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尼克松的这本著作还是很吸引人的，因为书中比较客观和平易近人的文风，因为这本著作在探讨做一个领导者或一个领袖的必备素质时发出的独到见解。这种独到见解一方面由于尼克松的博览群书，更为重要的是他特殊的身份，他本身就是个领导者，做过美国的总统。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他和这些书中的领导者有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在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中他更加能够写出领导者本来的面目，因为他同样是一个领导者，他对领导的本质和技巧有其经验式的独到见解，对有志成为领导者的后来俊彦有着实用的指导意义。
尼克松在这本著作中推崇和他意识形态相近的伟大领袖，比如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但是他也详细的描写了赫鲁晓夫、周恩来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在他看来是一个人格和修养上都非常值得尊敬的完美的人，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执行者，伟大的外交家，伟大的协调者，伟大的总理。也许人们会说毛泽东主宰新中国，同时也主宰周恩来，但是周恩来的顺从是一种高尚的顺从，是为了大局和人民的顺从。有时候领袖就应该克制自己，不要让野心之火败坏自己的心智和德行。如果有人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你就应该大度的让贤，并且合作共同完成伟大的事业。
领袖必备的素质是我非常注意的。领袖必须看到更远的地方，应该看到未来的方向，所以毛泽东就会只谈哲学问题，而把具体事物的操作交给周恩来去做。领袖必须能够有一个远见卓识来引导自己国家的人民，没有远见卓识，就没有那种长久的领导力。所以领袖必须是深思熟虑的，博览群书的，或者是广泛听取意见的。光是形成一种鼓舞大家引导人民的远见还不行，领袖必须能够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和极大的决心勇气去坚持去执行去实现它。意志的锻炼显得非常重要，意志不坚强，就树立不起强有号召力的旗帜。意志不坚强，就不能克服一路上的艰辛和阻力。要知道领导一个国家，领导众多人民，其间有各种阻碍各种意外，一个犹豫的人软弱的人是绝对不能胜任的。
领袖很多时候需要冷静，或者表现的冷酷无情，这是他意志坚强的一个表现。因为他不顾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的数量还不少），因为他可能为了大局的利益而毫不犹豫的牺牲自己或者少数人的利益。你可能会说这是多数人的暴政，领袖很多时候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领袖的内心煎熬比任何人都要严重，所以领袖在这种时候必须豁达必须表现的冷酷无情。
3这本由20世纪下半夜极具影响力的一位领袖人物去描写同时代的其他领袖们的书，对于任何一位致力于成为领袖人物的人都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作者身份的特殊，这本书并不如它文字里所表现的那般易懂。尼克松被认为是自威尔逊、小罗斯福后美国最伟大的战略家。他对领袖的理解不仅仅来源于书本，更来源于他的自身的实践，且这本书是在水门事件之后他下野所著，在一个适合理性思维的环境中，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将他亲身接触的领袖们的风采逐一道来。在对领袖们的深入剖析的过程之中，尼克松阐述了自己的领袖之道。
对于是“历史创造英雄”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问题，可谓是众说纷纭。尼克松在第一章就提出了一个领导人跻身伟大领袖的三个要素：“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事件”。从这种角度来说，尼克松是赞成时势造英雄的。领袖人物是为着困难而生的，当他们遭遇极大的困境时，他们往往有种本能的历史感，他们知道自己身处历史的十字路口而心生喜悦。就像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被提议担任首相一职时，他写道：“当我凌晨三时就寝时，觉得有一种深切的宽慰感，我终于取得了在整个舞台上担任导演的权力。我觉得似乎是在与命运一道前进，而过去的全部生活只不过是为了这一时刻，这一考验的到来作准备而已。”
除了拥有可以施展手脚的舞台之外，尼克松也在很多地方阐述了领袖之道。他认为“伟大的领袖需要有伟大的想象力，它能激励领袖，又能使领袖去激励全民族。人民会爱戴也会憎恨伟大的领袖，但他们很少会对他无动于衷。”对于后半句，书中有太多的领袖为其作注解。如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提案未被通过而愤然辞职的戴高乐，例如在战争中领导人民战胜邪恶而随即被民众一脚踢开的丘吉尔，再如一手建立西德繁荣局面却遭后起之秀逼迫而不得不辞职的阿登纳。正如丘吉尔所说，伟大的民族是忘恩负义的。尼克松自己也遭遇了爱戴与憎恨的过山车般的际遇，在写道这句话时，他一定是感慨良多吧。
本中第三章，写的是戴高乐，副标题叫做“一个领导者的秘诀”。尼克松对戴高乐的领导风格是极为推崇的。在这章中，他仔仔细细的分析了戴高乐的领导方法与领导观，引用了戴高乐所著《剑锋》中有关领导力的观点。在这里，尼克松仿佛与戴高乐合一了，他表面上阐述着法兰西英雄的领导，实际上表达着自己对领导力的看法。
尼克松认为戴高乐的难以捉摸是他“精心塑造”的结果，他显然是欣赏戴高乐的这种独立于孤峰之上，独立于党派之争而成为政治的仲裁者的角色的。在他自己的执政生涯中，他也一再的采取措施将自己塑造成为那样的人物。戴高乐曾宣称：“最重要的是，没有神秘感就不可能有威信，因为对于一个人太熟悉了就会产生轻蔑之感”。尼克松也希望保持着这种神秘感，他曾和人说，他是多么的希望能够以戴高乐的方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啊。在《见证权力》一书中，白宫的工作人员大卫葛根写道，尼克松有时会在白天远离椭圆形办公室，躲进老办公楼，他也厌恶别人打探他的私生活。这一切都源于他对神秘感的追求。
比尔萨菲尔在他的尼克松时期的回忆录《垮台之前》中用了一个比喻描述尼克松。他写道：“你可以把尼克松比作一个蛋糕。外壳是保守派的，严厉、有尊严、行事妥当。”其下的第一层是一位“进步的政客”，再往下是“无益的好斗的人”，再往下是“玩纸牌游戏的人”，又下一层是“阴险的人，常常带着目的的出击”，再往下是一个务实的人，下一层是“有特殊勇气的人”，最后是一个不合群的人。这段话充分的说明了尼克松性格中的多重特点。大卫葛根则以“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来简单的概括。其实从尼克松对其他领袖人物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性格中的矛盾点，他们既民主又专制（如麦克阿瑟），既友好又粗暴（如吉田茂），既自信又自卑（如赫鲁晓夫）。伟大往往产生于矛盾处。
从书中的许多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尼克松的失败好比麦克阿瑟的失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是他对媒体的反感。他写道“像丘吉尔和戴高乐这样富于创造精神的伟人们，如果也像今天的政界领袖那样备受新闻界在枝节问题上的不停轰击，不知还能否得以幸存”，抱有这样的想法也不难理解他在水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了。在《福斯特对话尼克松》中，在最后，他明确的表露了自己的观点，当总统去做那些窃听电话的事情的时候，那便不可以被称之为犯罪了。显然，他将自己放在了法律监管的范围之外了。这便成了他的悲剧。在半总统制的法兰西，戴高乐凭借着自己超然的地位有凌驾于政党和法律之上的权威，而在总统制下的美国，尼克松的东施效颦就铸成了大错。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对目的正义性与手段的正义性的辩论。这也一直是争辩的重点。在尼克松看开，如果目的是为了追求正义则可以不顾手段的正义性，也就是说为了追求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折手段。在第四章中，他对于麦克阿瑟以专制的手段促成日本民主的正义目的赞赏有加。他写道“麦克阿瑟现实大权独揽，集裕仁天皇的全部实权和精神权威于一身。后来在亲自解决了制定新宪法、实行土地改革等最棘手的难题以后，就逐渐开始把权力一步步移交给日本人民选出的代表吉田茂”。在对伊朗国王巴列维失败的总结中，他甚至说“当危机出现时，如果让不是草率的对敌手作出种种妥协让步，而是及时予以镇压，那才是挽救伊朗免于陷入当前的黑暗与混乱的最好方法。”
乍一看，会觉得这个逻辑没有问题，但是若承认这个逻辑，在年初中东镇压反对派的叙利亚就是合法的。其实，这逻辑最大的缺陷在于逻辑的不可证。在结果出现以前，你没有办法证明结果的正义。举例说，假使巴列维镇压了，这能保证一定带来民主么，如何证明不镇压不能带来更大的自由与民主。再者，对于正义目标的追求而使用非正义手段，这本身就有损于正义目标的达成。就好比，用杀人抢劫的钱来救济穷人，这本身无任何值得推崇的。中华民族的侠义情结，使人们对这种劫富济贫很有好感。其实，孕育在这种文化中的是一种伪道德逻辑。它对于民族思想的毒害是不可估量的。
只要结果正义，就无所谓手段的不正义。这种逻辑的衍生就是为达成目标可以不折手段，而这种思想，恰恰害了尼克松。如此看来，水门事件不过是一个引子，即使不在这件事上跌倒，他也会在其他事件中跌倒的。
最后。如果判断一本书好坏的标准在于是否可以引发读者的思考的话，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一本伟大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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