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写作背景
事情发生在1917年，文章写于1925年，是整整八年之后。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
这年冬天（1917年），因祖母逝世，回扬州奔丧。父亲时任徐州榷运局长。在徐州纳了几房妾。此事被当年从宝应带回淮阴的淮阴籍潘姓姨太太得知，她赶到徐州大闹一场，终至上司怪罪下来，撤了父亲的差。为打发徐州的姨太太，父亲花了许多钱，以至亏空五百元让家里变卖首饰，才算补上窟窿，祖母不堪承受此变故而辞世。他上北大的第二年（1917年），父亲的差事交卸了，一家大小断了经济来源，从此生计日艰，进而债台高筑。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理所当然，他要负担家庭的经济，但是承担多少，承担有没有限度，他个人有没有独立支配经济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他和父亲发生了一次一次龃龉。1921年暑假，他回到扬州八中任教务主任，父亲凭借与校长的私交，让校长将儿子的每月薪金直接送到家里，而朱自清本人不得支领。这种专制式的家长统治激怒了朱自清。一个月后他愤然离去，到外地执教。父子从此失和，这年冬天他不得不接出妻儿，在杭州组织了小家庭。1922年暑假，他想主动缓解和父亲的矛盾，带着妻儿回扬州，但父亲先是不准他进家门，后则不予理睬。过了几天没趣的日子又悻悻而去。以后父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就是《毁灭》中所说的“败家的凶残”、“骨肉间的仇恨”。1923年暑假虽又回家一次，但与父亲的关系仍未好转。
自民国十年杨州八中的辞职事件发生后，妻儿也被逼离家，待在岳父处几个月，直到民国十一年二月才接到杭州组织起小家庭。这一年暑假，朱自清希望时过境迁，带着妻儿回杨州探望双亲，首先是不准进门，后来是不加理睬。过了几天很没趣的日子，颓然返回杭州，这就是给俞平伯信中的“暑假中在家，和种种铁颜的事实接触之后”的遭遇。到民国十三年，母亲也被逼离家，朱自清接到浙江奉养，这时候心情极为痛苦，但本性忠厚，从没有怨恨。
背影文本后的奥秘-从儿子角度入手
短短千把字的散文里，作者便写了四次自己眼泪，也未免太多了一点。时至今日，一个二十岁的大男孩是不是还要父亲这么照顾，而面临离别，是不是会这么容易流泪，我很怀疑。
其实，儿子的眼泪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决不是浅薄的“伤感”，其中蕴涵着不可明言的复杂的感情矛盾。就是在《背影》的文本里，作者也照实记录了一些，只不过话说得很是简约，文笔很是含蓄隐晦，某种难言之隐存在于字里行间，需用心读、了解写作的缘起才能破解。
要解开这个谜底，关键在于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开头“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这个现象并不常见，原因是什么？很多人把这句话忽略过去了。结尾“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为什么？“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不好”又从何而来呢？很多人读到这里又滑过去了。大家大概觉得这些话很平淡，没有什么稀奇的，其实，这些话很重要，文中的这些留白有很大的张力，有矛盾可以分析。“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这是暗示：“我”对父亲怎样呢？单看看父子“不相见已二年余了”，却还是父亲主动地“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写了一信给我”，就不难想见——儿子待父亲是怎样的。所以说《背影》背后除了浓浓父子亲情外还有许多值得解读品味的地方。
《背影》一文最重要关键的细节常常被父子亲情所掩盖——造成祖母逝世、家庭濒临崩溃的原因，就是父亲道德上的过错。作为儿子，对父亲此等说不上口的品行以及造成的后果，朱自清在文章中自是不便明说，文笔非常含蓄隐晦。虽然口不能言，但却郁积于心。在此情况下，儿子对父亲在情感上是有距离的。文章开头说：“我与父亲不相见己二年余了”。那么，作者为什么接着又说“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呢？也就是说，朱自清为什么要写《背影》呢？我认为，搞清楚这个问题，对我们读懂《背影》很有帮助。
李广田在《最完美的人格》一文中谈到《背影》时说“它之所以能历久传诵而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者……只是凭了它的老实，凭了其中所表达的真情。”也正是这份儿子对于父亲最本初的感情，散文朴实的文笔故意遮掩了许多事实。作者朱自清答编者问时也这样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章只是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父亲的来信那句话是——“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这里，所谓“大去”其实就是一个“死”呀！作为人子，看到父亲的这个来信，谁又能不为所动呢？既然父亲离“大去之期不远矣”，前尘往事，一切都得到了原谅。再说，情随事迁，朱自清写《背影》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八年了，当时的情感拉开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在回忆中也获得了程度上性质上的改变。这时儿子对父亲的感情有了变化，当时的懊悔变成了如今的忏悔。
表面上，《背影》表达了儿子对父亲的忏悔；实质上，这种忏悔是父子长期失和造成的，而这种失和状态给儿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父子反目使他痛苦和焦虑。“父为子纲”、“子不言父之过”等传统文化的重负使朱自清在反叛父权专制时产生道德上的焦虑和心理上的忧悒。父亲来信触发了这种焦虑，勾起了他心中的沉痛，强烈的骨肉亲情占据了他的胸怀，父亲那句“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使他受到震撼，难道真的要应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古语了吗？不，他要尽早与父亲冰释前嫌，他要借文章给老父以安慰，同时也释解自己心中之块垒。此文也可以看作朱自清向他父亲伸出橄榄枝——希望父亲看到文章，以修旧好。实际上，朱父看到此文，也便与儿子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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