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和他的《武汉记》

胡兰成和他的《武汉记》

　　李安的《色戒》让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恋情又被人拿出来炒得不可开交，据说是张在胡那里听说了中统女子郑萍如刺杀汉奸丁默村功败垂成一事，所以才有了小说《色戒》。由此追根寻源，认为张的小说志在为自己与胡兰成的交往演绎一个“说辞”云云。总之，影片《色戒》给予观众的诱惑力，远远超出影片的本身，张爱玲和胡兰成的一段乱世情缘，也就成为人们“今生今世”一个扯不断的话题。

　　曾经有朋友推荐《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两部书说：先前只知道张爱玲的文字好看，今天才知道胡兰成的文字也是非同凡响，其“知识”和“见地”更是在张之上，怪不得被张“青睐”……

　　这话，我信，但是，直到今天也没买胡兰成的书，对这人的印象实在是好不起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

　　即便如此，终究没能躲脱他的文字。

　　去年和出版社约定，写老武汉的故事，翻故纸堆，挖掘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以前的“陈年往事”。在文史资料中读到这样的记录：武汉沦陷之后，胡兰成在武汉待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后来，又在网上零零星星搜到一些相关记载：胡兰成将他在武汉的经历，写成了一部篇章浩繁的书——《武汉记》——曾经，他拿书稿给张爱玲看，张看了一部分就说看不下去……

　　《武汉记》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巨大的篇幅都写了一些什么？为什么张爱玲不愿意看完？等等的这些疑问，都让我对胡兰成这个人和他这部书生出兴趣。

　　关于武汉这个城市的过去，一直以来，写的人不多。1949年以前，中国的文化人多数聚集在上海和北京，那两个城市写的人多，从我小起，一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关注别人的城市，而自己的出生地武汉，因为少有人写，所以到头来连我们自己也懒得去关注了。也不是完全没有人写，例如郭沫若的传记三部曲，例如李六如的纪实传体小说，等等，都有提到过。不过，武汉，在其中（在这类书中），只是他们过往匆匆的“驿站”，对于这个城市的本身，写者并不太多着墨，除了胡兰成。

　　事实上，胡兰成在武汉，也是一个“过客”，只是，他这个“过客”与旁人不同。

　　1939年，胡兰成投靠汪伪政府；1942年，因为国际战事的观点不一，与汪精卫产生嫌隙；1943年，被汪精卫下令拘捕；1944年出狱，2月认识张爱玲，8月与张爱玲结婚，11月来到武汉，在汉阳认识护士小周；1945年5月与小周结婚；1945年9月离开武汉去南京；1946年在温州撰写《武汉记》；1947年7月与张爱玲绝决； 1950年离开中国大陆去香港……

　　这份“胡兰成年表”，记载了胡兰成在武汉居留的时间，仅只九个月，而此前，他在江浙、在上海生活了数十年—— 50万字的《武汉记》自然让人们认为，他在武汉的这九个月对于他的人生的“重要”，起码，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于是，有人把这部书的内容概括为胡兰成和周训德的罗曼史（由此解读张爱玲当年之所以对这部书稿的“拒绝”）——我认为这个“概括”很片面,说这话的人对胡兰成这类从乡间走出来的中国的旧文人缺乏基本的了解。在男权制“猖獗”的我们这个国度，但凡是一个有才学有志向的男人，都不会拿身边的女人当一回事，即使是张爱玲这般孤绝的奇女子又如何？何况是周训德那样无知无识的小女人？值得他胡兰成泼洒五十万字的墨？想来都可笑。

　　我猜：胡兰成的《武汉记》，其间的“浓墨重彩”只会落在他自己身上，以他自己的人生沧桑为书写主体，即使是写女人，这女人也只会是文字中的点缀，落寞文人身边凉薄的一片衬托。在这部厚书稿里，他会写他的一生，用倒叙的手法，从他的出生地一点点地写起，写他从乡间到城市，读书，做事，立志和做人。会写他因何走到现今的这一条被人唾骂的路，他一定会为自己辩护，说出好多道理来。会写他和汪精卫的决裂，和日本文人的亲和，过程及因果。会写他和张爱玲的相识，由此展示他的文学上的才气。然后才写他是如何来武汉，如何接手《大楚报》，写武汉三镇的风光景观历史人物，写汉口、写汉阳，写他如何在这个空袭警报悠长凄厉的战争城市惊惊惶惶地度日，如何挽住一个比自己年轻二十三岁的汉阳小女子借她青春的肉身来安抚自己暗淡冰凉的灵魂和身体。其实，我认为，他最想写的是他的抱负和野心，之中自然要涉及那一场波及世界及中国的战事，欧洲和美洲，英国和美国。中国国内，他自然要涉及日本人、重庆政府、延安政府，还有汪精卫政权，他会大谈他对时局和政局的看法，视自己为统观天下、统揽大局的奇才异士。其间，丝丝缕缕，绵延不绝的是他“生不逢时”的叹息。

　　回忆与联想，叙说与议论，家与国，人与事，思与行，在他文字中，都会翩翩然地出演，而武汉这一座沦陷之城，则是这一切言说的“大背景”——时代，还有环境，都是。

　　就这样，在网上找到《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的一些片章来读。

　　因为《武汉记》没有成书，我只能从《今生今世》的字里行间了解在武汉的胡兰成，反过来说，也是想从他的文字了解过去的武汉，虽然是他一个人的视角，但是，也是一个视角——八年沦陷，不是一个短的时间，作为城市历史的研究资料，《武汉记》应该说是值得一读。

　　1944年底，胡兰成从上海来到武汉，经营日伪刊物《大楚报》，白天，在江汉路胜利街口的报社上班（面对胜利街口左侧楼房，49年后改为店铺至今），晚上乘渡船过汉水，在汉阳县医院住宿。这段时间，他和小周两个人，游归元寺、游古琴台、游鹦鹉洲，从长江边玩到汉水边，这些，都记入了《今生今世•汉皋解珮》。这一篇章标题，用的是《列仙传》里的典故，比喻他的汉水之畔的恋情——这里，我们就不“纠缠”他和张爱玲分开两地“才只多久”这样的问题了——在这个篇章中，他将1944年冬天，和1945年春天、夏天的汉阳，描摹得如同世外仙源，例如下面句子：

　　“汉水本来碧清，与长江会合，好像女子投奔男人”；

　　“窗外长江接天，一片光明空阔”；

　　“先到月牙湖坐小船，撑入荷花深处，船舷与水面这样近，荷花荷叶与人这样近”；

　　“店堂外汉阳石板铺的街道，满是太阳，店堂里即阴凉疏朗”……

　　抛开他一生的是非来看他的文字，只能说，汉阳这一地的山川景物，种种的好处，都叫他写得尽了，自他以后，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有如此的笔墨来描写武汉。

　　有人据此质疑：沦陷之地，战乱之时，哪来如此的良辰美景？岂不是在为日本占领军开脱？

　　 “取景框”原理，很简单的解释——胡兰成的笔下，战争的恐慌也有，1944年12月美空军对汉口的“报复性”大轰炸，他详细地叙述了在汉口铁路边遭遇的飞机投弹（文字间我注意到了他的“惊骇”，不光是他面前的死亡，还有即将来临的战后审判）。而与汉口一水之隔的汉阳，他所看到的“田园风光”可能是真的，战争的双方，硝烟炮火中的一片小小的间隙地，这样的情况也不是没有——《今生今世》中，他很着意描写这一点，例如古琴台听书、归元寺数罗汉、汉阳居民过年等等——他想汉阳，是乱世人的一处荫庇居所，与世界疏离，这一方的江山和美人、荷香和月色，都供他一时片刻休憩，于是就有这样的文字，忘乎所以的“闲情”“逸致”，只是心底凄惶不时地涌起，想掩饰都掩饰不住。

　　但是，令我感兴趣的，却是胡兰成在汉阳显正街天主堂的公开演讲，时间，1945年1月，7个月后，日本战败。

　　显正街是汉阳龟山脚下的一条古老的小街，当年曾经很热闹，青石板铺路，街边木门木楼的商埠和青瓦白墙的民居，1921年，意大利高隆庞传教会来华传教士爱德华•高尔文主教在街边修建天主堂，教内称高隆庞堂，因为位于当年汉阳西城门，民间也称西门天主堂，一座巴西利亚风格与哥特风格混合的建筑物，高高耸立在街边石质台阶之上。

　　那一年，胡兰成在这座天主堂，发表亡国论演讲，连续三天，题目是：延安政府往何处去？南京政府往何处去？重庆政府往何处去？讲稿内容依次在汉口报纸刊载——这是胡兰成来武汉之后唯一一次声势很大的举动，给我的感觉是“这人有点疯”——是他个人突发奇想，还是另外有人安排？我不得而知，1959年出版的《今生今世》里他丝毫不提这事，1946年写成的《武汉记》中他也许提到过。

　　2006年，我来到汉阳显正街，石扳路换成水泥路，木构架的老宅子没有了，沿街是简陋的水泥砖瓦房。找到高隆庞教堂，石质的建筑漂亮得令人惊讶，两座似乎在继续上升的钟楼，太阳西斜，光照摇落如梦，简直是巴黎圣母院的缩小版本，真不敢相信在汉阳旧城区隐藏着这么美的一幢建筑物。

　　在空旷明净的大厅里，和年轻的修女轻声交谈，听她讲述教堂创建者高尔文主教的传奇故事，靠墙正中的讲坛旁边，立着主保圣高隆庞的彩色塑像……

　　想起六十年前在此地演讲的胡兰成，猜测他当时也许是一种故作的高亢狂妄姿态，他说过，与汪精卫的失和与池田笃纪等人的交好，使自己今后更没有“退步之途”——当他在汉阳天主堂“慷慨陈辞”的时候，他的内心其实是凄凉恐惧的，他是一个太过聪明的人，自从日本向英美宣战的那一日起，他已经料到他今后的穷途和末路。

　　关于他这个人，很多的疑问都有可能在《武汉记》这整本书中找到答案，可惜此书至今也没见出版，推测分为几个部分成为后来我们所知道胡氏的几本名闻海内外的著作，其中自然包括《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

　　想当年，胡兰成在温州斯家的小楼之上，五十万文字的洋洋洒洒，撰写武汉的“山河岁月”，那是他“今生今世”的转折，所有的他曾经有过的幻想（狂妄的、温柔的，飞扬跋扈的、花团锦簇的）都在这个城市里毁灭了。武汉，是横亙他命中的一块石，异乡的孤旅，战乱的生死，停留在他的记忆里，一天，等于一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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