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代诗歌繁荣之原因，在历来的讨论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人不同意唐代社会经济高涨与诗歌发展有联系的观点，认为这是将唯物主义庸俗化的一种倾向。有的不同意把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作为唐诗繁荣的条件之一，其理由是唐代的试帖诗中极少有像样的作品。也有在探索这一问题时，忽略了一些并非无关紧要的因素，诸如较多的出身寒微者得以参与政事，各种艺术形式的互相影响，以及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等。本文就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意见。
任何时代的文学艺术，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以及作家个人的生活态度、艺术技巧和刨作风格的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可以说是其中最先发生作用的一个因素，因为一定的经济条件，构成了一定的社会和文化产生发展的前提。比如在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下的原始社会，甚至在从那时以后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主要因为当时的人们几乎要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寻求食物，因而在文学创作上也只能“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编唱一些极其粗浅的歌谣，还谈不上刨作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他们在精神生活上与物质生活一样，是非常贫乏的。这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等。”恩格斯在论述十八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哲学情况时还说过：“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于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当然，我们绝不应该将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简单地看作是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
必然结果，因为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事业之间又都在相互影响，并且影响到经济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无数的历史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往往在国家政局不稳，经济也遭到暂时破坏这种由盛而衰的特定情况下，具有敏锐眼力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却能够洞察问题的症结，并且鞭挞黑暗势力，反映进步主，因而同样写出了伟大作品的原因。这一点，战国时代的屈原、建安时期的氏父子，以及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白、杜甫，就可以作为代表。明人胡震亨大致看到了时代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他在《唐音癸签》中说：“唐至开元而海称盛。盛而乱，乱而复，至元和又盛。前有青莲、少陵，后有昌黎、香山，皆为其时鸣盛者也。咸通而后，奢靡极衅，孽兆世衰而诗亦因之气萎语偷，声繁调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骂者有之。王化习俗，上下交丧，而心声随焉，岂独士子罪哉!……不知僖、昭困蜀、凤时，温、、许、辈得少陵、太白一语否？有治世音，有乱世音，有亡国音，故曰声音之道与政通也。”虽不免失之简单，也不脱儒教的窠臼，但他的确看到了时代盛衰对作家的重大影响。胡震亨还结合杜甫说明国家的苦难和个人遭际，往往构成产生伟大作家的条件。他说：“千载仅有杜诗，干载仅有杜公诗遘耳。凡诗一人有一人本色，无天宝一乱，鸣侯止写承平；无拾遗一官，怀忠难入篇什，无杜诗矣。故论杜诗者论于杜世与身所遘，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诗者实巧。”杜甫自己就说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等话；愈也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这种“愁思之音”、“穷苦之言”，往往是在国家、人民和个人的不幸中产
生的。可知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社会状况，必然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通过非常曲折的形式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去罢了。
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经过初唐认真贯彻“均田制”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终于出现了如杜甫诗中所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样物资丰盈，人民生活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也是唐诗产生的肥沃土壤。在这一背景下，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又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具体措施，就更为唐代诗歌的繁荣昌盛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显而易见，一项具体政策的得当与否，往往会对国家的经济、文化等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并非在某种社会制度下，统治者就必然采取某些看来是应该采取的政策。有利于事业发展的政策，只有它同时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又为当时具备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所认识时，这项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才成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在封建社会中，在大体相近的经济条件下，而文化领域的成就却有时悬殊很大的原因之一。
唐代所采取的有利于文化和诗歌发展的政策，主要表现在当时针对六朝以来的门阀制度，唐王朝沿袭隋制确立的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办法。六朝时期森严的门阀制度窒息了广大贫寒阶层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才能，使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永无出头之日。恶劣的遭遇虽然能促使他们接近并同情劳动者的不幸，但更多的人则由于生活的沉重
压力，而逐渐销蚀了锐进之气，中止了学习和创作。当时少数侧足统治集团的出身寒微者，充其量也只是寄人篱下，处于受屈辱的地位，因而他们不得不哀叹：“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公岂不伟，自首不见招。”唐代开科取士，不论门第高下，只要科考得中，即可被国家录用。虽然其中不无弊病，但广大庶族地主和出身寒微者总算有了进身之门。因而他们竞相努力学习，刻苦攻读，这无疑使全国的知识分子人数大量增加。这个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便是繁荣当时各项事业的雄厚基础。唐代科考分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而以投考明经、进士的为多。明经主要考试经义，比较死板。进士科自高宗、武后之后，加试诗歌创作(后来更发展到以诗赋为主。士人最看重此科，以进士出身为终生的光荣，因而投考的人也最多，正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七《出身授官》条所云：“史言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文献通考》：‘唐时所放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原注：‘《册府元龟》贞元十八年五月赦，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收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满此数。太和元年、二年、三年，每年恩赐及第四十人。二年正月，礼部奏请每年进士以三十人为限，从之。’”《唐摭言》也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当时以登进士第为“登龙门”，并形成了“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进士初擢第，
头上七尺焰光”等谚语。还有人专门辑录了历年考中者的，名为《进士登科记》。诗人孟郊屡试不第，痛心地哀叹：“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直到50岁时才得一中，他情不自禁地高唱：“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自居易27岁时考中，同样得意地说：“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由于投考进士科的人数很多，而录取名额又很少，比考明经要困难得多，因而唐朝山甫感慨道：“麻衣尽举一双手，桂树只生三十枝。”也出现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这些都表明了以诗取人的进士科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进士科主要测试诗赋，中间虽有变化，但很快又恢复旧制，这就大大提高了人们对作诗的兴趣。调动起了这么多人的积极性，而他们又普遍地比较接近社会下层，对国家政治中的弊病也比较敏感，因而就有可能和必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写出从容到形式都比较好的作品来。宋人严羽部分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他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虽然有些片面，但的确看到了这一制度对唐诗创作的巨大影响。至于有人反对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