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规划建设浅析

《元代大都上都研究》读书报告

班级 ：城规091

姓名：刘明昊

学号：092835

《元代大都上都研究》读书报告

13世纪下半期，在我国华北平原上，出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市。它的宏伟壮丽，在当时世界上可以说首屈一指，许多诗人为它写下了动人的诗篇。不少前来访问游历的外国友人对它感到惊异，欢喜赞叹。这座城市，就是当时元朝的首都——大都。一些兄弟民族人民和外国友人，则常常称之为“汗八里”。大都城在北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书中对元大都的历史和城市面貌，做一些简略的初步的叙述。

北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在元大，都建立以前，已经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北京城市的起源，离现在有三千多年。早在殷商时期，北京地区已经出现了居民聚落。周代，这里是诸侯国燕国的都城记得所在位置。在春秋战国时期，蓟城有众多的居民、不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被称为当时的“天下名都”之一。

秦灭六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郡县制，其中广阳郡的治所，就在蓟城。自汉代起，设置幽州，以蓟城为幽州刺史治所。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都是如此。然而，在习惯上，也常把蓟城叫做幽州城。唐代的幽州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是当时的一座名城。城内的悯忠寺，是太宗李世民所见，规模壮丽，一直存在了还有好几百年。

后辽统治者在北京设置南京幽都府（后改析津府），用来适应统治这个多民族国家政权内不同经济类型地区的需要。后来，设置“五京”。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南京改称燕京。燕京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开始由地区性的行政首府向全国性的政治中心过渡。

燕京城大体上就是原来的幽州城，当然也有一些变动。城周长二十七里，城墙“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东、西、南、北各有两门。城墙外有“地堑三重”，城门上有吊桥。城址在今北京西南广安门一带，其东城墙应在金法源寺与琉璃厂之间。辽太宗会同三年，太宗第一次来到南京，在元和殿举行典礼，在昭庆殿举行宴会，这些宫殿都是前代藩镇留下来的。辽代前期，没有在南京另设修建宫殿。直到取得南京一个世纪以后，辽兴宗重熙五年（1036年），才决定“修复南京宫阙”。宫阙大概是在原有宫殿基础之上扩建的。扩展以后的皇城宫阙，在城市的西南隅，“皇城内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东曰宣和，南曰大内。内门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门曰南端、左掖、右掖。……门有楼阁，球场在其南东为永平馆。皇城西门曰显西，舍而不开了；北曰子被。西城巓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整个皇城“幅员五里”。了之后，北宋使臣曾在这里住过，看到皇城，为其壮丽而惊叹。

元大都城以湖泊为核心的城市规划，在我国历代国都建设中实属创举元大都城的创建，始于元世祖忽必烈。早在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任为蒙古大汗，即位于滦河上游的开平，建元中统。《元史·世祖本纪》称中统元年“十二月乙己,帝至自和林,驻跸燕京近郊”。按是年“十二月乙己”，合公历为1261年1月14日。时去蒙古军最初占领金中都城,已经45年。占领之初,城中宫殿尽遭焚毁，其后中都改称燕京。忽必烈当时“驻跸燕京近郊”,实即金中都城东北郊离宫(太宁宫)中琼华岛上的广寒殿。中统五年八月癸丑，忽必烈从刘秉忠之请定都于燕。乙卯诏改燕京为中都,并以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1264 )。《元史·刘秉忠传》至元“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也就是在这一年，琼华岛赐名“万岁山”。这正是以琼华岛广寒殿所在的湖泊为核心而营建新中都城的开始。

《元史·地理志》亦称:“至元四年、始于中都之东北置今城而迁都焉。”至元五年(1268 )冬十月宫城成。到了至元八年(1271 ),刘秉忠又“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这是大都城命名的开始。元大都城就是这样以琼华岛所在的湖泊为核心而兴建起来。这在我国历代都城建设史上，实属创举。至元十一年(1274 )大都城宫阙告成。

忽必烈于中统元年十二月来到金中都旧城之后，就一直住在燕京近郊的琼华岛广寒殿。即使到了中统五年也就是至元元年，从刘秉忠之请，“诏改燕京为中都”之后,仍然住在广寒殿中。直到至元八年刘秉忠“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时，也就是新建大都宫室完成之后，忽必烈才从琼华岛移往大都城内新宫，当时琼华岛已改名为万岁山。由此可以推想，忽必烈来自蒙古高原，对于琼华岛上的山水景色,必多眷恋，而新建大都城正是以改名为万岁山的琼华岛作为起点来进行规划设计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忽必烈虽然来自蒙古高原，可是长时期在汉族亲信

如刘秉忠、张文谦等人的影响下，已经

不断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感染和熏陶，而且已经是志在中原。实际上早在他于1259年继承蒙古族的领导权之前，还曾在刘秉忠等人的随从下,远征大理云南。当时偏居临安的南宋王朝，已是处于他的严重威胁之下，势在必得。因此在议建新都时，必然会充分考虑汉族亲信谋臣如刘秉忠等人的意见。结果正是如此，即中原王朝关于国都建设的传统，在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中也充分地显示出来,这是在分析大都城的设计程序时，所应该考虑到的。今就所见,依次试述如下。

(1 )中原五朝历代国都的建设，根据“面南而王”的传统，宫廷所在，必然面向南方，并以位居城市的中央，最为可取。金中都城的建设即是如此。结合这一特点,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就首先选择了积水潭东北岸上预定为全城中心的一点，立“中心台”又建“中心阁”。

(2 )从“中心台”向南，紧傍积水潭东岸，垂直南下，形成设计上的中轴线。在此中轴线上,又紧傍太液池的东岸，建造宫城“大内”，即后来所谓紫禁城。城内南为前朝大明殿，北为后廷延春阁。

(3 )与宫城隔湖相望，另建隆福宫，为太子所居。这一布局的结果,是太液池北部的万岁山(琼华岛)与东岸的宫城大内和西岸的隆福宫，鼎足而三，布局稳定和谐，又富有山光水色，规模宏伟，为历来宫城设计所未有，实属一重大发展。四周修建萧墙，即是日后所谓皇城。隆福宫之北，又增建兴圣宫，为皇太后所居。

(4 )中心台迤西之南北大街上，南北分建鼓楼与钟楼。晨钟暮鼓，为全城报时之所。

(5 )以积水潭的东西宽度，作为全城宽度的一半，用以决定东西两面大城城墙的位置，只是两面城墙的内侧，还须各加一条顺城街的宽度。

(6 )从中心台沿中轴线南下，越过萧墙后，再加一适当的距离，决定南城墙的位置。这里所谓适当的距离，就是在大内以南一直到大城南门之间，确保一定的空间，以便修建中心御道及其左右两侧的千步廊。然后再以中心台到南城墙的同等距离，决定北城墙的位置。这样太液池到积水潭的浩瀚水面及其上游向东流去的一条重要水道，就被确定在全城的核心位置上。

(7)在萧墙以东，东城墙内侧建太庙。在萧墙以西，西城墙内侧建社稷坛。

(8 )大城四面以及各城门位置确定之后，从而确定大城之内和宫城之外的街道坊巷和胡同的统一布局和划分。在新建元大都城的总体规划中，显而易见的一点，就是一本中原王朝“面南而王”的传统,确定了宫城“大内”的位置和面向正南的朝向。宫城“大内”和琼华岛周围的湖泊以及西岸的宫殿、四面绕以“萧墙”，于是萧墙以内的湖泊,也就根据传统取得了“太液池”的名称。但是其水面之浩瀚，又远非历史上任何宫庭中的太液池堪与比拟。萧墙迤东、近东城处兴建太庙；萧墙迤西、近西城墙处兴建社稷坛，两者的兴建年代，虽有先后，但是两者的位置，应是按计划早已确定的，这也是完全符合《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条所载“左祖右社”的传统规制的。至于被隔在萧墙以北的湖泊,俗称海子，也叫积水潭。湖面辽阔。其东北沿岸，特别是“中心台”和“中心阁”及其附近地区，是全城最重要的市场所在,也同样符合《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条中“面朝后市”的规定。同书“王城”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虽属规范化描述,其来源也有所本。可是在大都城的规划中，随着客观要求的发展，在城市建设的后期,为了解决都城中至关重要的漕运问题，又为积水潭开辟了新水源和开凿了通惠河之后，原来沿湖东北岸地区的市场就更加重要，也就更加符合《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条所谓“面朝后市”的要求。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在大都城的核心规划中，虽然与上述“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基本情况相符合，但是在整个城市的布局上，却又大相径庭。《周礼·考工记》描述“王城”是“方九里、旁三门”,而大都城并非正方形、而是长方形,四面城墙既不等长，北面城墙上又只有两门而非三门这就是一种“创新”。

元朝统治者作为外来名族，对汉族的传统文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元大都的规划设计者是元世祖忽必烈器重的刘秉忠及弟子郭守敬、赵秉温等。据《元史·刘秉忠传》载，刘秉忠“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式(指北宋邵雍)《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少时曾为僧，忽必烈说他“其阴阳数术之精,占事知来，合符契，惟朕知之”。刘秉忠的这些思想观念必然会反映在他所主持的元大都的堪舆规划上。

忽必烈早在夺取汗位之前，就受汉族知识分子影响，信用儒术，懂得汉法。即位后，重用信佛崇儒的刘秉忠等人，以汉族统一王朝为法式，建立一整套统治机构,颁布各种法令制度。在建都问题上，也遵循汉族的传统都城制度。元大都总体上是刘秉忠等人依据《周礼·考工记》为经典，借鉴历代都城规划布局的成功经验，应用堪舆理论规划设计的。如外城为方形，旁三门，“九经九纬”的道路，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轴线分明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元大都虽然也采用三套方城的形制，但宫城并没有严格居中，而是一反常态位于城的南部正中，与传统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的观念显然不合。规划选址实质就是一个多方案比较、取舍的过程。元大都宫城偏南的方案是规划者经过多方面权衡作出的选择，因为规划者首先考虑的是大内的选址,结果定在太液池之东，然后考虑皇城和外郭城的位置。在大内位置已定的情况下,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依据《周礼·考工记》“宫城居中”方案，其结果是新都与金中都旧城将有重叠，这意味着必须要对重叠部分城区(元代烧毁的是金中都的宫城部分，那时这是还是密集的平民居住区)进行拆迁或改造，从而将破坏金中都旧城的完整性。为了完整保留金中都旧址，规划者放弃了“宫城居中”方案,而选择了宫城居于外城中南部的方案，,但宫城居南的方案存在着明显的一个缺陷，即宫城南垣与皇城南垣之间过于促狭,以至于不得不将皇城南垣正当宫城之前的部分向南凸出，而且皇城南垣与外郭城南垣之间也不开阔，无法在这狭窄的地带部署集中的官署和“左祖右社”。再者，大都中轴线宫城前的那一段相当短促，显得不是很壮观。

元大都建成后，金中都旧城得以完整保留。南城的住户,多数是原住的贫穷人家，因为大都建成后曾下诏规定旧城居民要迁往新城的，“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每家可分配到八亩一份的宅地，但“力不能作室者”不得冒领，所以多数贫穷户仍然留在旧城中。此外，旧城中原有的寺庙道观多数仍得以保留。元大都是经过严格规划后逐步建设的，规划的重点是确定朝廷、宗庙、社稷、官府、库庾等的位置，其中尤以大内的选址最为重要。由于都城是“子孙万世帝王之业”，在经过仔细的堪舆选址和“辨方正位”之后，刘秉忠选择了太液池以东一带建宫城，这符合“得水为上，藏风次之”的堪舆原则，而且湖泊在宫城之西，也和《易》卦相符，因为在后天八卦中，西方是“兑”卦，代表的就是湖泊(泽)。再者，新都位于旧城的东北(艮位)，《日下旧闻》说“今之京师，居于艮位，成始成终之地，介乎震、坎之间，出乎震而劳乎坎，以受万物所归,体乎北极之尊”。在堪选规划之后，还绘制了详细的规划平面图，按图施工，所以记述赵秉温生平事迹的《赵文昭公行状》说:公“与太保刘公(即刘秉忠)同相宅，公因图上山川形势、城郭经纬，与夫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帝命有司稽图赴功。”元大都是按照堪舆之说选址规划的，《析津志》说:“其内外城制，与宫室、公府，并系圣(元世祖忽必烈)裁，与刘秉忠率按地理经纬，以王气为主。……先取地理之形势，生王脉络，以成大业。”刘秉忠、郭守敬师徒在确定了大内位置后，接下来就是确定“王脉”，即全城的中轴线。据《析津志》载:“世祖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今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上制可，遂封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每元会、圣节、及元宵、三夕，于树身诸色花灯于上，高低照耀，远望若火龙下降”。即以大内南门对准外城南门外一颗大树来确定全城中轴线位置，这样宫城的中心正好位于中轴线之上。有趣的是，一棵普普通通的林树,因恰巧位于“王脉”之上而顿时身价倍增，可见当时对都城中轴线极为重视。不仅如此，为了保证外城平面的规整方正，元大都在规划设计中首创性地确定了中心台作为全城的几何中心。对都城形状中规中矩和城市中心点的重视，充分说明元大都规划是依据《周礼·考工记》的模式进行的。“辨方正位”即确定大都城的子午轴线，这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传统做法。古代中国人认为，帝王所居应为天下之中，所以都城的中轴线对应于天上的子午线,取天人相通、天人合一之意。在这条中轴线上,刘秉忠、郭守敬布置了皇帝专用的御道和主要宫殿。其中大内正殿位置即所谓龙穴所在,是联系天地的枢纽，所以大明殿内安设了郭守敬设计制造的当时最先进的计时器———七宝灯漏，以象征这里是宇宙的中心。在大内正北，中心台附近建有报时用的钟、鼓楼。

大都城内，萧墙以外，城市规划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大都城内，除去在城市的中心位置上，有一条自北而南确定宫城“大内”位置的中心干道之外，其他城内的主要干道，纵横交错,略成棋盘状。其主要特点是在南北向的主干道东西两侧，近似等距离的并列着若干东西向的大街和“胡同”。大街宽约25米左右，胡同宽约6-7米。这是大都城内民间居住区的主要特点。这种东西向的胡同，最宜于主房(或称正房)坐，北向南的“四合院”的划分。这种四合院住宅的分布，竟成为明清北京城住宅区的主要特点，对于居民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一特点相沿至今，是北京城现代化的改造中引起居民和关心民居环境的建筑学者所最为关切的一大问题。

元大都宫殿，上承北宋、金源，下启明、清，在宫殿制度上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对于了解我国古代宫殿制度的渊源演变颇具重要性。可惜大都元宫已毁于明永乐间营建北京宫殿之役，遗址压在今明清北京故宫和景山之下，虽钻探也没有可能性，更不必谈发掘了。所幸元大都宫殿的概貌，在史籍中有颇为详细的记载。(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一，(宫网制度)条详记了元大都大内、兴圣宫、隆福宫和御苑的情况，包括布局、相互关系和各重要建筑物的面阔、进深、高度的尺寸以及间数、层数。在这条末尾，录有一段虞集的跋记，略言“史官虞集日:尝观纪籍所载，秦汉隋唐之宫网，其宏丽可怖也。……集佐修《经世大典》，将作所疏宫网制度为详，于是知大有径庭于古也……”。据此，则这一条是从元代将作所专为编《经世大典》而提供的元宫概况材料中抄录出来的，实际.上是官方文书，故记载详密，也准确可信。《元史·文宗纪》载，天历二年(1329年)救修《经世大典》，至顺二年(l”1年)修成，可知此条所记是1329年左右元大都宫殿的官方记载，是我们研究元大都宫殿最重要的原始材料。其次，明初人萧询撰《故宫遗录》中对大都宫苑也有记载。据书前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吴节序，萧淘是在“革命之初(洪武元年，1368年)……奉命随大臣(徐达)至北平，毁元旧都(即移北城向南及改名北平府之役)，因得遍阅经历，……”。则知此书所载是元末明初易代之际(1368年)大都宫殿的情况。元中叶以后，对大都宫殿多有增改，以该书和《辍耕录》所载对勘，颇有不一致之处，在隆福、兴圣二宫和万寿山(今北海)部分尤多。但书中所载那些在《辍耕录》中有记载的部分，仍可与《辍耕录》互证，并有所补充。以这两种记载为主，再参证其他史料，可以对元宫殿有一个较清楚的了解。

元朝的建立过程是先于1234年灭金朝，占领华北、华中地区，建立蒙古政权，再于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国的。在灭南宋之前，已在至元四年(1267年)建大都城，至元八年(1271年)始建大都的宫城和官室。它的定都、建宫主要是依靠原金朝辖区的汉人文士和工匠进行的。所以从宫室制度和建造法式来讲，它继承的是金朝的中都和南京(汁梁)的宫殿而不是南宋。南宋临安宫殿规模狭小，很多属州衙残迹，对元宫没有影响。金在1127年灭北宋后，在中国北半部建立政权。它的文化远比北宋落后，故灭宋后把北宋宫廷官府的百工技艺之人全部掳了北上，为自己服役，先在中都(今北京西南部)建宫殿，以后又重建汁梁北宋旧宫。根据这些史实，证以现存少量金代建筑，我们可以确认，金代官式建筑是北宋官式建筑的延续，并有向华丽纤巧方向发展的趋势。元灭金时也是文化上落后于金的，在定都建宫之时，征伐行动尚未结束，还不能在文化技术上有很大发展，故其官式建筑也应基本上是金官式的延续，并增人一些适应蒙古习俗要求的内容。金元官式建筑和北宋官式建筑实是一脉相承。

通过上文的讨论，明显可见的是大都城的规划设计，既有所因袭，又大有创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把湖光山色，纳入城市布局的核心,这是传统设计思想的突破。其起点,可能与忽必烈个人流连于琼华岛上的水上景色有关。但是从此出发，到全城平面设计的完成，竟使太液池和积水潭的广阔水域，在整个城市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和最初见于《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理想设计相比较，可以说是一次重大的发展，俨然是体现了一种回归自然的思想，也就是道家所宣扬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一种具体说明。这样就形成了自然山水与城市规划的相互结合。

按道教文化、渊源于先秦时代，经过不断发展，逐渐与儒家文化以及佛教文化，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历唐及宋，又是三者在建筑上互相影响日益深入发展的时期。从道教宫观的建筑形式来看，一种是有明显的中轴线,左右建筑均衡对称的布局。另一种则是按五行八卦方位去确定主要建筑物的位置滌滜。前者融合了儒家思想,以强调对称整齐的布局来体现“礼制”的精神。后者，如在大都城的规划设计中所见，除去上述与自然山水相结合的特征之外，还反映了阴阳五行的学说。例如大都城的城门设计，东西南三面各有三门，而北墙只是二门,共计十一门。这与《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记城墙四面各开三门，共十二门，有明显的差异。推究其原因,就应与道家思想有关。按《周易》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滌滝。地之数,阳奇阴偶。取天数一、三、五、七、九,和地数二、四、六、八、十，这些数的天地之中和，即将天数的中位数“五”，和地数的中位数“六”相加之和为“十一”。这取象为阴阳和谐相交，衍生万物，天地合和,自然变化之道尽在其中。大都城既是天子王位所在，众生所依,自当被视为天地之正中。其全城设计，共开十一门，即是取象为阴阳和谐相交，衍生万物之意。至于南墙开三门、为奇数、即天数；北墙开二门、为偶数,即地数。也就是说，在方位上，城南方向为天，城北方向为地，城南开三门，城北开二门，并用此二三错综之数，以示天地相交，万物相合之意。

《元史》本传明确记载:“刘秉忠……初名侃，因从释氏,又名子聪。”这子聪一名，一直用到至元元年，由于忽必烈从其建言定都燕京之后才改名秉忠的。本传又称:“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於《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这是他初见忽必烈时的情况。当时忽必烈尚未继任为蒙古大汗，却已有进据中原之意,并立即交付给秉忠一项任务，就是要他在今滦河上游选择一处适当的地点，兴建一座城市，显然是要作为南下的据点。

这就是《元史》秉忠传中所说的:“建城郭于龙冈,三年而毕,名曰开平”滌滧。。这也足以说明秉忠不仅博学多才，而且还长于实践，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上，也是早已有所表现的。这又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至元元年秉忠奏请定都于燕，随即诏改燕京为中都。至元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至元八年秉忠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其间详细过程，已见上文。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元之国号，源出《周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滌滪。这一事实，也就进一步使人联想到秉忠之营建大都城，在其规划设计的思想内容上，也必然有所考虑，可惜史文缺载。秉忠在精通儒家经典以为治国之本以外，在个人生活上又有自己安身立命的爱好。这在《元史》本传中就有如下的描写说:“秉忠自幼好学，至老不衰，虽位亟人臣，而斋居素食，终日澹然，不异平昔，自号藏春散人”。这藏春散人的名称，正好说明了他赖以自持的道家思想,所著传世诗集，后人为之整理刊印，即题作《藏春集》。

总之，元大都作为外来名族统治者中央集权的根据，结合汉族文化传统，建功立业，功不可没。进而奉命营建中都，又奏建国号曰元,并以中都为大都遂为今日之北京城奠定基础。其规划思想，实乃溶合儒道佛为一体，而大都城之总体规划，适足以作为其思想意识的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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