日），杜甫为避难而至耒阳，时令毫无龃龉。
但在这里却产生了问题。人们以为牛肉白酒无致死之理，说杜甫死于牛酒是诬枉杜甫，丑化杜甫，是有意的捏造。
首先是有人假借韩愈的名义，做了一首《题杜子美坟》，提出了这个问题： 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令家家有。 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
作伪者加以揣测，以为杜甫是在水中淹死的，他和屈原、李白一样，“三贤所归同一水”。杜甫死后，“朝廷”追问，聂令便伪造了一座假坟，并诡称杜甫死于牛酒，以蒙蔽上方。这样便使杜甫受了诬枉：“坟空饫死已传闻，千古丑声竟谁洗？”
诗为韩愈集中所不载，风格不类。李白死于腐胁疾，不死于水，韩愈也不会不知道。故该诗断然不是韩愈做的，估计是五代或北宋的人所假托。 又有李观的《杜拾遗补传》，和这首诗的说法大抵相同，但却在一处大闹笑话。《补传》里说：“江水暴涨，（子美）为惊湍漂没，其尸不知落于何处。洎玄宗还南内，思子美，诏天下求之。聂令乃积空土于江上，曰：子美为牛肉白酒胀饫而死，葬于此矣。以此事闻”云云。文章非常可笑。唐玄宗死于宝应元年（762），杜甫死于大历五年（770），玄宗之死，早于杜甫有八年之久！
李观如果是唐人，唐人有两李观。一与杜甫同时，官终于检校工部尚书。一与韩愈同时，乃李华之从子，贞元进士，年二十九卒，为文不袭前人，与韩愈不相上下。无论是前一李观，或后一李观，都不至于这样胡涂，连唐玄宗死在杜甫之前都贸贸然无所知。《补传》也是假托是毫无疑问的。
尽管韩愈的诗、李观的《补传》都是假托，但新旧研究家们却一致倾向于否认郑处诲和新旧《唐书》的纪载，力辨杜甫不死于牛酒。在这里对于怀疑派有一个仿佛可靠的根据，便是元稹的《杜君（甫）墓系铭》。《墓系铭》中说“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
五十有九。……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没，命其子嗣业。嗣业以家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没，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文中没有提到死于牛酒，可见真是出于虚构了。
然而元稹的《墓系铭》非常简略，它没有说到杜甫的死因。所谓“扁舟下荆楚间”是说他由夔门东下；如果不是东下，则应该说作“北上”，然而不是这样。所谓“旅殡岳阳”，安知不是宗武由耒阳启发其父的尸骨，仅运至于岳阳而自己病没，因而暂殡。而且“旅殡岳阳”的应该还有杨氏夫人的尸骨以及宗武的尸骨，这些在《墓系铭》中都被省略了。杜甫的长子宗文也没有下落。（可能在杜甫出峡时，留在了四川，不则也当死于湖南境内。）因此，元稹的文章并不能作为坚强的反证。
其实死于牛酒，并不是不可能。不过不是“饫死”，或“饱饫而死”，而是由于中毒。聂令所送的牛肉一定相当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时在暑天，冷藏得不好，容易腐化。腐肉是有毒的，以腐化后二十四小时至二十八小时初生之毒最为剧烈，使人神经麻痹、心脏恶化而致死。加以又有白酒促进毒素在血液中的循环，而杜甫的身体本来是在半身不遂的状况中，他还有糖尿病和肺病，腐肉中毒致死不是不可能，而是完全有可能的。 腐肉中毒而死，是杜甫的不幸，但并不是什么侮辱，也不是什么丑化。为了美化杜甫之死，而把那位“义士烈女”的后人武断地判定为坏人，倒是有点不公平的。 为了美化杜甫之死，人们还煞费苦心地从杜甫诗作中造内证。一般编年体的《杜甫诗集》，大率在耒阳一诗之后还有所收辑，多至五、六首，表明杜甫不是死于耒阳，亦即不是死于牛酒。为了把事实弄清楚，有必要加以检讨。今举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以为例。 仇氏集本在耒阳诗之后还收有六首诗：（一）《回棹》，（二）《过洞庭湖》，（三）《登舟将适汉阳》，（四）《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慕府亲友》，（五）《长沙送李十一衔》，（六）《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据这六首诗看来，编者的意向是很明了的，即杜甫最后决心北归，离开耒阳而下洞庭，结果在未到岳阳之前死于途中。以“三十六韵”的长诗殿尾，意在证明诗人的超凡入圣，在临死之前都还能做出那样的长诗。但仔细研究起来，都成问题。
杜甫嗜酒终身（4） （一）《回棹》：这一首的编次早有争论。黄鹤以为“旧编大历五年作，然诗中不言臧玠之乱（案在大历五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了观察使崔瓘），当是四年至衡州，畏热，将回棹，欲归襄阳，不果，而竟留于潭（长沙）也”。这说法是对的。诗中明言“火云滋垢腻”，又回忆襄阳岘山的凉爽，显然是在盛夏或早秋时所作。如果作于大历五年，何以像臧玠之变的那样大事，诗中毫不涉及？但仇兆鳌反对黄鹤的说法，依旧编于大历五年。仇云：“杜诗凡纪行之作，其次第皆历然分明，不当以欲行未果之事载之诗集。”其实杜甫诗集中正有“欲行未果之事”的编载。例如在四川梓州作的《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那时连饯行酒都吃了，因严武第三次入蜀，再任东西川节度使，杜甫没有走成，率性又回到成都。仇兆鳌是研注杜甫的专家，这首诗被编入他的《详注》第十二卷，请问：何以又“以欲行未果之事载之诗集”？ （二）《过洞庭湖》：这首诗最成问题，根本不是杜甫的诗。潘子真《诗话》：“元丰中有人得此诗，刻于洞庭湖中，不载名氏。以示（黄）山谷，山谷曰：此子美作也，今蜀本收入。”蜀本究何所依据，是大成问题的。原诗是五律，不长，不妨把它抄在下边： 蛟室围青草，龙堆隐白砂。护堤盘古木，迎棹舞神鸦。 破浪南风正，回樯畏日斜。湖光与天远，直欲泛仙槎。 由“破浪南风正”而言，的确是在向北走。时令是在夏天，故下句又言“畏日”，即夏日可畏。如果真是杜甫的诗，则应该是北上过洞庭湖之作，故可编于大历五年。但诗所表现的是壮年得意者的情趣，特别是末联：“湖光与天远，直欲泛仙槎”，或作“云山千万叠，低处上星槎”，两种句子都表示出作者的心情舒畅，前程万里，得意十分，和贫病交迫的杜甫晚年情趣大有
天渊的距离。然而仇兆鳌认为“此诗之精练，非公断不能作”。彻底武断，毫无道理。而且与下列数诗的时令互相抵触，在编列次第上不知道他如何能心安理得？ （三）《登舟将适汉阳》：此诗，黄鹤也认为“作于大历四年之秋，欲登舟而不果行”。仇兆鳌斥为“无据”，而他所据的却只是“王彦辅、郑昂、鲁皆谓作于大历五年之秋”。这样采取多数决是可笑的。据我看来，黄鹤的说法倒不是“无据”，而是有据。诗中同样不言臧玠之乱，而却言“中原戎马盛”，是指回纥、吐蕃之扰攘。又有句云“秋帆催客归”，与《回棹》当是同时之作，略有先后而已。 （四）《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这首诗，黄鹤的见解却和王彦辅相同，以为作于大历五年秋。诗意的衰飒确是老杜所作，与无名氏的《过洞庭湖》恰成对比。这倒可借以证明《过洞庭湖》决不是杜甫之作，既经在夏天过了洞庭湖而北上了，何以在“暮秋”还在长沙告别幕府亲友？这不是有点滑稽吗？但这诗作于大历五年秋之说却是毫无根据。诗当作于臧玠之乱发生以前，故能从容向幕府亲友告别，结果仍是“欲行而未果”。杜甫入湖南后，一直是以船为家，他要南走北走尽可以随心所欲。故本诗也同样作于大历四年的暮秋。 （五）《长沙送李十一衔》：这首诗的问题稍微复杂。诗里面有纪年的数字：“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他和李衔在西康州避地之后，又在洞庭附近相逢已经“十二秋”了。西康州就是同谷县，杜甫以乾元二年（759）冬寓同谷，历“十二秋”则为大历五年（770）。在仇兆鳌看来，这就成了“五年秋自衡归潭之一证”。如果杜甫在大历五年“秋”都还在长沙，他自然不能在夏季死于耒阳，但何以在夏季又已经过了洞庭呢？今案：问题是在这个“秋”字。“秋”字在这儿并不是春夏秋冬之秋，而是等于一个年头。以杜甫在同谷的时期来说，他以乾元二年冬初寓同谷，以季冬去成都，在同谷还未住满一个冬季，然而却称之为一“秋”了。准此，可知大历五年的一“秋”同样也可以解为一个年头。“秋”字在诗里是韵脚，为了押韵，故采用了“秋”字。这不能作为大历五年的秋天杜甫还在长沙的证明。如果杜甫在当年春初与李衔相别于长沙，也尽可以算作“十二秋”了。诗中有“朔云寒菊倍离忧”句，长沙地暖故在春初犹有“寒菊”，不能以为秋季的证明。 （六）《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诗同《长沙送李十一衔》一样，也有纪载年岁的数字。“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杜甫以乾元二年入蜀，大历三年出蜀，前后有十个年头，故言“十暑”。以大历三年入楚至大历五年，则为“三霜”。但这儿的“暑”和“霜”，也同前诗“秋”字一样，只代表一个年头。杜甫到同谷是冬季，根本没有经历过在岷山附近的乾元二年的暑天；以大历三年春季出峡，也根本没有经历过在夔州境内的大历三年的暑天；然而他却称为“十暑”。“三霜”也值得推敲。“霜”是代表秋天的，杜甫以大历三年的冬天由公安赴岳州，他虽然没有在湖南经历那年的秋天，湖北也是“楚”，自然可算作一“霜”。但假如他以大历五年的春天打算北上，准冬季或春季可以算作一“暑”之例，则春季也尽可以算作一“霜”了。诗人为了修辞，往往使用些不准确的字眼，解诗的人是不好看得那么死板的。 但注家也注意到诗中有“群云惨岁阴”和“郁郁冬炎瘴”等句，认为杜甫是以大历五年的冬天才离开长沙。其实这些句子是大历三年冬初来长沙时的回忆，诗中另有“春草封归恨，源花费独寻”，要这才说的是当前的实景。 因此，这首《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同前面五首中的四首（《过洞庭湖》一首非杜甫作品，故除外）一样，是作于耒阳诗之前。这些都不能作为杜甫非死于耒阳或非死于牛酒的证据。死于牛酒，并不是什么丑事，也不能算作诬蔑，没有必要一定要在这些地方替杜甫斤斤计较。 不久几年前的研究家们也很不喜欢杜甫死于牛酒的这个故事。有人说：“这传说从唐中叶以后便传布得很广，它和李白醉后水中探月而死的故事是同样地荒诞无稽。”（冯至《杜甫传》181页）李白死于“腐胁疾”（见皮日休《七爱诗》之一，是由于酒精中毒而诱致的脓胸穿孔症），水中捉月的故事诚然是“荒诞无稽”；但杜甫死于牛酒，既见诸史籍，又可以用腐肉中毒被酒所促进而加以科学的说明，怎么能够同样斥为“荒诞无稽”呢？

要之，杜甫死于牛酒是毫无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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