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仁政思想

孟子的仁政思想

大纲

一、仁政之必要

1. 施仁政、行王道——平治天下的所在

2. 仁义——社会关系的基础和社会秩序的保证

3. 人民期盼仁政

二、推恩

1. 仁政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

2. 实施仁政的方式——推己及人

3. 推恩

知识点汇总

T01：施仁政、行王道——平治天下的所在

T02：仁义——社会关系的基础和社会秩序的保证

T03：人民期盼仁政

T04：仁政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

T05：实施仁政的方式——推己及人

T06：推恩

正文

在作为人之善性的“仁、义、礼、智”四者当中，孟子尤其重视“仁”，甚至称“仁，人心也”（《告子上》），从而以“仁”来统摄其他三个方面的德行。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极力阐发了“仁”的学说，孟子更是承其遗教并进一步发明“仁心”、“仁政”之论，将“仁政”作为他整合社会的根本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孔子那里，“仁”更多表现在个人的道德层面上，而对于孟子来说，孔子的“仁”已经从个人的道德生活拓展到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当中，因而，“仁政”成了孟子王道政治的最突出表现。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孟子使得儒家的“仁学”由此灿然大备。

一、仁政之必要

司马迁述孟子之时代背景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孟子荀卿列传》）一言以蔽之，当时的统治者们无不崇尚富国强兵、兼并弱小的霸道之术。所谓的“霸道”，指“以力假仁”，就是崇尚用利益与武力来维持社会秩序。在春秋初期，这一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所以孔子对于管仲的霸业也有大力的表彰，称颂管仲“如其仁”（《论语•宪问》）。但到了战国之时，七雄争长，挟天子令诸侯已不可能，“即使桓公复起，亦难再为玉帛冠裳之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欲以霸政恢复统一的社会秩序已不可能，相反只会导致争战不断，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的动荡。因此，孟子认为，要从根本解决当时的社会危机，只有放弃尚力尚利之霸道而代之以行仁政之“王道”，即“以德行仁”，通过“仁义”来治国徕民，其理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 施仁政、行王道——平治天下的所在

行仁则得天下，不仁则失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上》）因此，仁义之政确实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兴废。它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行仁是得人之道。在孟子看来，民心之向背不依靠霸道武力的征服，“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公孙丑上》）反之，以仁德服人则可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因此，获得民心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行仁，即“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样，“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离娄上》）

（2）仁政是战胜之道。孟子的政治理想是使天下“定于一”，即使天下结束混乱状态而得到统一，这其实是战国时期主要思想家的共同理想。因此他并不一概反对战争，而是认为仁政是战胜不败的根本保证。他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公孙丑下》）在这里，是否得道，决定了人心之向背，而所谓的“得道者”，即是能行王道与仁政者，因此“仁者无敌”，如果能施仁政於人民，则“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这也就是说，如果能行仁政得民心的话，手持木棍也可以打败秦国和楚国的坚甲利兵。而我们知道，就军事实力来说，当时秦国和楚国是最为强大的。

2. 仁义——社会关系的基础和社会秩序的保证

在孟子看来，“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上》）也就是说，若能以仁义规范人们的行为，则自然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发生，从而能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反之，如果把社会关系建立在利害关系之上，只会导致“上下交征利”，这是社会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所在：“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梁惠王上》）

3.人民期盼仁政

孟子对当时社会之黑暗有颇多之揭露，他曾经批评梁惠王“杀人以政”，又称“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梁惠王上》）

（1）一方面连年不断的兼并战争使得生民涂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离娄上》）

（2）另一方面，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使民不堪，所谓“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因此，孟子沉痛地指出，“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上》）

所以，孟子认为，在这一生民最为不堪的时代里，最有必要实施仁政，也最适合于实施仁政，人民如久旱之苗渴望甘霖一样期盼有一个仁政的乐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梁惠王上》）也就是说，人民归向仁政之乐土，就像水往下流一样，是任何人都挡不住的。

二、推恩

1．仁政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

（1）恻隐之心。孟子认为，实施仁政并非难事，人人都能够做得到，它建立于人性善的基础之上。在孟子看来，人性本善，人人都有不忍见到他人困苦的“不忍人之心”。所谓的“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前面所讲的“恻隐之心”。如果能将这点不忍人之心推而广之，运用于对社会的治理之中，就是“行不忍人之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公孙丑上》）

（2）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比如，有一次齐宣王看到一只即将被拿去祭祀钟用的牛吓得浑身发抖，心中有所不忍，就建议能不能把牛换下来，改用羊去祭祀钟。而孟子听了这事后，就先给齐宣王戴了一顶高帽子，说齐宣王是一位有仁术的君主，可以做到保民而王。齐宣王听了非常高兴，就问孟子为什么？于是，孟子就问，我听说有一回您在庙堂上的时候，看到有人牵着一头牛准备去祭祀钟，就建议能不能把牛换下来，改用羊去祭祀钟，有没有这回事呢？齐宣王就回答说，是啊，有这回事。孟子接着就说，就凭您这种不忍心看到牛发抖的心理，扩充开去，就可以行仁政啊。虽然有人说您是舍不得一头牛，才换一只较小的羊。可是我是知道您并不是因为牛大羊小的原因，而是因为您不忍心。

齐宣王听孟子这么一说，也就顺着往下说：有人听说我用以羊换牛，以为我舍不得牛的价钱，其实，我当时以羊换牛，哪里是为了价钱的问题。虽然我齐国不能说是大国，但也不是太小的国家，还不致于吝啬一头牛吧！我确实是不忍心看到牛发抖啊。当时我看见那条牛发抖的样子，没有做什么考虑，就那样做了，叫人不要杀牛，另外换一只羊。

接着孟子就说，不过，您也不必太责怪您的百姓误会您。事实上牛是比羊大，用较小的羊去替代较大的牛，确实是省下了一笔不小的钱，一般的老百姓又怎么会明白您另有原因呢？话又说回来，假如您是因为看到牛发抖而不忍杀它，可羊也同样是一条生命啊！这一般的老百姓又怎么能理解呢？

齐宣王听孟子这么一说，觉得也有道理，也就乐了。接着孟子又说，您也别把这种误会太当回事。事实上这正是您的“仁术”的表现。我是很明白的，您之所以会用羊来换牛，只不过是您看到了牛的发抖，而没有看到羊的发抖。作为一个君子，他只愿意看到禽兽活生生的样子，而不忍心看到它被杀的惨状。所以说君子远庖厨。

齐宣王听了就更开心了，就对孟子说：好极了，《诗经》上说的，别人有什么心事，我都可以揣摩测度出来。这句话，就好像是专门为你孟老先生说的。您可真是我的知己啊。不过，您说凭着我的这种心理，就能实行王道而名闻天下，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齐宣王问到了这里，孟子又进一步引比喻来以问为答。他说：假使有一个人告诉您，到底他有多大力量的时候。他说，他两只手的力气，可以举起一百钧来（一钧为三十斤）。可是要他去捡起一根羽毛来，他却没有办法。至于他的眼力，可以把秋天鸟类换毛时身上刚长出来的茸毛末梢，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有一整车的木柴，他却看不见。像这样的话，您齐宣王会相信他吗？齐宣王当然是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于是孟子又问：好了，既然能举百钧的人不可能拿不动羽毛，能察秋毫的人不可能看不见一车子木柴，那么现在事实上，您齐宣王能以羊易牛，恩惠普及于禽兽，而您的功业成果，老百姓却分享不到，得不到好处。我们知道，举得起百钧的人说拿不起一根羽毛，那是他不肯用力。至于眼力可以看见秋毫末端的人说他看不见整车木柴，是因为他不肯用眼力。而您齐宣王，对于一头牛都能够发慈悲，下命令不宰杀；可是您的百姓们却没有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您还没有好好保养、保护他们，那是因为您没有顾念到他们。所以没有去实行王道政治，而不是您没有推行王道的能力。

孟子一说齐宣王有走王道路线的能力，而没有去实行王道，于是激起了齐宣王的反问，您所说的“不为”和“不能”这两种情况，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什么样具体的情形是“不为”？什么样的具体事实是“不能”呢？孟子又比喻說，“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因此，简单地说，孟子的意思是，齐宣王假如能把对牛的不忍之心用于百姓身上，那就可以行仁政了。

2．实施仁政的方式——推己及人

（1）推己及人的最初源头。实施仁政的方式不外乎是推己及人。推己及人的说法最初源于孔子的忠恕之道，但孔子之说更多侧重于个人的为人处世。

（2）孟子的进一步发展。孟子则进一步把这一思想发挥于社会政治生活之中，并称之为“推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梁惠王上》）这样，在孟子看来，行仁政在操作上没有任何的困难，关键在于统治者愿不愿意而已。孟子比喻說，“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梁惠王上》）

3.推恩之道

古代圣王之所以能王天下，就在于他们善于推恩。推恩之道，即“举斯心而加诸彼”，使之与民同乐、与民同好。如果君王爱美食安居，则推而与百姓同之，使得人人皆有美食安居；如果君王乐生恶死，则推而与百姓同之，使得人人都得以养生送死。这样自然可臻仁政王道之极致。因此，即便是象齐宣王那样，自称自己有爱好钱财贪恋美色的毛病，但孟子说，爱财好色并不足以成为推行仁政的障碍。比如说君王爱财，但只要不是自己一个人贪得无厌的搜刮，而能做到人民也都有财，那么君王的爱财就不算什么毛病；同样，君王好色，但若能做到天下人民婚姻美满，内无怨女，外无旷夫，那么君王的好色也就不算什么毛病。也就是说，只要君王能够把自己的所好，与人民同好同乐，那么也就离王道与仁政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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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政

周平王东迁后，天子大权旁落，不受尊重，天下权力之重心下移至诸侯。由于王命不行，各诸侯国外则相互兼并，内则篡弑时生，小国封土多为大国并吞，封建、宗法制度渐趋崩溃。再加上戎狄、蛮夷交相入侵，使中原地区更显紊乱。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下，东周天子无力控制大局，所以势力强大的诸侯便起而争当霸主，代表天子领导其他诸侯，维持封建秩序与中原安宁。霸主即势力最强、居于首领地位的诸侯，他以“尊王攘夷”为名，通过会盟形式与其他诸侯签订盟约，以盟主之身份主持盟会和共同的征伐，接受小国的贡献。霸主可“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因此，东周前半期即春秋时代大国争霸之事迭起。这种政治局面称之为“霸政”。

孟子曾在《公孙丑上》中说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在这里,是在讲他的王、霸道之分。其中所说的“王道”的代表,是“以德服人”的商汤和周文王。而所谓“霸道”的典型,则是春秋时期以“尊王攘夷”为旗帜,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成其霸业的齐桓公和晋文公。“假”,借也,“以力假仁”而霸,就是以力为后盾,借仁的名义而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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