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三史”专题宣讲稿（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1周年。回首近一个世纪的光辉历程，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在艰辛探索中前进，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业绩。党成立91年、执政63年的实践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
绪论：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虽然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终因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和先进思想的指导而失败。事实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因此，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要求。当时的中国也已经具备了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条件。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0万左右，人数虽然不多，但它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更具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成立。这些客观形势的不断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深厚的阶级、思想基础和充分的干部、组织条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对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的反复比较和缜密思考之后，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云重雾浓中，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载起了使命和希望，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从此，创建新中国的伟大实践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引。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决不是偶然的，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此时中国革命的前途，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形容的那样：“它是站在岸边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婴儿。”
一、实现理想的创业史（1921—1949）
（一）开辟井冈山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血雨腥风中开创的。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人民面前展现了一个建立新世界的典范。可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曾试图像俄国人那样，通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来夺取全国政权。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然而，由于在反革命力量集聚的大城市，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起义的队伍并没有在城市站住脚。面对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人摈弃了脱离中国实际的“城市中心论”，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八七”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回到湖南，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在遭受挫折后引兵井冈山，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从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从组织上初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并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确立了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和措施。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边界军民开创的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素以 “中国革命的摇篮”著称于世。在历史上，井冈山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的第一。
井冈山时期，广大红军指战员颈部都系有一条红带子，取名“牺牲带”，表明为革命而献身的决心。红军女战士、朱德之妻伍若兰，1929年转战赣南时因伤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她斩钉截铁地说：“共产党人从来不怕死，为人民解放而死最光荣。若要我低头，除非日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敌人残忍地砍下了伍若兰年轻的头颅，悬于城楼示众。井冈山斗争中，仅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一万五千人！
（二）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红军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由于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在根据地全面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左”倾错误发展的恶果，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为掩护中共中央安全渡过湘江，被阻于湘江以东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被俘，他抱定“决不能当俘虏”的坚定决心，双手握住自已的肠子，用尽力气，大叫了一声，把自己的肠子揪断而壮烈牺牲。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悲歌，成为人间的绝唱，流芳百世。
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左”倾领导人的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次渡过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四川境内的大凉山彝族地区；随后，强渡天险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意志高如天”，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漫漫两万五千里，共产党人用自己的信仰，一步一步地推进着创建新中国的征程。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
（三）革命圣地延安光耀千秋
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此后，延安成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的革命圣地。为了抗日救国，共产党主动同与自己为敌10年、残害了自己数十万优秀儿女的国民党合作，将自己历经曲折，好不容易才保存下来和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编入国民党军队序列，由红军更名为“八路军”，将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在国民党军队向后方转移的时候，共产党却将自己的军队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极大地激励了抗战军民；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活跃在敌后战场；狼牙山五壮士威震敌胆；年仅37岁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与日寇作战中壮烈殉国……。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坚持开展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抵抗着日本百万关东军的围剿，杨靖宇将军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八女投江的悲壮至今还震撼着我们。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以农民为主力的各阶层群众，开展游击战，使日本侵略者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党在抗战中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多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
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的全部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更好地指导抗战和中国革命，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于1939年底1940年初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遵义会议后，虽然在全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但还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因此，教育全党学会运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处理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就成为加强党的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42年2月，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整风运动，对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七大还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强调三大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在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对全党给予及时正确的指导，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四）西柏坡是永远矗立的丰碑
中华民族经过浴血奋战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使中国社会退回到一党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不可避免。国民党在完成内战准备后，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军经过1年多的作战，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歼灭大量敌人。1948年秋，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
1948年，党中央告别历经十三载风雨春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东行千里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这个华北的小山村便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我们党完成了从农村走向城市、从革命战争走向经济建设的重大战略布局。在这个世界最小的战略指挥所里，一代伟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纵横捭阖，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我们党和军队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赢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陈毅元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在这个隐匿在太行群山之中的小小院落，我们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诞生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她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指导着中国革命高奏凯歌，不断向前迈进。
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及时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两个务必”的创业精神是我党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共产党人克难履险的重要法宝。
当五星红旗已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候，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却倒在国民党特务大屠杀的血泊中。狱中党的负责人向战友叮嘱：有幸脱险的同志，请记着战友的嘱托，以坚决的行动，为建设新中国奋斗！
没有共产党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没有共产党人的艰难探索、英勇奋斗，没有共产党人的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新中国的建立是不可能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人民得出的结论，这是历史昭示的真理！新中国的成立，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1949—19478）
就是从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看待这29年党的历史，应放在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充分认识这29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前进、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发展的29年，是深刻影响新中国历史发展的29年。纵观这29年的历史，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是认识和把握这29年党的历史的最基本的结论。
（一）充分肯定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
第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新中国的成立，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外)的国家统一，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统一战线。
第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此后，党领导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尽管经历曲折，但仍取得重要的实践成果和认识成果，为后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原则。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中共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三，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大规模经济建设，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趋向合理的工业生产体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两弹一星”等科研成果集中展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取得的重大成就。所有这些，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人才，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
1957年到1965年，新建和扩建了一大批骨干企业。在钢铁工业方面，扩建了鞍钢，新建了武钢、包钢，续建了石钢、太钢、唐钢、马钢、重钢和上钢的三个厂。在有色金属方面，建成了白银、中条山、金川、赣东北等一大批冶炼企业。能源工业方面，除建成了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以外，还建成了年产原油1OOO多万吨的大庆油田。电子、原子能、导弹、石油化工等新兴工业，这个期间开始在我国崭露头角。这个期间，建成或部分建成12条铁路，全国铁路营运里程由2·65万公里扩大到3·64万公里。到1965年为止，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都通了铁路。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和西南、西北多条铁路的建成，我国工业布局大有改善。这个期间对大江大河的开发治理也取得了可观成绩。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刘家峡、青铜峡、盐锅峡等大型水利工程和丹江口大型水库的建设，不仅对于防止黄河下游和长江主要支流的一般洪水发挥了作用，而且收到发电、灌溉等多方面的效益。这个期间建设的包括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在内的首都十大工程，不仅建设速度快，而且质量上乘。
1956年到1965年，我国新建和扩建高等学校32所。1965年在校学生67·4万人，比1956年的4O·3万人增长63%。这十年毕业生13O·8万人，为建国头7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中国共产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即使在“文革”时期，我国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
总之，我们在这个时期，基本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两弹一星”等科技成果的涌现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部署、关怀、主持和聂荣臻同志的具体组织下，由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等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这个期间的科技工作成果累累。重要的有：在陆相地层中找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打破了“中国贫油论”。1964年首次爆炸原子弹，“文革”期间还有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打破了美、苏核垄断。与此同时，第一次在世界上人工合成蛋白质：具有生物活力的结晶胰岛素；弄清了第一个核糖核酸的结构，为人工合成酸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通用电子计算机，于1959年9月试制成功；创造了高钛型钒钛磁铁矿冶炼技术，排除了攀枝花钢铁公司建设的一道难题，也为这种共生矿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了可能。此外，在农业科学方面，系统研究了东亚蝗虫生活史，基本消灭了严重危害农作物的蝗灾；最早培育了矮杆水稻，为后来水稻的大幅度增产做出了贡献。在医学方面，成功地解决了烧伤总面积达98%、其中三度烧伤为9O%的病员的治疗问题。
第四，良好社会风气的发扬。在克服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的困难和挫折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同广大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毛泽东在经济困难时期6、7个月不肯吃一次肉。周恩来劝说他吃一点猪肉，他摇头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宋庆龄从上海到北京，特意送给毛泽东一网兜螃蟹，毛泽东全部转送给了警卫战士。由于缺乏营养，他的脚背与小腿都浮肿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表现了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和良好的道德风貌。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为了解除内涝、风沙、盐碱三害，背着干粮，撑着雨伞，与群众一起战洪水、挖流沙、查风口，深入调查研究。他忍受着肝癌的剧痛，在狂风、太雨、沙窝、激流里，跑遍全县149个生产队中的120多个队，以身作则，和全县干部群众一起，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被群众誉为“党的好千部”。为了解决我国“贫油”的困难，石油工业部从1960年5月开始，集中全国30几个石油厂矿、院校的4万多职工，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开发了我国最大的、也是世界上几个特大的油田之一的大庆油田。共产党员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在气候极为恶劣的条件下，无所畏惧，艰苦创业，讲究科学，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又快又好地打出了油井，为找到大庆油田，改变我国石油工业落后的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群众誉为“铁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共产党员带领群众战胜灾害和进行生产建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某部班长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艰苦朴素，克勤克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国人民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蔚然成风。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舍己为人，尊老爱幼的品德风尚，弥漫中华大地，成为60年代初期的对代精神，使解放后形成的良好的社会风气得到继续和发扬。
第五，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导下，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得到荡涤，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健康文明的新道德逐步形成。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科学、文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的发展，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提高。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体育活动，大大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卫生状况。
第六，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新中国结束了旧中国屡遭外敌入侵、国防力量与广阔领土极不相称的状况。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和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和赞誉，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要求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即亚、非、拉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即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
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在改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方面仍然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企图主宰世界的美国和苏联为第一世界、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日益崛起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以及处在两者之间的一批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建立“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都在这条线上；“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的所有的国家，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挑战，为我国赢得安定的国际环境）；改善中美关系——1970年国庆节邀请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作试探汽球；小球推动大球：1971年3月派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邀请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邦交大门。接着一鼓作气，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由美国带头对我国实行了20多年的封锁，就被大面积地打破了。外交局面打开后，经济关系也拓展了。那时，“四人帮”竭力阻挠，吵得很凶。但在毛泽东主席支持下，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打开了向西方引进技术设备的大门。70年代，我国从日本、西德、美国等10多个国家引进220套大型设备，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理论及其实践，新中国团结了最大多数，反对了最危险的敌人，捍卫了新中国的独立，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为新中国赢得了和平的建设环境，并不断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到1976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增加到111个，其中1970年以后的新建交国为62个。
第七，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巩固，党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前夕，党明确提出“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执政的考验，党大力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反复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党的八大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对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广大共产党员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
（二）正确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失误和曲折
在这29年党的历史中，党经历过失误和曲折，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正确看待失误和曲折，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这29年党的历史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去分析，放在90年党的历史中去把握，防止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这对于正确看待党走过的这段弯路，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党的探索有了良好开端，但后来发生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急躁冒进、在所有制问题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等失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应实事求是地认识党经历的这些失误和曲折，客观分析出现失误和曲折的原因，认真总结了其中的深刻教训。
第一，错误与成就相比，成就是主要的。党在这29年的探索尽管经历失误和曲折，但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1952年至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国内生产总值，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为679亿元，1976年增加到2943.7亿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这些指标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明，在29年中，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进展，党没有被摧毁而且还能维持统一，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当然，这一切决不是“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毫无疑问，如果不发生“左”倾错误，党和国家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第二，发生失误和曲折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密切相关。在这29年中，党是在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存在很大差距；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和遏制，受到“和平演变”的威胁；中苏关系恶化直至破裂后，苏联也对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党在全国执政的时间不长，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经验。这种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党对形势作出准确判断的难度，增加了党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的难度，也增加了党解决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的难度。
要探索一条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党力图实现好这种结合，以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为此作出积极努力。但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全新的实践，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由于国内建设任务的艰巨繁重，由于缺乏经验而又要推进事业发展，使党的探索进程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发生了曲折。党在正确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同时，也在一定时期内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偏差，把战争威胁和对中国不利的一面估计得过于严重；在对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有基本认识的同时，也对所处历史方位缺乏准确的判断，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导致脱离实际、违背规律、超越阶段的问题不时出现；在注意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新鲜经验的同时，也习惯于在工作中沿用过去进行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方法和经验；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也发生过误解和教条化的问题；在注意扩大党和国家民主生活的同时，也有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不健全不完善，民主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的问题。
回顾总结这29年党的历史，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伟大成就，也经历了失误和曲折。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归根到底，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第三，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失误的。在这29年中，在探索出现失误甚至严重错误时，党的性质和宗旨没有改变，党依然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党能够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发现错误、纠正错误，通过总结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这29年中党纠正错误的历史证明，我们党是一个对人民、对民族负责任的党，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是一个能够在失误和曲折中奋起、不断开辟正确发展道路的党。党历经磨难依然具有带领人民共渡难关的巨大凝聚力，依然能够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把事业推向前进，从根本上说，就是党不断克服自己错误的政治勇气和宽广胸怀，进一步坚定了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第四，党是注重从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开辟未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并不是因为它从来不犯错误，而是因为它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深入剖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正确总结教训，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的错误。党认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
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的功过，而要把重点放在总结经验和教训上，经过总结，过去的成功和错误都变成了我们的经验，对于开辟我们事业的未来，是最可宝贵的财富。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基本思想。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以后，立刻就出现了这样一代新的领导人呢？这一代其实就是毛泽东自己所培育出来的。他们是在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并且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邓小平同志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中的一员。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1979年起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想望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他的想望就是中国能够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以符合中国情况的方式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更快更好些。他还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不应该像苏联那样只有国家的一个积极性，而应该把全社会的一切积极力量动员起来。在国际上，也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毛泽东犯的不是照抄苏联模式的错误。他是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为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新的道路进行探索，只是在探索中走入歧路。正因为走入歧路，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也就不可能使中国摆脱苏联的模式。
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党在长期奋斗中也认识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包括这29年的历史作出全面总结，实事求是地指出29年中“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性质，科学分析发生错误的原因，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错误的诚恳的、郑重的、负责任的态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实现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全面、深刻地总结和汲取了这29年历史中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结论：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从而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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