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散文

杨朔散文分析

记得以前学过的一篇散文叫《荔枝蜜》，现在对于它的印象已经模糊了，更没有注意到它的作者是谁，直到最近学习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散文”，才对这篇散文的作者杨朔有所了解。首先“十七年散文”，指的是以1949年建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间的这十七年中，作家创作的类型为散文的文学文本的总和。而在这其中，处于公开发表状态下的散文又是十七年散文的主流。在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散文作品中，以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的散文较为出色与成功。而这其中，又以杨朔的散文成就最高且自成一体。

杨朔，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散文家。人们把他与刘白羽、秦牧并称为“当代散文三大家”。他生前写下的散文，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散文，在意境创造、诗意构思、人物描写、谋篇布局、语言风格等方面，形成了具有“诗的意境、诗的结构、诗的语言”的艺术个性，被文学界称为“杨朔模式”或称“杨朔体散文”。杨朔的散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1949）主要内容是赞美革命，宣传抗战，抨击国民党。艺术上采取写实手法。作品回避自我，很少写到自己的感情。散文比较简单和直露。第二阶段，（1949-1955）生活画面变得比较开阔，内容较丰厚充实，抒情成分明显增强，表达的感情也由外露转向了内向和深沉。第三阶段，（1955-1968）是杨朔创作的成熟期。1956年，杨朔发表了《香山红叶》，这篇散文被认为是杨朔散文创作成熟的一个标志。他的最大的特点是把散文当诗一样来写，随后创作了《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散文。

所以要了解杨朔的文章就要了解他在1955年—1968年所创作的散文，首先这段时期杨朔的题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迅速及时反映朝鲜战争的通讯特写，讴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过程中的英雄事迹及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的；二、赞美与抒写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成就、崭新风貌与普通劳动者平凡但却伟大的精神境界；三、叙写亚、非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美景，反对新老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歌颂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其次，就其散文的特点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觉的为人民写作，强烈的主观抒情性

对于杨朔的这一个特点，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他个人的经历决定的。早在1942年抗日战争之中，杨朔就到达了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专门学习马列主义，后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并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深入矿山、农村体验生活，后来又以新华社特派记者的身份先后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与平津战役，随部队东征西战、驰骋疆场。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小说。包括：《红石山》、《北线》、《大旗》、《月夜黑》等。因此可以看出杨朔是十分自觉的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引的文艺工作者的道路，以为工农兵服务作为自己从事文艺创作的方向。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散文作品中的那些他所极力塑造与歌颂的工人、农民、战士等人民大众的形象虽则平凡，但却充满着生动、鲜活、朴实而感人的力量。

因此，就是这样的经历使杨朔在建国后形成了与巴金、沈从文、胡风等自由主义作家或坚持五四文艺创作思想作家完全不同的创作心态。杨朔在建国后文艺创作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适应问题。对于新政权他没有丝毫的陌生与隔阂，不存在任何的迟疑与观望。作为这一场伟大革命的直接参与者，此时的杨朔所显示出的完全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对于新政权新社会，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无限美好的憧憬。他所要做的只是毫不迟疑的将自己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对新世界的建设中去，用他的笔抒写出这个全新社会的美丽，并勾画出一幅未来的美好蓝图。从而让更多的人与他一样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为之奋斗。因此他认真的观察新社会与旧社会的每一点不同，充满热情的歌颂着这个社会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如：在《京城漫记》里，他通过解放前后北京陶然亭地区人民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歌颂了新中国建国后北京人民生活及自然环境日新月异、越来越好的巨大变化；而在《滇池边上的报春花》一文里，敏锐的他则将关注的视角指向了人们的生活理念，通过与独龙族姑娘媛娜的聊天反映出了真正成为了主人后的少数民族人民心理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篇章，无不显示出了杨朔散文自觉的为人民写作和强烈的主观抒情性的特点。

二、自成一体的散文写作模式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杨朔的散文，特别是他散文的结构作为学习散文写作的人必须研究的模版，正是因为杨朔的散文写作形成了一种极为稳定的精道的体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杨朔体”。具体来说，陈思和先生将其概括为：“从写景入手，然后引出在风景中活动着的平凡人物，最后通过比兴象征将景物与人物联系起来，升华出人民性的歌颂这一抒情主题。”的模式。比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名篇《荔枝蜜》，作品以我本来对蜜蜂的误解开始，然后写我因为休假时的住所临近荔枝园，在品尝了醉人的荔枝蜜后，对酿造了这好蜜的蜜蜂产生了好奇，接着写我在养蜂员老梁的带领下参观了养蜂场，并在老梁的解释中明白了蜜蜂的高尚改变了自己原来的错误看法，最后由高尚的蜜蜂联想到了我们不辞辛劳的人民大众将主题升华到为了人民、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工作的高度。全篇先抑后扬布局巧妙、结构紧凑、起承转和、错落有致，行文过程中感情过度自然，主题深化的鲜明而真实，确实是散文写作艺术中学习谋篇布局的经典范例。只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杨朔对散文写作的贡献。

与这篇文章体式相同的还有《香山红叶》、《滇池边上的报春花》等许多篇目。应当说，杨朔确实已经将这一体式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想如果是对初学者来说，这一结构精道的体式也能使学习者在体式的控制下更好的组织材料、适当的发挥。

但正如一切体式性的东西都具有缺陷一样，“杨朔体”同样也有着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就是僵化的问题。“杨朔模式”出现了“时人所称道，今人所诟病”的现象。任何故事即使再好，但如果读者看了第一段就知道三段后会写什么，那么必然就会削弱文章的可读性。同时，同样模式的文章一再出现也一定会造成读者的审美疲劳。其次，“杨朔体”就如一副禁锢，将杨朔自己与所有学习杨朔文章的人束缚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了，从杨朔自己来说，文章千篇一律。而对于他的学习者而言，“杨朔体”束缚了他们的思路，降低了他们文章的活力。

但是，不论是优点还是缺点都体现了杨朔散文的这一鲜明特点：体式化的写作。

三、散文诗意的构思技法

杨朔的散文是有诗意的文章，而杨朔着力创造诗的意境，把散文当诗一样写。杨朔说：“我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磨练的古典诗章。”他说：“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吗？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在寻求诗的意境。”比如，翻开杨朔散文，不难发现他散文的诗意有一些是从古典诗章中点化而来。然而，杨朔又不像前人那样将古典诗章的诗意点化在同类体裁的作品里，而是避俗求新把古典诗章的浓郁诗意点化在散文的主题里和全文的布局中，创造出充满时代精神和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如《香山红叶》中，杨朔把古典诗章的浓郁诗意点化在全文的布局中的佳作。该文的诗意是作者从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山行》诗中点化而来。并以“霜叶红于二月花”作为全文诗意的基调。作者用“红叶”比喻老向导，托“红叶”火一样热情，言老向导的高尚品格，创造出充满时代精神的诗一般的艺术境界。

除此之外，杨朔更多的采用其他方式来进行他的诗化散文的创作，在《荔枝蜜》中，作者先采用抑扬构思法，先写“蜜蜂是画家的爱物，我却不大喜欢”，“每逢看见蜜蜂，感情上疙疙瘩瘩的，总不怎么舒服”。后来，作者了解到蜜蜂的生活习性：“最爱劳动”，“酿的蜜多，自己吃得可有限”，“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作者便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是多么高尚啊！”接着采用联想和比喻构思法，作者从蜜蜂“最爱劳动”的生活习性联想到辛勤劳作的农民；作者把蜜蜂的高尚品质比喻人民群众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高贵品质。最后，采用虚实构思法，作者在文尾写道：“这黑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这个梦一点也不奇怪，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梦，就是杨朔的自我写照，写出了藏在他心灵深处的崇高理想，表达了作者献身人民，为人类酿造甜蜜的精神生活的豪情壮志，同时也深深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崇敬之情和加入劳动人民行列的心愿。作者从“厌蜂”到“看蜂”，又从“看蜂”到“赞蜂”，再由“赞蜂”到“赞蜂式人物”，最后由“赞蜂式人物”到“梦化蜂”整个情感变化过程中，先抑后扬，善用联想，巧用比喻，先实后虚，把随处可感的生活真实熔铸到艺术的真实里和形象的塑造中，创造出清新可感，耐人寻味，充满诗意的艺术境界。

这个特点大大影响了同时代的散文创作，当时许多人都向杨朔学习，于是文坛上诞生了诗化散文的模式。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散文由简单走向精致，由粗糙走向注重艺术形式，就这个转变来说，杨朔的影响功不可没。

四、过于拔高的政治内核对艺术水平的压迫

在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往往要求作家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见解，也就是要有私人性的言语。然而这样就必然会与时代共鸣的要求发生抵触。当来自时代共鸣的压迫并不沉重时，作家们往往还能将自己的审美情趣主动向时代共鸣靠拢，在时代的大合唱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一旦来自时代共名的压迫强制的消解了作家自己的声音，则必然会造成文学作品的水平降低）。对于杨朔先生的散文，这样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在前面我曾说到，杨朔先生是一位自觉的全心全意为新政权新社会歌唱的作家，因此他作品的政治功利性也就表现的非常的强。而由于这种压过一切的政治抒情，他在选择材料时往往就会为了体现体现这一写作目的而特意的安排一些拔高主题但不符合人的审美习惯的题材。这样做也就自然的给读者造成了一种突兀的感觉从而降低了文章的艺术水平。这是由于在“十七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必须表达一定的政治主题，日常生活、寻常的事物不具有独立的意义。 杨朔之前，很多散文直接写到重要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杨朔散文把日常生活、日常的场景引入了散文。但是日常生活在杨朔散文中仍然不具备独立的意义。它们必须依附于某个政治主题在作品中才能获得合法性

比如在《金字塔的夜月》一文中，作者开始一直在引导读者感受的是在茫茫夜色映衬下散发着无限魅力的神秘金字塔。但在介绍金字塔历史的时候却突然引入了一段对“原子弹是否能摧毁金字塔”的讨论。虽然作者将这一段与后面的文章联系起来用心良苦的想说明即使是原子弹也摧毁不了埃及的历史与民族精神。可这一设置在我看来实在突兀，当然我并不认为作者在这里做了假，杜撰了这么一段，但作者在选材时显然是为了升华主题才将这一段有些突兀的材料选入的。

通过上面的一些粗略的分析，我们大概的了解了杨朔散文的一些特点和局限。而杨朔是十七年之间最为著名和重要的散文作家之一。那么通过对他的散文特点的分析，我们又可以看到那个年代下散文创作的特点与局限。但无论是杨朔的优点还是缺点，他在我国散文史上都留下那光辉的一页，谁也无法否认。

杨朔散文的艺术结构2009-11-27 16:18

辞世多年的杨朔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散文家。他生前写下的散文,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散文,在意境创造、诗意构思、人物描写、谋篇布局、语言风格等方面,形成了具有“诗的意境、诗的结构、诗的语言”的艺术个性,被文学界称为“杨朔模式”或称“杨朔体散文”,人们把他与刘白羽、秦牧并称为“当代散文三大家”。虽然“杨朔模式”出现了“时人所称道,今人所诟病”的现象,对其有褒有贬,但杨朔对我国散文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虽然由于他刻意追求“巧思”,而使一些散文结构雷同,一些散文缺乏生活气息,有人工斧凿的痕迹,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是,他在散文创作中所总结的经验及其娴熟的写作技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特别是寻觅散文诗意的构思技法更是值得我们肯定和仿效。通读杨朔散文,我们不难发现其在散文创作中寻觅诗意的构思法主要有以下七种。
　1.善用比喻构思法寻觅诗意
　　杨朔在创作散文时,总是把精力放在构思上,他曾对弟弟杨毓玮说过:“我写散文,不靠什么灵感,而靠‘巧思’。”杨朔的“巧思”方法很多,其中,运用比喻来构思散文,表情达意,是他最擅长的“寻觅诗意的构思法”。大海里的一朵浪花;岩石下的一泓清泉;山中的一树茶花,一片红叶,一簇樱花,一株海罗杉;自然风光中的瞬息奇观;昆虫世界里的一只蜜蜂、一群蚂蚁;古代建筑物中的埃及金字塔、万里长城;外事活动中一件小小的纪念品;火热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总之,古今中外的风土人情,自然景物,花木虫鱼,生活小事,即社会万象,杨朔都能随手拈来,并运用恰当的比喻,进行巧妙构思,精心裁剪,艺术表现,成为作品中熠熠耀眼的艺术形象,揭示出事物所蕴含的美好内涵和博大精深的哲理,创造出具有诗情画意的散文意境。
　　杨朔的散文几乎每篇都采用比喻构思法寻觅诗意,以景物比喻人物,以物情暗示人情。在《海市》中把自然界奇幻瑰丽的“海市蜃楼”比喻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新渔村;在《香山红叶》中把“经过风吹雨打”,“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的“红叶”比喻老向导;在《荔枝蜜》中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的小小蜜蜂,比喻作劳动人民;在《野茫茫》中把“凶残的野兽”,比喻帝国主义者;在《秋风萧瑟》中把有形的万里长城,比喻无形的钢铁长城;在《樱花雨》中把“风雨中的开放的樱花”,比喻日本人民;在《雪浪花》中把“浪花”比喻老泰山;把“无数浪花”比喻 劳动人民;把“浪花”冲击礁石的“咬”劲,比喻劳动人民齐心协力改造世界、改造自然、塑造人民江山的顽强意志等等。由此可见,杨朔是运用比喻构思法寻觅诗意的高手。
　　2.善用跌宕构思法寻觅诗意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指出:“一转一深,一深一妙,此骚人三味,倚声家得之,便自超出常境。”他认为写诗歌词曲婉转深厚才能产生妙境。司空图在《诗品·委曲》中强调诗歌境界犹如“登彼太行,翠绕羊肠”。杨朔“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他深谙“语忌直,景忌浅,意忌露”三味,他写的散文,愈到后期艺术上就愈显得圆熟,尤其是愈重视“转弯艺术”,许多作品写得含蓄,曲折,耐人寻味。如《泰山极顶》便是这方面的佳作。
　　文章开头写道:“泰山极顶看日出历来被描绘成十分壮观的奇景。”紧接着写“我去爬山的那天,正赶上个难得的好天……”“同伴们都喜得说:‘明儿早晨准可以看到日出了。’”而“我也是抱着这个想头,爬上山去”。然后写一路上看到的秀美景色和名胜古迹。文章至此,作者主要是写天气之好,游兴之浓,心情之快,景色之美。当“我”登上天街后,为了保证明晨能早起床看到日出,“在青帝宫寻到个宿处,早早睡下”。就在读者正为“我”能实现夙愿而高兴时,作者笔锋一转,“可是急人得很,山头上忽然漫起了好大的雾,又浓又湿”,“我”明天能否看到日出,便成了一个谜?这时,读者的心像泼了一盆冷水。到了第二天凌晨,山头上的雾虽然消散了许多,但天还是阴沉沉的,日出确实看不到了。又在读者为“我”看不到“日出”而感到遗憾时,作者笔锋再转,为我们拨开了弥漫在眼前的重雾,领着我们去看另一个更加辉煌的“日出”:“如日之升”的祖国新貌。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杨朔运用跌宕构思法寻觅诗意,把散文写得像园林布景那样曲径通幽,峰回路转,扑朔迷离,悬念迭起,引人入胜,收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又如《海市》也有这方面的特点,作者开始为读者描绘出奇光异彩的“海市蜃楼”,突出了“海市”迷人的景象,使读者产生浓厚的兴趣,都以为可以亲眼目睹这千载难逢的人间仙境——海市蜃楼。可是,作者笔锋一转,写道:“只可惜这种幻景轻易看不见。”特别是“我来的不是时候”,想看到迷人的海市,“岂不是空想”。至此,读者那种涉奇的欲望顿时被打消。最后,作者笔锋再转,竟领着读者走进了现实的“海市”里去,而且现实中的海市——长山列岛,“比起那缥缈的幻景还要新奇,还要有意思多呢”。可见,杨朔深谙“诗文以曲为贵”、“盘马弯弓惜不发”才是佳境之理,行文跌宕起伏,一波三折,虚实结合,创造出如诗如画的艺术境界。
  　3.善用联想构思法寻觅诗意
　　散文可以写人,可以叙事,亦可以写景,作者无论写什么内容,都要抒真情,重品位,扣题旨,即通过作品内容写出作者的真情实感,奏出时代的旋律,给人以艺术上的审美情趣。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借助于丰富的联想,善于借景言情,托物见意。杨朔写散文正是这样,善用联想构思法寻觅诗意,在描写“真景物”、抒发“真感情”时,把自然景物与社会现象紧密联系起来,把现实的图景与历史的画面紧密联系起来,把具体的形象与深刻的思想紧密联系起来,反复推敲,巧妙构思,揭示出事物深邃的内涵,创造出清新优美、诗意盎然的散文意境。《画山绣水》就是这方面的佳作。
　　杨朔在《画山绣水》中,通过桂林山水去赞美祖国的秀丽,人民生活的美好。作者运用联想的手法,像画画似的,把桂林山水千奇百怪的形态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先写漓江的水——“那漓水,碧绿碧绿的,绿得像最醇的青梅名酒,看一眼也叫人心醉”;接着写漓江两岸的石峰——“那沿江攒聚的怪石奇峰,峰峰都是瘦骨嶙嶙的,却又那样玲珑剔透,千奇百怪,有的像大象在江边饮水,有的像天马腾空欲飞,随着你的想象,可以变幻成各种神奇的物件”;再写渐近阳朔境界漓江上的景色——“两岸都是悬崖峭壁,累累垂垂的石乳一直浸到江水里去,像莲花,像海棠叶儿,像一挂一挂的葡萄,也像仙人骑鹤,乐手吹箫……”真可谓是“满眼画山绣水,处处联想飞驰”。但作者并不是就山水写山水,跳不出“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名句的掌心,而是把大自然的千古杰作和人类的伟大智慧,把逼真的自然景物与作者浓郁的感情,把神话传说与现实生活,把历史上劳动人民的斑斑血泪与未来生活的美好理想,把一个个具体形象与深刻的内蕴交织在画山绣水之间,真正体现散文形散神聚的特点。杨朔写作散文时,“正是想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的历史的特征。”最后,作者这样写道:“今后呢,人民崭新的生活里,一定会随着桂林山水千奇百怪的形态,展开他们丰富的想象,创造出新的神话,新的故事,你等着吧。”这样的结尾,真是神来之笔,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给人以宽阔的联想,令人回味无穷,让人感到作者是在赞美祖国的秀丽河山和人民的美好生活,并为人们展现一幅崭新画图——人民未来的生活更加美好。通过改革开放,今天的桂林,水更绿,山更青,石更奇,景更秀,人民生活更美好,桂林人民造创出许许多多新时代的神话、故事。相信,杨朔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
　　
　　《茶花赋》和《荔枝蜜》也是作者善用联想构思法寻觅诗意的佳作。前者从茶花联想到育花人,由童子面茶花联想到年轻的祖国欣欣向荣的新貌;后者由小小的蜜蜂“最爱劳动”,“酿的蜜多,自己吃得可有限”,“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的生活习性,联想到劳动人民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高贵品质。此外,《黄河之水天上来》、《印度情思》、《埃及灯》、《海罗杉——井冈山写怀之一》、《西江月——井冈山写怀之二》等莫不如是。
　　4.善用抑扬构思法寻觅诗意
　　杨朔写散文,不管写什么内容,除了善于运用比喻、跌宕和联想构思法寻觅诗意之外,还善用抑扬构思法寻觅诗意。《樱花雨》就有这方面的特点。
　　杨朔在写《樱花雨》时,避俗求新,没有受到陈旧的羁绊和直接写樱花的束缚,并不是着重于写樱花的花色、花香、花容、花姿,而是立意写人,写人的情态,写人的灵魂。作者在塑造君子的形象时,先写她的懦弱和与世无争的性格:“君子平时就常受别人欺侮,美国兵对她就更不用说了。”作者对君子的孤独、懦弱的性格发出了感慨:“君子的苦难应该是时代性的,可惜在君子身上,我却看不见日本人民那种大无畏的时代精神。”正当作者哀其不幸,怜其不争时,耳边传来日本工人停电罢工的消息,“君子忍不住自言自语悄悄说:‘敢许是罢工吧?’从她那对柔和的眼睛里,我瞟见有两点火花跳出来,想不到这个怯生生的心灵里,也隐藏着日本人民火一样的愿望。夜来是我错看她了。”至此,我们才知道:君子看似是一个柔弱女子,其实她的灵魂不弱。作者从她那对柔和的眼睛里跳出的“两点火花”,看到了君子那种大无畏的精神以及和日本人民的斗争融为一体的品格,并让人们深深地认识到:“这风雨中开放的樱花,才真是日本人民的象征。”文章先抑后扬,由景到情,创造出形象鲜活、富有诗意的艺术境界。
　　《荔枝蜜》也有这方面的特点,作者从“厌蜂”到 “赞蜂”的情感变化过程也是采用抑扬构思法。
　　5.善用穿插构思法寻觅诗意
　　穿插构思法是杨朔在散文创作中寻觅诗意常用的方法之一。杨朔的散文《金字塔夜月》、《茶花赋》、《画山绣水》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作。
　　如在《金字塔夜月》中,杨朔通过猜想古色古香的帝王石像的年纪,从埃及朋友的口中了解到司芬克斯石像的年龄和埃及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后,一般来说,紧接着会有一大段叙述司芬克斯情况和埃及历史的文字,但是作者并没有这样写,而是运用穿插构思法,巧妙穿插了一段贩卖原子弹的美国商人们一边张牙舞爪的情景,并展开了一场“原子弹能不能毁了金字塔”的哲理讨论,从而把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作者对帝国主义者的憎恨和对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深厚同情寄寓于生动的画面里和鲜明的形象中,文章至此又为揭开司芬克斯脸上“神秘”表情的“谜”,染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诗情画意
　　又如在《茶花赋》中,杨朔细听完花匠普之仁介绍各种茶花名称后,得知“童子面,花期迟,刚打骨朵,开起来颜色深红,倒是最好看的。”接着作者又询问了栽茶花技术、茶花树的寿命,当看到普之仁满是茧子的双手,沾着新鲜的泥土时,发出由衷的感叹:“美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行文至此,似乎可以收束全文,但作者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来一个穿插:“正在这时,恰巧有一群小孩也来看花,一个个仰着鲜红的小脸,甜蜜蜜地笑着,唧唧喳喳叫个不休。”“我说:‘童子面茶花开了’。”“普之仁愣了愣,立时省悟过来,笑着说:‘真的呢,再没有比这种童子面茶花更好看的花了’。”这一穿插并非“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既为升华主题做了深深的铺垫,又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年轻祖国欣欣向荣”的画图,富有诗情画意。
　　再如:杨朔在《画山绣水》中,描写一点江上迷人的景色,讲述一个神奇的传说,两者相互穿插,一看一听,一听一看,亦动亦静,如痴如醉,诗意盎然。
　　此外,杨朔的《海市》、《秋风萧瑟》、《蓬莱仙境》等,均有这方面的特点。可见,杨朔在散文创作中运用穿插构思法寻觅诗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6.善用点化构思法寻觅诗意
　　点化构思法也是杨朔在散文创作中寻觅诗意常用的方法之一。翻开杨朔散文,不难发现他散文的诗意有一些是从古典诗章中点化而来。然而,杨朔又不像前人那样将古典诗章的诗意点化在同类体裁的作品里,而是避俗求新把古典诗章的浓郁诗意点化在散文的主题里和全文的布局中,创造出充满时代精神和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如脍炙人口的《荔枝蜜》就有这方面的特点。
　　杨朔《荔枝蜜》的主题是从唐代罗隐《蜂》的诗意中点化而来,但杨朔不是摹仿前人,陈陈相因,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立新意,创新境。杨朔在咏赞蜜蜂时写道:“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蜜的生活。”杨朔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把蜜蜂人格化,赋予蜜蜂以灵性,以物情暗示人情,使主题得到升华,创造出积极向上、充满时代精神的诗一般的意境。而罗隐在咏赞辛勤的蜜蜂时写道:“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诗中充满了消极悲观和不平之气。杨朔《荔枝蜜》的意境与罗隐《蜂》的诗意迥然不同。
　　又如《香山红叶》是杨朔把古典诗章的浓郁诗意点化在全文的布局中的佳作。该文的诗意是作者从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山行》诗中点化而来。并以“霜叶红于二月花”作为全文诗意的基调。作者用“红叶”比喻老向导,托“红叶”火一样热情,言老向导的高尚品格,创造出充满时代精神的诗一般的艺术境界。
　　此外,《黄河之水天上来》、《泰山极顶》、《秋风萧瑟》、《金字塔夜月》等都是杨朔把古典诗章的浓郁诗意点化在散文的主题里或全文的布局中的佳作。
　　7.善用虚实构思法寻觅诗意
　　杨朔在一篇散文中,常常运用多种构思法寻觅诗意。而虚实构思法也是杨朔在散文创作中寻觅诗意的常用方法。《荔枝蜜》就有这方面的特点。在行文中,作者先采用抑扬构思法,先写“蜜蜂是画家的爱物,我却不大喜欢”,“每逢看见蜜蜂,感情上疙疙瘩瘩的,总不怎么舒服”。后来,作者了解到蜜蜂的生活习性:“最爱劳动”,“酿的蜜多,自己吃得可有限”,“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作者便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是多么高尚啊!”接着采用联想和比喻构思法,作者从蜜蜂“最爱劳动”的生活习性联想到辛勤劳作的农民;作者把蜜蜂的高尚品质比喻人民群众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高贵品质。最后,采用虚实构思法,作者在文尾写道:“这黑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这个梦一点也不奇怪,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梦,就是杨朔的自我写照,写出了藏在他心灵深处的崇高理想,表达了作者献身人民,为人类酿造甜蜜的精神生活的豪情壮志,同时也深深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崇敬之情和加入劳动人民行列的心愿。作者从“厌蜂”到“看蜂”,又从“看蜂”到“赞蜂”,再由“赞蜂”到“赞蜂式人物”,最后由“赞蜂式人物”到“梦化蜂”整个情感变化过程中,先抑后扬,善用联想,巧用比喻,先实后虚,把随处可感的生活真实熔铸到艺术的真实里和形象的塑造中,创造出清新可感,耐人寻味,充满诗意的艺术境界。
　　《海市》也有这方面的特点,杨朔在一波三折的行文中先虚后实,虚实结合,巧用比喻,把散文写得富有诗情画意。
　　杨朔在散文创作中主要运用以上了七种构思法寻觅诗意。笔者认为,杨朔在散文创作中寻觅诗意的构思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关于杨朔散文

( 2009年11月6日贵阳市文联散文讲座讲稿片断)

    有一个中国作家心中就急了。他想，要为政治服务，还只能正面的直接的服务，这样写出来的散文，不讲艺术，只讲政治，越来越枯燥无味，越来越干巴，这样下去，散文的出路何在？他想得头都有痛了。这个为散文想得头都痛了的作家，姓杨，名朔。

    这位姓杨名朔的中国散文家，在那儿苦思苦想，他想呀杨呀，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内容上我还是“载道”的，还是歌颂劳动人民，赞美革命斗争，配合政治需要的。但艺术上我得有点创新，得有点诗意，让散文有点读头。他主张散文要诗化，散文要有诗意。他用诗化的语言写散文，读起来比那些干巴巴的说教文章有味多了。但他的诗意不会掩盖作品的主题，至少，到文章的最后，他总会把他要说的那个“道”，点明给你看，让你知道他要讲的是一个什么道理。他写了大量这样的作品，确实比大路货好，比那些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散文好。读者喜欢，评论家肯定，而且上层也认可。这很不容易，特别是最后那一条，在当时特别要紧。上层肯定，说明他有了意识形态的通行证。在当年作家一不小心就要被打入另册的形势下，杨朔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下子他出了大名了，那会儿，说到散文就要提到杨朔。他的作品被选入中学课本，如《荔枝蜜》，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他的诗意散文的写法，被当作散文创作的楷模，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杨朔是有功劳的，他在那个难以写好散文的年代，尽了最大的努力，写出了尽可能好的作品。为政治服务这个大框，杨朔不敢违背，也不可能违背。谁敢违背呀？那时候，谁敢说一点不同意见，后果不堪设想。在这个大前题下，杨朔为散文艺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政治服务也有个服务得好不好的问题，也有个艺术水平高下的问题，杨朔是服务得比较有艺术的人。

    但问题随后出现了。由于“为政治服务”的大前提还在，那个框还在，作家还得在那个框里写散文，包括杨朔自己。这个杨朔，他照他的这个方式，他写呀写的，就自我重复了。作品的大框架都差不多，单篇来看还不错，放在一起看，又形成一种套路了。

    不仅杨朔本人的创作形成了套路，由于评论家和中学老师们的鼓吹，一时间，杨朔散文成了某种经典。一种东西一旦成了经典，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中国人又有“学样”的毛病，什么写法吃香了，就会有一批人闻风而动，搞东施效颦。一时间杨朔式的散文大为流行，就像今天的某种时尚，某种流行色。经典得不当，就成了模式，叫做杨朔模式。他自己这样写，写成了模式；别的人也跟着写，更成了模式。

    如《荔枝蜜》这篇散文，写的是作家在从化休养的时候，看见农民在田里插秧，蜜蜂在花间采蜜，农民是勤劳的，蜜蜂是勤劳的，农民，不就像蜜蜂一样，为我们的生活酿造生活的蜜吗？写到这里，作品的“文以载道”实际上已经蛮明显了，是歌颂劳动人民的嘛。但作家生怕读者还不明白作品的题旨，于是又在结尾加了一段话，有意点明，说自己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这是结尾点题，卒章显志。语文老师讲到这儿，是非常得意的，认为是点睛之笔，是重点，要学生赶快用红笔打上杠杠。其实杨朔是无奈，他怕人家不明白文章的思想意义，生怕作品的艺术性把作品的思想性给模糊了。

    这样的文章看一篇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在那个时候，相对于那些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杨朔的作品，给了人以清新之感。我们应当肯定杨朔的历史成绩，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杨朔。不能用今天的标准，今天的审美水准，完全否定杨朔。你拿今天的标准去看几十年前的杨朔，可以说连今天的某些中学生写得好的作文都强过他。但对于前人，这样判断是不公正的。杨朔的问题不是他某一篇散文写得怎样，而是他自己和他的模仿者，把散文搞成了模式。

    杨朔写啊写的，每一篇都得“载道”，都得点题，写多了，就大同小异了。这就是后来被有的人批评得很厉害的“杨朔模式”。举几个例子来看看。

    如他的另一篇名作《香山红叶》，写香山的红树叶红了，很美。又写了老向导刘四大爷，他旧社会受过苦，红叶之香也闻不到。现在生活好了，心情轻松，就闻见叶香了。文章最后提炼：“这不是一般的红叶，这是一片曾在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写到这儿，他还怕读者不明白，还加了最后一句作结尾：“不用说，我指的是刘四大爷。”说“不用说”，但却说了，为什么还要加这么一句呢？还是怕没有突出主题，生怕没“载”上那个“道”，生怕读者不能领会。跟《荔枝蜜》大同小异。

    另一篇《茶花赋》：写昆明西山华庭寺、黑龙潭的茶花，写一个名叫普之仁的花工，“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是谁白天黑夜，积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浇着花，像抚育自己儿女一样抚育着花秧，终于培养出这样绝色的好花？应该感谢那为我们美化生活的人。//普之仁就是这样一个能工巧匠，我在翠湖边上会到他。……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劳动者。然而正是这样的人，整月整年，劳心劳力，拿出全部精力培植着花木，美化我们的生活。美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近结尾处作者写道：“我说：‘童子面茶花开了。’//普之仁楞了楞，立时省悟过来，笑着说：‘真的呢，再没有比这种童子面更好的茶花了。’”这里的“普之仁”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普之仁”，谐音“普(通)之人”，是在歌颂普通的劳动者。

    还有一篇《雪浪花》，也是这样。这一篇是写海上的渔民的，作品写海上的雪浪花心齐，又有耐性，把瞧石都“咬”出痕迹来。再写老渔夫勤劳勇敢，乐于助人。最后点明题意：“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把上面这几篇作品合起来看，是不是就看出些道道来了呢？你看：

    《荔枝蜜》：蜜蜂—农民—勤劳；

    《香山红叶》：红叶—老向导—坚强；

    《茶花赋》：茶花—花工—创造美。

    《雪浪花》：雪浪花—老渔夫—勤恳。

    这个公式叫做：景—人—理，先写景，再写人，然后是“结尾升华”。这一公式影响深远，直到今天还在影响当代散文，特别是青年学生和业余作者。

    一种写法成了套路，就模式化了。有了套路，就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就失去了创造的快乐和阅读的快乐。照这样的套路，还可以写出好多篇来，如：

    ——《石桥》。村里的石桥（景），方便了村民；石桥是人大代表建议后才修建起来的（人）；人大代表是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理）。

    ——《渡船》。村里一条河，靠渡船（景）将村民送过河去。撑船者为一女子（人），工作负责，模样儿也讨人喜欢。再次去渡河时，撑船的女子不见了，说是去村外的希望小学当代课教师了。人民教师就是这样的渡船人，她把一个个学生渡到了知识的彼岸（理）。

    ——《大青松》。咱村的后山上有一片青松林，松树高大苍翠，浓阴蔽日，松涛呼啸（景）。松林曾经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战场，林中有一座烈士墓（人）。每当我去松林中扫墓的时候，仰望苍松，心头就会浮起烈士雄伟的身影。革命烈士，不就是我们心中的青松吗（理）？

    这样写下去，还可以写很多，但这样千篇一律的东西又会有多少读者喜欢呢？（不过可能对高考作文有点用处，可以当作“速成作文法”来教）

    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文以载道”，但不能因“载道”而把散文的路走窄了，不能狭隘地理解运用“文以载道”。散文对人的影响，不完全是正面教化，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是熏陶，是对人的精神面貌的提升，对人的精神境界的净化。散文所表达的“道”的理念，也不仅仅是“政治”层面上的东西，不仅仅是“道德”层面上的东西，它所“载”之“道”还可以是审美的，愉悦的。无论是感伤的或是欣悦的，深沉的或是轻松的，只要能有益于读者的身心，怎么写都行，并非一定要贴上一道“载道”的标签。即使是归属于“政治”和“道德”层面的“道”，也不是非要正面说教，直接宣讲；不能生硬，不能机械化、简单化，不能违背艺术规律。艺术毕竟是艺术，散文毕竟是散文，而不是政治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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