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聊斋志异》中的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一）

浅论《聊斋志异》中的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一)

【内容提要】《聊斋》情爱故事曾被批评为"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本文不同意这一论断.《聊斋》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是男性的雌化和女性的雄化.蒲松龄对女性生存状态充满了关注和焦虑,源自他个人的情爱生活,更源于他得时代风气之先.在《聊斋》中躁动着的女权意识不仅引领了清代小说对女性的关切同情,而且提供了一个文学个案,使我们了解女权意识是如何在17世纪的中国悄然萌生的,因此它更具人类学上的意义.
关键字:《聊斋志异》情爱故事女权意识
《聊斋》情爱故事历来脍灸人口,蒲松龄将爱情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演绎得令人刻骨铭心,回肠荡气,能使当代人读后依然心旌摇曳,激动不已,这真是一个奇迹.然而,在《聊斋》中仍有一批宣扬封建贞节观念,津津乐道于一男双美,纳妾嫖娼之类内容的篇什,这是颇煞风景的.而在准确评论《聊斋》情爱故事之现代价值的时候,这些篇什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因此,无论是一般的文学史,还是对《聊斋》的专门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结论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蒲松龄一方面讴歌了坚贞的爱情,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但另一方面他笔下也掺杂着不少封建糟粕,带有落后的成分,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局限,等等.
毋庸讳言,对《聊斋》爱情故事的上述论断是相当稳妥全面的.然而,稳妥全面不等于准确中肯.对于蒲松龄这种在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孵育下成长起来的文学家,分析其思想观念时,从正面肯定其积极因素之余,对其局限表示遗憾,对其落后面加以批评指责,可以说是最轻松省事的办法,我们甚至可以推而广之,对封建时代的一切文学家都作如是观,也不至于会有太大的谬误.可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论断,约定俗成的程式化见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类似论断过分凸显了封建时代文学家的共性,却缺乏对每一位充满个性的文学家作个性化的阐析,总显得似是而非.不客气地讲,这样说了等于不说,对推进研究的深入无所裨补.我们认为,评判一位作家在文学,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应该有两条基本的标准:一是他究竟比前人提出了多少新的东西,二要看他的思想主流.若以这两条标准来衡量《聊斋》情爱故事的内涵,我们就会发现不少新的思想观念,朦胧的女权意识即其一.
一
《聊斋》中的情爱故事曾被有的学者称为"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①,事实究竟如何呢所谓"男权话语",是与"女权话语"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范畴,"女权话语"的提出则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有着直接的关联.众所周知,人类社会自从母系而父系,进而发展为阶级社会以来,男性就凭藉着生理等方面的优势,一直雄居于社会的中心,生杀予夺,唯我所欲,他们可以丝毫不必去理会女性的感受,愿望与诉求.因此将父系社会之后的文化泛称为男权文化,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西方近数十年来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正是站在重新审视人类文化的高度上,试图否定曾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男权文化,张扬妇女解放,提出女性应与男性分庭抗礼的思想.可问题的关键是,女权意识,女权思想既不是在一个早晨突然降临的,也并非仅出现于西方,其明朗化和自觉化历经相当长历史阶段的酝酿,积累和衍化.如果忽视了这一渐进的过程,我们对女权意识的认识,可能就是被扭曲了的.而《聊斋》中情爱故事的价值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文学上的个案,让我们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了解女权意识在17世纪的中国是如何悄然地躁动萌生的.
许多《聊斋》研究专家早就指出,《聊斋》故事中大多数女性鬼狐极为善良可亲,它们不仅不害人,而且还热情地帮助人,这与过去的志怪传奇小说有着绝大的不同.但是,这是否是《聊斋》情爱故事的最显著特点呢其实,《聊斋》情爱故事的更大特点是女主人公们的在婚恋中大抵是主动者,此类故事大部分亦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也可看出蒲松龄的主观意图和情感偏向.在"家世的利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主宰着青年婚嫁的年代中,如果说蒲松龄笔下的鬼狐如婴宁,聂小倩,小谢,白秋练等②,可以不受人间礼法的羁绊,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么,世俗女子在婚姻大事上的主动热情,则非有超人的勇气不可,而类似的离经叛道式的自由择偶,在《聊斋》中却比比皆是.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侠女③,遇到穷得无力娶妻,但又乐于助人的顾生时,"嫣然而笑",与之交欢生子,为顾生"延一线之续";菱角听了胡大成"我为若婿,好否"的要求时,"眉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属焉",还主动关照胡,只要托其父的好友来提亲则"无不谐";劭女,细柳,绿娥,五可等姑娘都是自己选择夫婿,"诸家问名,皆不愿","翻复遴选,十无一当",搞得父母也失掉了耐性:"天下迄无良匹,汝将以丫角老耶"胭脂在家门口邂逅了"白服裙帽,丰采甚都"的鄂生,马上"意动,秋波萦转之",鄂生走远了,还脉脉含情地"凝眺"……,她们大多也都是凭着自己的主动,找到了终身幸福.
不仅如此,《聊斋》爱情故事的女主角在婚后也大都是家庭的主宰.红玉,小二,青梅,细柳,鸦头,白秋练等人,或"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或"以刺绣作业,……经济皆自任之",或"晨兴夜寐,经济弥勤",或"为人灵巧,善居积,经济过于男子",将家政经理得井井有条;方氏,辛十四娘,成名妻等人,在家庭遭受重大变故时,显得比丈夫更冷静,更有主见,指挥若定,化险为夷;《夜叉国》里的女夜叉"母女皆男儿装",辅佐儿子,丈夫征战,"奇勋半出于闺门";《仙人岛》中的芳云闺房中"牙签满架,靡书不有",博学多才,劝自诩为"中原才子"的丈夫王勉"从此不作诗,亦藏拙之一道也",王"大惭,遂绝笔";《颜氏》中的丈夫因考不上秀才而悲泣,妻子女扮男装应试,中举及第,当上御史,退归田里后,将官衔让给丈夫承当;《书痴》中的郎玉柱在琴棋乃至枕席之事都得接受颜氏的训练;《黄英》中的马子才自名清高,娶了卖菊而富的黄英,偏偏又不愿沾妻子的光,把妻子家的东西送回去,遭到黄英的戏谑:"陈仲子毋乃劳乎""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马遂无言以对,不好再装腔作势.通过这类故事,蒲松龄明白告诉我们,在不少家庭中男子已无形中退居为配角.
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强化,最极端的例子是《大人》,《农妇》,《乔女》,《仇大娘》,《张氏妇》,《小二》等,这批女性在精神智慧甚至体力上构成了家庭中的强者,而男性在故事中则几乎完全淡化为女性的附庸.不过这类故事为数不多,显见不是蒲松龄关注的焦点,因此无须过多讨论.《聊斋》中更有意味的是大量的"悍妇"的故事.蒲松龄对凌辱丈夫,虐待公婆的悍妇是深恶痛绝的,这既因为他青年时代就遭受悍泼的嫂嫂欺凌,从而第一次领略了人生的苦涩和艰辛,也与他接受的教育有关④,因而《聊斋》中的悍妇大多是被惩治的对象.这似乎是一种封建礼教本位的立场,但值得注意的倒不是蒲松龄对悍妇的厌恶之情,而是他对悍妇在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无奈.不仅《聊斋》中写了二十多个悍妇,在他的诗文杂着俚曲中悍妇的身影也所在多有.如《禳妒咒》说明朝的名将戚继光在家时"他奶奶说跪着,他还不敢站着哩",《〈妙音经〉续言》更谓:"床上夜叉坐,任金刚亦须低眉;釜底毒烟生,即铁汉无能强项……妇倡夫随,翻欲起周婆制礼",《〈怕婆经〉疏》:"阳纲不竞,遂而阴寇相尤;雌教成风,醋河失岸"⑤.再联系清初其他小说戏曲——如褚人获《坚瓠集》,西周生《醒世姻缘传》,曹去晶《姑妄言》,李渔《风筝误》等——中普遍存在的悍妇故事,那么,完全可以说蒲松龄思考的不仅是悍妇产生之因,他还透过悍妇现象道出了男性的集体酸辛尴尬,不过,《聊斋》有时认为悍妇比贤妇更有价值,《云萝公主》中的侯氏,对付谁都管不了的嗜赌丈夫,是"每出限以晷刻,过期则诟厉不与饮食",甚至是刀砍,使丈夫"改行为善".蒲松龄为之感叹:"悍妻妒妇,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参,苓所能及矣."另一篇不起眼的游戏式故事《狐联》,说的是一对"颜色双绝"的狐女挑逗自称"生平不敢二色"的焦生,狐女调侃焦生:"君髯如戟,何无丈夫气""无丈夫气",即男性的雌化,可以说是蒲松龄对男性的评价,也是《聊斋》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男性的强悍伟岸与女性的娇弱细柔间的对应,在人类社会中曾经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而在《聊斋》中却来了一次大颠倒.性别倒错的描写,实质隐含着蒲松龄对女性的正视,在文学史上这是破天荒的.
二
正因为蒲松龄能正视女性,他对女性生存状况就显得格外关注.女性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要在夫家度过,她们面临最多的问题无非是妻妾关系,子嗣与守节.
封建时代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蒲松龄于此未能免俗,而"双美共一夫"的情爱模式也就成了他受现代评论家诟病的主因.的确,蒲松龄写了不"妒"的贤妻,俯首帖耳的小妾,无视发妻存在的丈夫,他还试图调解妻妾间的矛盾,这些都是事实,但《聊斋》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思想倾向的苗头.《聊斋》对男女之情的描写大抵是认真纯洁的,涉及一夫二妻的故事有45篇,尚不足爱情故事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一重要的现象说明蒲松龄并不认为多妻是情爱的常例;而其中又有不少篇故事里蒲松龄有意识地淡化"双美"中的一方⑥,她或者只剩下一个朦胧的背影,根本不参与故事的进程如《青凤》,《水莽草》等;或者不与另一位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中如《西湖主》,《竹青》等;或者要等到前一个妻子去世才正式走进家门如《黄英》,《聂小倩》等.一些双美合一故事若细加玩索,也可以读出另一意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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