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禅宗
发布时间：2011-03-14 来源：文档文库
小
中
大
字号：
中国禅宗史元代禅宗宗教环境初探关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以往学者多关注汉魏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与发展、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宗派的研究以及明清时候佛教的一些新进展，也有很多相关著作的诞生，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陈寅恪先生三部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所收录的一些文章，还有宗教史专家陈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等都是研究佛教史的经典之作。胡适也认为：“锡予（汤用1彤）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按：即佛教史）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可见这些时期佛教研究的辉煌业绩。但相比之下，元代，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的佛教研究则较为薄弱，仅234有《元史释老传的研究》、《江南古佛（中峰明本与元代禅宗）》、《中国佛教史（元代）》等几本专著。本文主要对元代禅宗发展作一个大概介绍并分析元代这个特殊时期的宗教环境。
（一）
禅宗传入中土以后，至中唐形成五家分灯、群星璀璨的鼎盛局面。两宋时期，五家之中以临济宗最盛，曹洞宗次之，因此有“临天下，曹一角”的说法；法眼、沩仰、云门诸宗，经数传后便逐渐式微。元代基本维持这种状况。 1、北方禅宗发展
在元初，受整个政治环境的影响，禅宗在北方曾经一度兴盛。
临济宗在北方以海云印简禅师为代表，他在元兵攻略时因服侍其师中观而未能逃脱，为元军所掳。中观圆寂后，又参中和禅师，受蒙古统治者尊崇，是为汉地佛教僧人中与蒙古贵族建立密切关系的第一人。临济一宗在元代北方的兴盛，与他的政治活动是分不开的。他接触统治者，无论怎样，在劝说他们接受汉文化方面确实是尽过力的。海云禅师门下有嗣法弟子十四人，其中以赜庵儇、可庵朗最为著名。赜庵儇后传西云安，至大二年（1309年），武宗赐其“临济正宗”玉印，封其为荣禄大夫、大司空，并命赵孟頫撰《临济正宗碑》，以记此事。可庵朗有俗家弟子刘秉忠，是元世祖忽必烈身边重要的政治家，“以天下为己任，事5无巨细，凡有关国家大体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听，帝宠任愈隆”，对这一系持续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
6然而也应该看到，虽说印简“能系祖传以正道统，佛法盖至此而中兴”，在统治上层也有相当的影响，但临济宗在北方始终难以与曹洞宗匹敌。
降至元世，曹洞一宗发展依旧生机勃勃，以万松行秀一支为个中代表。行秀在金元之交7以“儒禅兼备，宗说精通，辩才无碍”著称，吸引了金、元众多官僚、士大夫，尤其对契丹后裔、儒家素养很高的耶律楚材影响最大，他可以称得上是佛教的内外护。行秀的门徒众多，得法者一百二十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与元王朝有直接联系，影响最大的有林泉从伦、华严至温和雪庭福裕等人。
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北方禅宗与统治者联系紧密，但是，在元朝重教抑禅下受打击最重的 12 《胡适的日记》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5，第526页。 日本野上俊静，《元史释老传的研究》，野上俊静博士颂寿纪念刊行会1978年版。
3 纪华传，《江南古佛（中锋明本与元代禅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 任宜敏，《中国佛教史（元代）》，人民出版社，2005。
5 《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刘秉忠传》，中华书局，1976。
6 赵孟頫《临济正宗之碑》，《松雪斋文集》卷九（四部丛刊本）。
7 耶律楚材，《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湛然居士文集》卷8。
中国禅宗史
是北方禅宗，此后基本消失，而南方禅宗却能保存实力，未受剧烈的变化。 2、南方禅宗发展
南方禅宗大多属临济宗，分别出自绍隆和宗杲两系。宗杲弟子育王德光之后，出现了出现了灵隐之善和北磵居简两支；绍隆的再传弟子密庵咸杰之后，出现了松源崇岳和破庵祖先8两支，这四支构成了南方临济宗的主流，总体可归为功利禅和山林禅两种。功利禅指以功利为目的，积极靠拢朝廷，凭借政治权势，带动自身发展的派别，其代表主要有之善系和居间系，以及崇岳系的清茂、守忠等人，古刹寺院主要有这群人把持。山林禅与此相反，大都隐居山林，不为世所知，部分活动在民间，影响很大，但拒绝应征，与朝廷官府关系疏远，最重要的代表是祖先系。 （1）之善系
妙峰之善禅师是宋代临济宗大慧派耆宿，门下出有东叟仲颖和藏叟善珍两大上首弟子。东叟仲颖传给了一山了万，藏叟善珍传元叟行端，这两人都是元代唱导一方的临济宗之善系的重要人物。 （2）居间系
与妙峰之善同处佛照德光之门的有北磵居简禅师，后传衣钵至晦机元熙，元熙不愿为蒙元朝效力，归隐江西。他的门下英才众多，其中佼佼者有宝洲觉岸、梅屋念常、东阳德辉、笑隐大等，其中以梅屋禅师最为称道。 （3）崇岳系
松源崇岳嗣法于虎丘绍隆之法孙密庵咸杰禅师，他的门下有古林清茂、昙芳守忠等人，与朝廷关系密切，是“道契王臣”之人，在金陵地区尤为活跃。 （4）祖先系
祖先系是元代禅宗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支派，始于始祖破庵祖先，他也受法于虎丘绍隆之法孙密庵咸杰禅师，绍其传者有石田法薰和无准师范，他们的后续门人中重要者有高峰元妙、中锋明本、天如惟则、千岩元长等。这些禅僧通常接受下层民众的布施或自力更生，维持生计，不依赖朝廷，因而他们最为显著的共同特点是与元王朝关系疏远，不出山居达数十年，与山林为伴，和外面结交权贵的住持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南方是临济宗的天下，但也有一些曹洞宗僧人在活动发展。元代南方曹洞宗大德均出自直翁德举一系，直翁德举座下有东明慧日、云外云岫两位高足云外禅师嗣法弟子有无印大证和东陵永玙等人。
（二）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都认为，元朝在极力推崇藏传佛教的同时，对各种宗教均予保护，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减免各教赋税，免其杂泛差役，给予神职人员优于一般平民的社会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宗教政策，元代各种宗教都兴盛起来，这种兴盛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著名的华裔澳大利亚学者柳存仁先生也认为“元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调和及同化的伟大时9代”。的确，无论从统治者角度还是从宗教方面，也有很多例子反映这种融合。
1219年，派刘温召请全真教领袖丘处机(1148—1227，表而上是对道教长生之术感兴趣，实际上深层原因则是利用丘处机作为全真教领袖的地位和影响为他的统治服务。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对道教的态度，与成吉思汗如出一辙，他在给道士尹志平、李志常下的圣旨《崇10道碑》中说：“我于合刺和林盖观院来，你每拣选德行清高道人，教就来告天住持。”从中早期的蒙古统治者对道教的尊重，当然内在是出于政治的考虑。 89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第484页。 柳存仁，《道教史探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9页。
10 元太宗，《崇道碑》，《全元文》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123页。
中国禅宗史
成吉思汗在与全真教交往的同时也很留意中原汉地佛教禅宗僧人，临济宗僧人海云印简和他的师父中观曾与成吉思汗相见，这是蒙古贵族与僧人相见的最早记载。以后历代可汗，都对海云印简优礼有加：贵由即可汗位后，诏命印简统天下僧众；蒙哥再次颁诏，命印简负责全国佛教事务；忽必烈向其请问，专心受教；印简的再传弟子刘秉忠更是忽必烈身边的佐命之臣。此外，曹洞宗的耶律楚材备受成吉思汗、窝阔台信任，是蒙古汗国初期著名的政治家。
在教派之间，也可体现这种融合。元代的儒者士大夫多倾心于佛教，特别是禅宗。明本禅师曾说：“自佛法流布东土．士大夫咨参扣问，敲唱激扬，其盛于唐宋，而尤盛于皇元。”11禅宗中著名的僧人也多擅长诗文，如元至、本诚、明本、行端、惟则等人，皆以诗文著名。他们与文人互相交游，互相酬唱，成为一种风尚。有些人不但倾心于此，而且还落发为僧，如陈禅本为南宋进士，后出家为僧。
在佛教内部，也有这种思想的出现。当时在全国是密、教、禅、律四宗并存的局面，明本的看话禅充分体现了这一形势，认为这四宗都是“一佛之旨”，弘扬的都是“佛心”，所谓“密宗乃宣一佛大悲拔济之心也，教宗乃阐一佛大智开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庄严之12心也，禅宗乃传一佛大觉圆满之心也”，所以应该四宗平等，不应该有高下优劣之分。当然，明本所宣扬的四宗一旨说，其实是为当时出于劣势的禅宗鸣不平。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元代教派融合的背后，是明里暗里相互的斗争。自长春真人获成吉思汗接见后，全真道士一直得势，许多荒废了的佛教寺院落到了道教手中，僧侣们一直想重新恢复他们的统治，两教之间进行了多次辩论。曹洞宗万松行秀的两大弟子少林福裕、林泉从伦，都是佛教方面直接参与这一事件的重要人物。宪宗八年（1258年），蒙哥皇帝，命各地僧道两宗到上都和林的皇宫聚会，围绕道教的《老君八十一化图》、《化胡经》等进行辩论，福裕和张志敬分别是佛道的“头众”，以佛教胜利告终，将道教强占的二百零二处佛教寺院、山林、土地收回。到至元十八年（1281年），以喇嘛教为首，对道教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清算，后来忽必烈下令，除《道德经》以外，其他一切道教经典全部烧毁。这场斗争以曹洞宗和喇嘛教的联合获得最后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而在佛教内部，也是矛盾分化严重。忽必烈上台以后，随着藏传佛教地位的提高，逐步确立了崇教抑禅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