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岛诗歌的“英雄主义”情结

发布时间：2012-04-13 11:03:48 来源：文档文库

小中大

字号：

手机查看

论北岛诗歌的“英雄主义”情结

摘要：北岛是“文革”后期的思想符号和代言人，作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十年动乱后期的时代觉醒者，面对现实的“悲惨世界”，人们还迷失于精神废墟的荒芜之中，他带着愤怒肩负起了民族的文化使命感，以诗歌为呐喊、反抗与拯救的武器，试图通过诗歌唤醒因兴奋过度而盲目信仰、失去理智的人们，建立一个真诚、正直，充满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因此，他带着这样的情感和愿望所创作的诗歌也就无可避免地体现了一种“英雄主义”情结。

关键词：英雄主义使命感废墟反抗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动乱后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是知识分子与启蒙运动饱受苦练与折磨的时代。当人们还陷于“十年文革”的迷雾中迷失自我时，作为时代的最早觉醒者之一的北岛，在现实的压迫下，担当起文化英雄的角色，勇敢地肩负了民族的文化使命感，一如曾经的鲁迅，在笔杆上作战，而他是以诗歌为呐喊、反抗与拯救的武器，试图通过诗歌建立一个真诚、正直，充满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因此，北岛的诗歌也自然而然地表露了一种特定的“英雄主义”情结。英雄主义是一种沉淀于漫长的文化历史中的具有庄严伟大的美学内蕴的道德内质，它是受精英文化濡染的人们由心忧天下的大爱而派生的对世界、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生作出理性审视后的激情喷发，它体现出一种追求生命价值的意义指向，表现出一种诗性的崇高与悲壮。而作为特定时代的觉醒者，在北岛的诗歌中，这种英雄主义精神集中表现在他那自觉的民族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上、于现实废墟和精神废墟中的顽强反抗上等。而他的诗歌也只有放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才能得到最佳的诠释，才能真正感受诗人的时代使命感，体会当时代与诗人共鸣而发出呐喊的沉重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激烈反抗、坚定负责的巨大力量。

一、时代的觉醒者

“文革”动乱后期的北岛正值青年时期，面对社会的剧烈动荡，当人性与人权被盲目追捧的专制政治碾作成灰，尊严与价值被血腥暴力愚弄成尘之时；在十年浩劫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一种荒谬的阶级关系，而阶级斗争又成为判断人的唯一法则之时；当革命的目的不在于关心人和社会的发展，而是把所有美好的人与情感当作资产阶级用兽性的暴力进行批斗，人们陷于混乱的“文革”迷雾中迷失自我，随波逐流，为命运哀叹之时，北岛作为受害者又能以旁观者的眼光理性审视一切后，不得不觉醒奋起。人类总是易于忘却历史的轨迹，陷于建国改社的成功喜悦中忘乎自我，无法理性前进，以至招惹灾难的来临却也没有清醒的态度，反而成为灾难的同谋与参与者。作为思想的早醒者，北岛昂然面对充满罪恶的时代，他对现实社会的《回答》是“我——不——相——信”，所以他要以诗歌为抗争与拯救的武器，撕破扭曲政治的幕后阴险虚伪面目，唤来黎明的曙光。因此，他发出了对现实世界的诘问与怀疑，对人的存在、灵魂的归宿以及个人命运的深沉思考，以愤激的言辞和狂啸的呐喊对那个时代作出了即将处死的审判，也为新的时代的到来做了响亮的宣告。谢冕先生就认为“《回答》最早表达了对那个产生了变异的社会的怀疑情绪。”而他的《宣告》、《结局或开始》等诗作都是对那个罪恶年代的斥责和审判最具代表性的英雄主义诗歌作品。

那是一个缺少自由、民主的专制时代，如北岛的一代热血青年们，不甘心让内心刚刚燃起的火苗被现实的冰水泼灭，他们只能艰涩、尴尬、痛苦地站立着，思索引发这场灾难的缘由，为探寻民族发展的途径，“没有别的选择”（《结局或开始》）的他们“只能选择天空”（《宣告》），苦苦追寻启蒙英雄的足迹，自觉扛起英雄未完成的事业:“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穿过整个国土”（《结局或开始》）。勇敢承担一切苦难：“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北岛《回答》)“我是岸/我是渔港/我伸展着手臂/等待穷孩子的小船/载回一盏盏灯光”(北岛《岸》)。而当文革的梦魔已成为过去，人们又在忘情地欢呼雀跃之时，北岛依然保持着清醒的主体意识，并未盲目乐观，思想者的清醒让他渴望发现那场灾难的根源，为人们找到医治这沉重创伤的良药。他在《十年之间》里写道：“重负下的喘息改编成歌曲/被人们到处传唱/女人的项链在咒语声中/应验似地升入空中/荧光表盘淫荡地随意敲响/时间诚实得象一道生铁栅栏/除了被枯枝修剪过的风/谁也不能穿越或往来/仅仅在书上开放过的花朵/永远被幽禁，成了真理的情妇/而昨天那盏被打碎了的灯/在盲人睁开的眼睛里/留下凶手最后的肖像”。这是一个被扭曲的年代，人们在这个扭曲的世界里变得陌生、漠然、默然，乃至走上绝望方才有人有所觉醒。北岛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先知者，他经历过那场灾难，所以他懂得那些疼痛，他呼唤着人的价值和尊严，勇敢地承担起时代和历史的责任。王干曾说：“北岛的价值在于，他是以一个战斗的人道主义勇士出现于当代诗坛的。”正如诗人所说：“风，把麻雀最后的余温/朝落日吹去/走向冬天/我们生下来不是为了/一个神圣的预言，走吧/……把梦靥留下/留下一切多余的东西……让乌云像狗一样忠实/像狗一样紧紧跟着/擦掉一切阳光下的谎言……让思想省略成一串串雨滴/或者在正午的监视下/像囚犯一样从街上走过/狠狠踩着自己的影子……走向冬天/在江河冻结的地方/道路开始流动/乌鸦在河滩的鹅卵石上/孵化出一个个月亮/谁醒了，谁就会知道/梦将降临大地/沉淀成早上的寒霜/代替那些疲惫不堪的星星/罪恶的时间将要中止/而冰山连绵不断/成为一代人的塑像。”（《走向冬天》）

二、民族的文化使命感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政治运动，它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历时十年，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其深远的破坏性影响。就像它的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昭示的那样，那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斗争是它的主流，而流离、伤痛、死亡、迫害是那个时代人的普遍经历，苦难和恐惧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刻骨铭心的体验。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年的北岛，到了七、八十年代正值青年时期。青年时期是人生的关键时期，满腔热血的年轻人都渴望大动干戈一番，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身份以及证明自己存在。然而，十年浩劫一场恶梦，无数人的身心遭遇前所未有的伤害，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热情早已灰飞烟灭，人性被扭曲和异化，人的价值观念全面崩溃，一代青年人已失去了人生方向，梦想再也难以实现。“文革”十年是失去理性的十年，人在失去理性之后，剩下的便是疯狂的兽性。十年动乱，使人的美好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无情的破坏，人的权利与自由受到恣意的践踏，当时的人们长期为一种所谓的“革命激情”所欺骗。国家秩序一片混乱，整个社会陷入了人文精神的全面破坏，人们产生了对民族内讧、对目前居无定处的生存状态、对人与人之间不能真诚相待的恐惧。而最早从那种“革命激情”中觉醒的，是一部分知识青年，而催促他们觉醒的，则是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即是离开家乡、离开亲人到山乡“接受再教育”。他们失去了亲人的呵护，对自己即将到来的生活毫无准备，而车辆将要把他们的命运拉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使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无从把握。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失去了权力、失去了自由的社会现实，剩下的便是他们为争取权利、争取自由而付出的代价。而特定的时代也迫使诗人选择了特定的方式，诗人们为了自由和理想，为了自身及一代青年的权利，为了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理解、关怀和爱，现实决定了他们只能选择文化英雄主义的方式，以诗歌来证明自身的力量，而深受其害的诗人北岛的诗歌中更是具有了一种沉重的创伤感和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厚重的创伤感和忧患意识也由于“文革”这一特定历史原因而有了那个时代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崇高感，它是那一代青年所特有的，而北岛是这一代青年中最英勇的一位“文化战士”。他的《回答》与《宣告》等代表作已是公认的证明。在那个荒谬的时代里，作为噩梦的亲临者与体验者，他在这一特殊时期即将结束和已经结束之时看到了些许的自由空间，因此他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背负着民族的文化使命感在愤怒地呐喊，揭露那个时代的黑暗、荒谬与卑鄙，呼唤人们的觉醒！中国文人自古以来便有着“以文传忧”的传统，作为中国的知识文人之一，北岛也同样有着中华传统源远流长的文化英雄情愫，坚信文学可以冲击和改变现实。所以，他以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自觉演绎着文化英雄的角色，希望通过自己的诗歌、自己的呐喊呼唤人性的复归，鲜明地表示了：“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正如在《今天》的创刊号致读者的话语中所宣称的：“历史终于给了我们以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在心中10年之久的歌声唱出来”；“反映新时代精神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肩上。”因此，在正义感和人性的英雄主义精神的驱使下，他担负起了社会批判和民族文化的使命，代表那代人把埋在心中10年之久的歌声唱了出来，反映新时代的精神，与人道主义一起重新构建人的神话。

三、废墟中的反抗

当十年动乱终于结束的时候，“恶梦依然在阳光下泛滥”，“没有人醒来”(《恶梦》)。在百废待兴的废墟上，诗人渴望的新世界也“没有如期归来”(《白日梦》)。北岛因好朋友遇罗克的悲剧遭遇而作了两首诗，即《宣告》和《结局或开始》，在这两首诗中，北岛表达了对遇罗克的英勇不屈的赞颂，同时也以“英雄主义”的姿态宣告了自己不屈不挠的挑战精神，表达出我对一个荒谬时代的反抗。这是献给遇罗克的两首诗歌，同时也是献给自己和时代青年的诗歌；那是他对自己和年青人们的呼唤和激励。他说：“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从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红的黎明”（《宣告》），当一切“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而“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我的土地……不再歌唱”时，诗人并没有因为晦暗的现实和沉痛的压抑而屈服，相反，他不依不挠地开始用自己的的声音“宣告”在如今这片“不再歌唱”的土地上，直指荒诞的政治，唤醒一代人的昏迷。即使时代还没能给他如愿的回应，但他并没有放弃，反而在一次次的寻找中，发现了诸多美好的意象：春天、苹果树、蜜蜂、微风、海岸、海鸥……所以他依然以英雄的姿态宣誓不屈的精神：“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明天的枝头上／成熟的果实／会留下我的颜色”。

很多人都说北岛是孤独的，所谓“自古英雄皆寂寞”，然而他却说：“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我”和“星群”之间就如同“遇罗克”和“我”一样，在这条反抗的路上，那毅然屹立的身影不是一个人，而是“星群”。因此，他在《宣告》中说：“从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红的黎明”这里的“星星”便是不屈的英雄主义群星；他相信“手臂与手臂相连的地平线上/每个故事有了新的开始”（《我们每天早晨的太阳》）。英雄的道路从来曲折泥泞，“也许有一天／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垂放在／每一个不朽的战士／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乌鸦，这夜的碎片／纷纷扬扬”（《结局或开始》），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悲壮的气息，“结局或开始”，黑暗终会结束，结局便意味着开始，但在黑暗的时代，这种开始是以悲剧和鲜血为代价，那是英雄的场域。“深沉、忧郁、悲观”是大多数人对北岛诗歌的情感评价，但究其深刻，那是他带着疼痛的歇斯底里的呐喊与反抗。北岛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是顽强的英雄主义者和理想主义战士，正是因为他有着坚定的信仰、希望，而这些又都在动乱的岁月里被人愚弄、践踏、蹂躏，他才会发出如此深沉的呼唤和激烈的反抗。不少人批判他的《一切》，说他的诗歌感情颓废，绝望，表现了一种心如死灰的情绪，发着绝望的嚎叫。但也正如舒婷所说，即使她也写了一首《这也是一切》来回应北岛的《一切》，但其思想不如北岛的深刻、响亮、有力。与其说那是表现了北岛绝望的情绪，不如说他道出了当时大多数人的精神实况。如北岛这一代青年人，他们缺少社会宽容的关爱与庇护，因此诗歌也表现出似是哀嚎却又永不屈服的刚硬精神，屡遭前辈和社会的贬斥以及权威们的批判，他们只能在石缝间顽强生存。固然，一切深刻的灵魂都蕴藏着悲观，但真正深刻的灵魂，又决不会长久的沉溺于悲观。一个真正颓唐、衰退、绝望、丧失理想的人根本不需要发出如此响亮震撼的呐喊，这“一切”的背后若没有隐藏着“这也是一切”，他便没有必要“回答”与“宣告”，也不会反抗。显然，他的“一切”比“这也是一切”更能发人深省，更具奋斗力与反抗力。他的那种责任感、使命感、道德感、正义感，通过这样悲壮、雄浑的英雄主义气质，那种愿为真理、为光明、为自由、为理想而献身的热情更是蕴藏其中。他那坚定的“我不相信”的呐喊早已证明置身于精神废墟上的北岛并没有绝望，他依然能从民族历史伟力的深厚沉淀里感悟到祖国在灰烬中潜藏的火苗。北岛以他高亢的时代强音，《宣告》他的《回答》，鲜明地表达了对那个时代的反叛。虽然他的深沉的呐喊并没能唤醒人们的“恶梦”，但他仍坚决地走向冬天，“走向冬天/唱一支歌吧，/不祝福，也不祈祷，/我们决不回去，/装饰那些漆成绿色的叶子”(《走向冬天》)；“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就让我们面对着海/走向落日”(《红帆船》)。他始终对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结局或开始》)；“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回答》）；“书打开窗户/让群鸟自由地飞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声音、爱情和愿望”（《我们每天早晨的太阳》）。

“通过诗歌建立一个真诚、正直，充满正义和人性的世界”是北岛的愿望，他是一个刚柔并济、严与爱、理性与感性共融的文化英雄。因此，他的诗歌内涵既体现了刚烈的硬抗战，也饱含了人性柔和的温馨。他说：“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的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展示了个体人的真实状态与个体的真实追求，道出了当时一代人的理想与愿望：“对真实和美好的渴望，追问自由理想和自我价值”，体现了对人的美好情感的呼唤，对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团结友爱和关心爱护的需求，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向往，对泯灭人性、压抑个性的抗议和反拨。

四、结语

北岛，作为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一名青年，蒙昧时代的早醒者，面对灰黑色的社会，当人性与人权被专制政治践踏成尘，尊严与价值被愚昧暴力碾碎成灰，一切美好被无情地破坏，而人们还陷于“文革”的迷雾中迷茫时，他夹杂着愤怒的呐喊与呼唤，勇敢地肩负了民族的文化使命感，用他尖锐的笔杆，于现实与精神的废墟中，以诗歌为呐喊、反抗与拯救的武器，通过诗歌建立一个真诚、正直，充满正义和人性的世界。特定的时代迫使诗人选择了特定的方式，在失去了权力、失去了自由的社会现实中，诗人们为了自由，为了自身及一代青年的权利，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关怀和爱，他们只能选择文化英雄主义的方式，以诗歌来证明自身的力量，而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和体验者的最早觉醒者的诗人北岛，他的诗歌中更具有了一种沉重的创伤感和深厚的忧患意识，这种厚重的创伤感和忧患意识也由于“文革”这一特定历史原因而有了鲜明的时代性，它是“文革”一代青年所特有的，而北岛是这一代青年中最英勇的一位“文化英雄战士”，而他的诗歌也自然而然地表露了一种特定的“英雄主义”情结。在险恶的环境里，他以英雄不屈的精神抗战，并且坚信“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启蒙作用：“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结局或开始》）；“从星星的弹孔中略流出血红的黎明”（《宣告》）；“小草柔软的手臂托起太阳”，“手臂与手臂相连的地平线上/每个故事有了新的开始”（《我们每天早晨的太阳》）。“路其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终将会寻找到生命的湖，建立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

注释

1 林平乔.朦胧诗人的英雄主义精神.[A].中国知网.第24卷第2期.2006年3月(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