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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暴力：你未曾所知的辛亥城市烽烟

发布时间：2023-02-19 17:56:0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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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暴力：你未曾所知的辛亥城市烽烟辛亥年后，山西都督阎锡山追论当年死于革命的山西巡抚陆钟琦时，也承认其“精神和人格值得我们敬佩”，因为“立场是各别的，人格是共同的”。但是，革命是无理由的，因而陆钟琦的被杀不便解释也不能够解释的。辛亥革命是一场城市的革命，其在终结帝制的同时对社会的破坏力却并不算大，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部分城市爆发了激烈的战事，其中尤以满汉间的冲突最为血腥，而这与之前的反满宣传有着不可分割的应然关系。资料图：革命军在汉口和清军作战。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让年轻的士兵们充满斗志。一、武昌起义的另一面：辛亥革命是一场由民族主义激发而来的革命，而民族主义又极容易发展成仇杀主义，这在武昌起义的一开始就表现得十分明显。据革命士兵吕中秋回忆，最先发难的工程营在起事前公议“禁令十条”，其中即有“勾结满人者斩”、“私藏旗人者斩”两条。起义后，测绘学堂的革命学生试图杀死他们的旗籍同学松景，后被人所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杀戮会吓走学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第三十标的革命士兵鲁祖轸也回忆说，当时他们所在营队都有一两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志负责解决，起义时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负责结果一名叫双璧的旗兵，但当他待机动手时，“我棚正目陈佐黄见我迟慢，即高举枪托猛击双璧头顶，原期结果性命，不料枪托稍偏左，双璧顺势滚下楼梯，一溜烟向第一营旗兵营跑去”。武昌并非八旗驻防地，但随着清末新政的铺开，荆州的一些旗兵被轮派到湖北新军中受训，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镇第三十步兵标（其中约有一个营的兵力，600人左右）和第三十一标（一队旗兵，约150人），另外约250名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队或军事学堂，尽管这些人在当晚的起义中没有抵抗（或来不及抵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武昌城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均被杀害，八旗会馆也被完全摧毁。第二天的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旗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据起义者的回忆，“革命党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革命政府枪毙，很少幸存下来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越是
不讲话反而越是证明是旗兵。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首义后两天，还有不少的旗兵四处窜扰，间或也有少数人趁火打劫，同学萧杰臣、刘邦钦、傅人俊、王兆鸿等，联合部队在长街刘天保对面某住宅内，拿获枪械齐全的旗兵十余人，当即枪决。江学行、李春山等亦随蔡等出营，沿途消灭旗籍兵士甚多”。共进会员郭寄生说，“我曾在街上亲见便衣数人，手持雪亮大刀追杀旗籍妇孺事情，力言革命宗旨主要在推翻清廷政权，挽救危亡，若任意杀戮，甚至妇孺不免。”10月14日，一名路透社的记者来到武昌，“发现到处都是满人尸体”，他估计有八百人被杀。一名军政府的代表在巡视武昌后估计有四五百名旗人在起义后的前三天被杀，由于担心传染疾病，受害者的尸体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亚伯则声称，有四百名“旗人士兵”被杀，另有三百名被关押在监狱，大约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释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过早释放而在回荆州的途中被杀害。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对武昌的旗人来说，“那差不多就是屠杀”。如果旗兵被杀是因为他们具有潜在危险的话，那么杀害妇孺似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美国学者路康乐在《满与汉》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个将要被杀害的旗人妇女可怜的哀求：'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憎恨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虐待汉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杀死我们这些没用的妇女和孩子，你们能得到什么呢？为什么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量呢？’士兵们虽然有所触动，但不敢回应，还是将她们杀死了。”颇具讽刺的是，一些旗人妇女虽然改变了她们的头发、服饰，但她们的“致命缺陷”，即原本引以为自豪的天足，这时却成了危险的来源。资料图：清朝大员在护卫们的拥簇下走上讲台。二、烈火下的西安革命：相比而言，武昌起义中被杀的旗人并不算多，最严重的是陕西西安。西安旗人约2万人，要命的是，辛亥革命时正值更换武器的空档，新的武器还没有到，结果旗兵只能用旧式的前膛枪和过时的后膛枪进行抵抗。在革命军攻打了一天一夜后，西安满城被攻破，革命军如潮水般地涌入并将城内的所有居民视为敌人加以攻击（或者说杀戮）。据一位名叫J.C.凯特的英国传教士事后的调查，“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样被杀……房子被烧光抢光，那些希望躲过这场风暴的人最终也被迫暴露。革命军在一堵矮墙后，放了一把无情的大火，把鞑靼城焚烧殆尽。那些试图逃出来进入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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