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兵的上访之路：材料写了几百页，手机上网学法律
接到老刘的电话时，我正在做一个采访。他在电话里粗暴直接地跟我说：“你是黄记者吧？你在哪里？我有个事情要你帮忙。”我哭笑不得，换作以前，对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我内心早就反感了，但如今因为这种电话接的太多了，我心平气和地告诉他我在采访，并问他有什么事情。他在电话那头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大堆，而且说得很大声很连贯，我在此期间几次试图找个间隙打断他都没能成功。
我大概听清楚了他在兴国，他们家的地被隔壁邻居用围墙围了做菜园，他到很多地方反映都没用，“因为对方是个镇政府的干部”。他说完了没等我发表意见，就直接问我：“你有没有时间上来一趟？”
好耿直的大爷，我心想。我再次心平气和地告诉他我没空。
没想到他马上说：“没关系，你说个办公室的地址给我，我改天上来找你，带我的材料给你看一下。”
真的太耿直了。
我本想叫他不要来，我有时间会跟他联系。但我已经没有时间再跟他扯下去了，我告诉了他我的办公地址，然后匆匆挂了电话，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我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因为我基本每天要接十几个类似这样的电话，房子被强拆了、农田被污染了、出门被人打了、打了人不知道怎么办了、老公找小三了、老婆跟别人跑了……甚至家里下水道堵了也有人打电话。没有接不到的电话，只有你想不到的情况。我异乎常人的耐心就是在那些颠三倒四纠缠不休的电话中建立起来的。他们中间有很多说要来找我见面反映问题或者递交材料的，很多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未必真的会来。有些人或许只是需要找个人倾诉，你耐心地听他（她）说完，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我刚起床就接到电话，对方直接问我在不在赣州。我有点懵了，咬着刚放进嘴里的牙刷口齿不清地说在啊。对方显得很兴奋，说行，那我上午就出发来找你！我掏出牙刷放在一边，问：“你是哪位？”对方说我就是昨天给你打电话的那个兴国的老刘啊！我这才想起来，同时内心一惊，这家伙还真的要来！
事已至此，看来是一定要见他了。我于是又把我的住址发给他，告诉他直接来住的地方找我。
老刘到的时候我正跟朋友在家里附近的一个饭店吃饭，他似乎不太熟悉路，尽管我在短信里写得很详细了，但是他找了几个地方都找错了，我被迫在餐桌上每两分钟就要接一个他的电话告诉他该怎么走。“要不你在原地等我，我吃完饭就过去找你，而且我这里还有其他朋友，你来也不是很方便。”“不用，你告诉我我能找到，没关系大家一起吃嘛！”
他倒是不客气！
我也是醉了。无奈只好再给他指了一次路。
两分钟后老刘给我打电话说他到门口了。我放下筷子出去，见门口有人一手扶着一辆嘉陵摩托车一手拿着手机在讲话，就跟他打招呼。我没问其他的，首先就问：“你骑摩托车从兴国过来的？”他说是啊。我问他要骑多久才能到。“现在赣县在修路不好走，要两个小时。”
我再仔细看一下眼前的老刘，皮肤黝黑，头发花白，脸上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想到这样一个老人大热天骑着摩托车穿越七八十公里的风尘来赣州，我坚硬的内心突然一下变柔软了。我说你这外地牌照进赣州城区会被拦的你知道吗，下次别骑车子来了。老刘嘿嘿笑了两声，说没事，我知道怎么躲交警，我来赣州都是骑摩托车。
他从摩托车的后备箱中拿出一个文件袋，再从文件袋里掏出一沓一本书厚的A4纸大小的材料，一边递给我一边说你看，这些都是我的材料我全都带来了。我接过，说别说了，进去吃饭再说吧。
我翻阅那沓厚厚的材料，里面有一些证明的复印件、一些相关部门对他反映问题的处理情况说明，还有他自己手写的“控告书”，加起来有两三百页。“这些材料我家里还有。”老刘可能是担心我说材料不够充分。
从这些材料中我才知道老刘是兴国龙口人，今年已经年过六旬了，还是个退伍的老兵，上世纪70年代曾在部队工兵团当过兵，父亲还曾参加过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这些都有证明。
“我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的后代，如今却遭到这样的待遇，我到死都不会服气的！”耿直的老刘说，如果这次我没有或者不能帮他，他就要去北京天安门自杀或者去兴国县政府跳楼，我吓得赶紧喊不要，劝他想开点。
老刘的事情，总的来说就两件，一是他妻子6年前被人骑摩托车撞死后一直没有得到赔偿；二是隔壁邻居占了他家的地做菜园。按理说这些都不是大事情，但最让老刘气愤的是他去北京上访的时候被截访的黑社会打了然后遣送回来，自己掏钱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他咽不下这口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还没完全好就出院了，然后在网上找到我们报社、在通过报社要到我的电话，拨通了我的电话向我“求助”。
我调侃说你不错啊，还知道手机上网找号码。
“我不仅上网找号码，还在网上学习法律。”“为什么学习法律？”“他们说我不懂法、不依法办事，我就要学习法律好来反驳他们，用法律武器维护我的权益。”
我没有说话，看着老刘，我不知是该赞扬他一身正气还是批评他太过耿直不会转弯。不论如何，他好像确实学习了不少法律。因为我发现，他的每份“控告书”中，在陈述完基本事实后，都会紧接着写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XX法律XX章XX条，……”
这个被“依法上访”洗脑的上访户，俨然已经成了一个法律专家。此刻，我多想告诉他，如果法律真的那么管用，他就不用大老远跑去北京上访了。
“我等下还要去找个打印店把这个材料打印出来，交到市信访局去。”分别的时候，老刘说，他昨夜“加班”手写了一份两三千字的材料，事实陈述客观、法律依据充分。我说好，弄完早点回去，路上小心点。北京就别去了，县政府可以去，但不要跳楼。
老刘没有接话，他只让我把材料收好，然后骑上他的摩托走了。我本想再劝他几句，可是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黄记者吗？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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