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问题及对策分析调研报告

当前社会问题及对策分析调研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问题频发，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及全社会高度关注。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社会建设、改进社会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其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要求。在社会转型期应对社会冲突，关键是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依法参与管理，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一、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冲突

“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进行转变。社会转型的内涵主要包括了体制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可以说，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场全面的、整体性的社会结构的变革，是一个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同步转变的过程，是社会失衡和社会协调相伴的过程，是社会秩序重构与整合的过程。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社会转型期，是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并存、社会发展与转型风险并存的时期。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风险来自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中期偏后阶段的结构，而社会结构还处在工业社会的初期阶段，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差”。这种“结构差”是导致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一是利益冲突复杂化，主要是阶层结构更加复杂，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往往存在矛盾甚至对立，利益博弈十分明显，利益协调的难度越来越大。二是社会主体碎片化，即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而社会人是悬浮的、碎片化的，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组织性和凝聚力的降低。三是价值观念功利化，突出表现在一些应当遵从和奉行的价值理念发生了畸变与异化，呈现功利化的趋向，整个社会对道德滑坡的忧虑越来越深。四是资源分配两极化，越是处于社会阶层顶端的人们越是掌握着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源，越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却只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源，致使贫富两级分化加剧。五是社会心态焦虑化，主要是社会结构剧烈变革使得原先的 “保护壳”被打碎，新的 “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每个阶层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二、社会治理及在中国的发展

正是看到了传统社会管理的不适应性，中央把社会管理创新提上了重要日程。党的十八大将“四位一体”扩充为“五位一体”，明确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社会治理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标志，从政策层面来讲，社会管理完成了到社会治理的蜕变。当然，从实践层面来讲，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又有什么不同呢？罗西瑙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库伊曼和范·弗利艾特认为治理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国内学者俞可平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

全球治理委员会于x年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概括来讲，治理理论的核心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多元主体参与的方式是互动、合作、协商，最终达成共识。一方面，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等都可以成为公共服务管理的主体。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对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等来说，都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和行为变革。对党和政府而言，这是执政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对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而言，则意味着参与的大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敞开。与“全能型”政府理念下的社会管理维持“静态稳定”不同，社会治理追求的是“动态稳定”，就是要把维持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有机结合起来，既要保证社会安定有序、规范运行、调控有力，又要有利于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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